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象马丁。路德。金一样。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实,就是幸福。
幸福的主要特征就是它具有相对性。
中央电视台记者随机采访不同阶层的公民:“您幸福吗?”有的回答“幸福”,有的牛头不对马嘴而言他,大作家莫言干脆回答“不知道”,奇怪的是没有人回答“不幸福”。
物质世界是相对的,它所反映的精神世界具有同样的属性。幸福属于精神世界范畴,所以它是相对的。
为什么幸福是相对的?打个比方,一个没有裤子穿的人感觉不幸,但是当他得知另一个人有许多裤子而缺少一条腿时,他又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如果有个“专家”(比如找北大说人吃三聚氰胺没关系,因为排毒功能强大的某个教授。网友建议他家每人每天喝二斤那玩意儿以证明他那伟大发现的正确性。)要求没裤子的人:我给你十条裤子,但要你锯下一条腿来做标本。没裤子的人一定会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连说几个“不”字。再比如,记者恰好问到一个法轮功练家子答曰“幸福”,下边文章怎么做?过几天练家子受教育觉悟了,感觉练那个上了大当,又碰上记者问询,回答是“不幸福”,可该做出何等评估?
幸福的相对性表现在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时的矛盾性。清朝乾隆皇帝九五之尊,夏天有“奴才”打打扇子就感觉幸福。而现代人有了电扇还嫌不凉快,非要安上空调才善罢甘休。过两年空调升了级,又要换成高档的才感觉幸福了起来。这是时代、条件不同,幸福感有了不小的差异。
阿富汗难民与瑞典公民,虽处同一时代,一个性命堪忧,一个悠哉悠哉,幸福感真真差了十万八千里。
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幸福感也是相对的。如“减肥”问题。体重二百斤胖得发愁的人减下三十斤,幸福极了。体重一百斤感觉太瘦的人,又少了三十斤,成了皮包骨头的骷髅模样,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幸福的人。
国家和民族都有梦想,而为之奋斗的公民都有一定程度的幸福感。问题是这个梦想是相对的,有邪恶和正义之分。
日本曾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确认为“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这个“两最论”的确认,从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环境多灾,加上卑鄙无耻的国民性,它的梦就是实现军国主义。打出去,占领朝鲜半岛,中国,蒙古,东南亚,澳洲,还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它否认邪恶的侵略史,又不声不响地准备了一百多吨核原料,能把世界毁灭几十次,为什么?就等“东郭先生”们明白不过来的时候,一口吃掉整个世界。为之奋斗的军国主义分子这个“太郎”那个“太郎”们感觉是“幸福”的。
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抵抗日本侵略者,历史上和现在为之努力的各国人民的梦就是反对军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感觉幸福的。
对物质享受也是这样。赫拉克利特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人与动物也有分不太清的时候,例如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重庆大员们,“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过着糜烂的“幸福”生活。与之相对应的有狼牙山五壮士和八女投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共产党人方志敏书写了他的幸福观:“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鄙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现代人的幸福观也与上述情况有惊人的相似处。动辄贪污上千万上亿的官员,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幸福”生活,“四个老婆,十个孩子,”“二十几套住宅价值上亿,”“住宅比皇宫还要辉煌,”“多个情妇。”与之相对的是王进喜,焦裕禄,杨善洲们一心一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幸福观。
这就是幸福的相对性。
所以,爱因斯坦说:“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可鄙的。”
左拉说:“每一个人可能的最大幸福是在全体人所实现的最大幸福之中。”
这是名人论幸福所蕴含的相对性。
幸福是自我感觉。所以林肯说:“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而这种感觉是相对的:皇帝有皇帝的幸福,平民有平民的幸福。
2012年24期《读者》刊登了刘植荣的文章“幸福究竟在哪里?”作者运用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诠释幸福,一层一层从低到高发展。这个观点也正好说明了幸福的相对性。
有一天我们走在大路上,权威人士如中央电视台记者冷不丁地问一下子“您幸福吗?”再来个现场直播上电视,这个回答是很让人为难的:说幸福吧,又有不幸福的地方;说不幸福吧,又有幸福的地方。你说怎么办?即便勉强回答,有的说真话,有的说假话,有的说半真半假的话,有的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愿说,有的装聋作哑,有的说不知道。真真难死人了。
问题是幸福具有相对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是幸福和不幸的统一体。所以,这样的问询还是不问的好。否则,让人觉得奇奇怪怪,有以偏概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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