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与秦桧永远是历史上最热门的人物，关于忠臣与奸臣的话题也永远令人瞩目，但很少有人把这个故事放倒大历史的环境中去思考，也很少有人追问它对当下的现实有何种借鉴意义。事实上，岳飞与秦桧的斗争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里屡屡出现的一个程序化症结的具体表现，那就是文官与武人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以及他们的冲突造成的国家能力的损害。这种症结贯穿了中国历史，也极具中国特色。一般来说，文官攻击武人的理由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武人粗鄙而缺少文化，头脑简单迷信暴力；武人多暗藏野心，拥兵自重，总是试图造反或是割据一方。而后者的说服力最大，也常常被使用。在文官与武人之上，皇帝是他们共同的最高领导，他的性格和喜好是这个游戏中最大的变数。

 

    我们看到，当天下局势比较平静，武人中又无过于突出的人物时，文官们满足于攻击武人的文化程度弱点，从而达到压制贬低他们的目的。这种文武之间的矛盾为何不可消除，并且看上去总是文臣采取挑衅式的攻势呢？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抑武重文基因，比如修文德以服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还有传统性的文化优越感等等，练武人本身也对自己的职业和价值有某种自卑或疑虑，他们以能被称为儒将为荣，更不用说好男不当兵的俗话了，这足以另写一篇贴子来论述。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至于对武将的轻视与怀疑成了一些文臣下意识的自发行为。在一个朝代的建立之初或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文臣们对武人的敌意会达到最高点，前者有一批打天下的宿将，后者则容易突现职业军人的重要性，在这种时刻，文人们就会采用最有杀伤力的质疑武将的忠臣来作为武器。当帝王的性情比较多疑，或存在强烈的危机感，这种质疑就会和君王的内心产生共鸣，武人的厄运也就不远了。

 

    除了岳飞以外，我们还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今明一代，就有蓝玉，许达，袁崇焕，左良玉等。这些文武之间的尖锐冲突对国家力量造成的损失是极为巨大的，尤其是政权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候，它足以使本来尚可维持的局面一下子糟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地指责那些文臣的愚蠢举动误国而已，还应该看到它所折射出的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深刻原因。岳飞的悲剧结局，也要从这个角度思考，因为宋朝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抑武重文最严重的朝代，也是最为积弱的朝代。号称一根杆棒打平四百军州的宋太祖是职业军人出身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利于武装力量建设，武人最没有地位的体制，岳飞身为一军之帅，却被朝中摆弄于股掌，除了性格因素，体制缘由不可不查。

 

    说到岳飞这个人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讲，他的光环基本上是后人擅加的，因为这种悲剧英雄不仅符合统治者也符合平民百姓的胃口。以军功而论，与他同时的将领中以镇守陕南川北鄂西一代的吴介吴麟兄弟最大，韩世忠居次，岳飞最多列在第三，吴介吴麟兄弟在和尚原等大会战中击败兀术，粘罕等金军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挫败了金军从长江上游迂回而下的战略。历史证明，由北方征服南方，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条路线。韩世忠的重要性在于他有一支水军，对不习惯水战的金军来说，黄天荡绝对是个可怕的教训。韩世忠的部队基本上可以完成对长江下游正面的防守。岳飞和他的部队则只能称之为一支机动性的奇兵，他没有组织过像西线那样规模浩大的大兵团作战，后来的演义夸大了他的战史。但由于他的地位在战略意义上非同寻常的河南安徽一带，因此给金军带来巨大的牵制作用，如芒刺在背的感觉，金军无论在西线和东线发动战役，都必须考虑岳飞所部对侧翼的威胁，这也是金人希望假宋人之手除掉岳飞的原因，不过，岳飞所部的存在与否，兵不足以改变宋金之间随后到来的战略相持态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岳飞在宋金战争初期的真实作用。至于北伐云云，毋宁说提高士气恐吓敌人的宣传手段，仅岳飞的一支偏师，如何直捣黄龙？战争不是两战将打了几十回合，赢者就算胜利这么简单，它需要巨大的物资准备和长远的战略计划，而岳飞无一具备。当年南朝宋的刘裕大举北伐，号称气吞万里，仍旧因气力不济而中途收场，更何况此时的双方态势对比是金强宋弱。

 

    那么，为何像韩世忠或吴介吴麟兄弟这样的武将能在文臣的敌意下生存呢？首先，这证明了他们不可或缺独当一面的地位，其次，他们的性格要比岳飞更少锋芒，出事也更圆滑。宋史载吴介对岳也很钦佩，特意叫人护送他挑选的一位美丽歌姬赠给岳飞，岳飞却拒绝了。吴介吴麟兄弟懂得这一套，就会活的更容易一些，此道理古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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