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们对大自然一直是怀有敬畏之心的。那些来去无影踪的风雨雷电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让人怵惕惊惧不已，它们在有助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常常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而我们对它们竟然没有丝毫的办法，比如暴雨成灾、雷击屋塌。基于此，我们对做恶者最大的心理诅咒就是“天打五雷轰”。为完成这一“心愿”，我们还臆造出一位“分管”这项工作的神仙并给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称其为“老天爷”。
　　
　　在“无知者无畏”的岁月里，我们凭空生发出了“人定胜天”的豪情，似乎我们的能力已经达到老天爷所不能及的程度了。可惜，这种癔症很快发作过去，重又回归理性，敬畏大自然。在经历过几年的狂飙突进后，重新对老天爷生出敬畏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自然灾害在现实条件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无法更改的。同时，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可观”的：据国家原统计局局长李秋瑞研究，在我们豪言人定胜天的那些年，也就是1958-1963年，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其中主要的原因按照刘少奇的评价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目前我们对老天爷工作的评价经常会涉及两个词：一个是“天灾人祸”，一个是“风调雨顺”。前一个是我们生活中面临的灾难，是不愿意遇到而遇到的问题，归责时我们将责任留给自己一部分（人祸），另一部分送给了老天爷（天灾）；后一个是我们心向往之的，也就是天随人愿的时候，将功绩统统给了老天爷。仔细琢磨一下，评价老天爷，“有失误也有成绩，但成绩是主要的”，这应该是比较公允的评价。不然，他也享受不了“爷”的待遇。
　　
　　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越来越趋于全面和理性，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于人类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比如人工增雨。到了天气大旱、庄稼喊渴的时候，抓住适当的时机，通过向天空中的云气团发射碘化银之类的化学物质，使云气凝结成雨，降落地面。比如，我们面对滔滔洪水，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碰巧，风停雨住，措施生效。这些时候，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其次想到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决策有据、指挥有方、方法得当、措施得力、在弹冠相庆、举杯言欢的时候忘记了身后还有个老天爷在。也正是这种膨胀心态，我们又一次撼动了老人家的地位，使之成了一位不识时务的“老爷子”：只要是久旱后有甘霖，必然有单位或者个人站出来说：我们抓住了有利时机，实施了人工增雨作业，解除了旱情。而如果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对老天爷的评价是“天公不做美”。“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来了”。
　　
　　成绩是我们的，失误是老天爷的。这种思维形成定势后，不仅仅在农业生产领域，甚至连豆腐渣工程、危楼、安全生产事故，老天爷不但要负“连带责任”，有时候甚至还成了“肇事者”。
　　
　　可怜见，我的老天爷。
　　
　　我们说某人不地道，会说他“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里的“天”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天爷。之所以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想，恐怕是欺负老天爷不会出面跟我们理论而已。
　　
　　没有谁见过老天爷，但正如“谁见过风？（没有人见过风，但）枝头叶儿抖动时，那就是风在移动”。当我们一次次地面对土地冒烟、家成泽国时，谁又能说不是老天爷在对我们的大不敬“抖威”呢？
　　
　　为了将功名归于个人和单位名下，有问题时拉老天爷出来顶罪，没事时让老天爷处于“失业”的尴尬境地。老天爷天上有知，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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