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星星

                                                                                                                                                                                                                                            —土方之争

  平凡人大约只会有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给予平凡人的大约只有平凡。幸运的是，上帝是公正的，他使平凡人在平凡的世界里彻悟出一些不平凡的道理而终生受益。这些道理却使“不平凡人”难以幸运地体验其中的韵味和奥秘。

  黑龙港流域人民公社时代的一个小村庄，“文革”如火如荼，折腾来折腾去，弄得全村上下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你整我我整你，你我都挨整；你上台我下台，你我都下台。结果是盐碱地一片连一片，不毛之处一望无际，庄稼像小秃脑袋上的头发，稀稀拉拉。当官的不怕，老百姓惨了。不怕欠年，就怕连年，人人饿得皮包骨，三根筋挑着一个头。吃饱肚子成了第一件大事，也成了第一件难事。1972年7月末，天热地冷，秋收无望，碌碡不翻身。村里人有的开始出去逃荒要饭。那一年，笔者十七岁。

  一天晚上，四颗年轻的脑袋凑在一家煤油灯照耀下的一张破桌子边，商量着一件大事。

  “咱得想法挣点钱，全家人饿得前心贴后背哩。”发出声音的人名叫“老河”。“老”是成熟之谓，年龄只有二十一，但在这四人中算是年龄最长的。

  四人中一人是我，还有两个，一个叫“白鸡”，一个叫“黑蛋”，都是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四个人的共同特点是皮包骨头，瘦得不像话。不同点是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可以叫做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老河的伟大号召发出后，另外的三颗脑袋都毫不犹豫地使劲往下点了好几下子，表示完全赞同。

  “怎么挣钱？咱去偷东西？”白鸡使劲睁眼睛顶多也就像“佛佛”眼，睁不大开，小脑袋，细眉毛向上耸得老高。

  “抢东西？”黑蛋接着问。这小子脑袋大没脑子，五短身材，皮肤黝黑，净是骨架子，面目不丑，显得无限天真。

  “不行！”老河坚决否定，活像个有点正派的哲学家，“咱干事不能缺德带冒烟。咱们凭力气挣钱。”

  “怎么挣？”这是我的疑惑。

  老河说：“我想了好吧几天，咱去衡水西边地区窑厂打土方。有个亲戚在那儿干过，只要肯吃苦，能受罪，一个月一个人能挣七、八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其余三个人惊得几乎合不拢三张嘴吧。那时能有这个水平的薪水，比县官儿还高哩。

  “行！”惊讶了三分钟的三颗年轻脑袋统统使劲往下点了好几下子。

  本村距衡水地区窑厂四十里。第二天，四个人出现在厂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个叫李南信的五十多岁的矮胖汉子，黑黑的，第一印象是肥头大耳，横长竖短，像头养够了年头正准备出售的大黑猪。一进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交叉着翘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双赤裸大号脚丫子，脏里吧唧，臭气熏天，正好挡住斜仰在办公椅靠背上的主任脑袋。我们四人左、右侧身摆动一番，注意核准角度，加上头部适当转动，才略看清楚：主任脑袋像颗大猪头，高颧骨，蒜头鼻，粗眉毛，短头发，胡子拉碴，大厚嘴唇叼着一支高档香烟，吐出的烟圈一串连一串，技术不低。

  “你们几个想干活？”主任的胡萝卜粗的手指头拿开香烟，腔子里发出了主人公般的声音。这时刚能看清这人的眼球在眼眶里叽里咕噜乱转。

  “想。”领头人老河回答只一个字。

  “你们会干什么？”

  “打土方。”

  “行！”李主任非常痛快。也许正好缺少打土方的窑工，而我们四个自动送上门，他算作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主任话锋一转：“咱丑话说头里，秃子领着瞎子走，先明后不争。工钱是一方土八毛，没说的。只是干活伤亡厂里不管，个人负责，凭运气。同意就干，不同意就滚蛋。”

  “行。我们不怕死，没钱没粮也是死。死不了挣点钱，一家人兴许能活哩。”老河应对。其实在这儿应该直说一个“行”字即可，跟这种货色说那麽多体己话有屁用？

  “着！”李主任双掌一击。

  “周兴兴！”李主任向门外一声呼喊，进来一个浓眉大眼棕色皮肤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看着比我们大些，好像是个小工头。“带他们几个领两辆小拉车和两个挂钩，记一下名字，让他们去拉土方。”

  “好嘞。”周兴兴答应着，领我们走出办公室。从开头到末了，李主任那双放在桌子上的大脚丫子也没挪地方。这种外交礼仪，不知道是从哪个国际“接轨”来的。关于周兴兴，后来才知道，窑工们叫这个小头目“大猩猩”。

  “窑地的饭，拿命来换。”这是凡是窑工都知道的一句俗语。这个领域，不光流汗，还要流血。不是无路可走的人，谁都不会到这种鬼地方讨生活。

  今天的衡水城西“怡水公园”，占地四百余亩，有三湖三岛十桥之美景。须晴日，水光粼粼，风景如画。节假日里，游人日辄数万。常见几多红男绿女，勾肩搭背，摇头晃脑，风姿绰约，个个喜气洋洋，未知天下还有“劳苦”二字。他们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倒退四十年，这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制砖厂，上万窑工流尽了血汗，挖成这几个巨大的人工湖。原来只是大水坑，改革开放后改造成了公园。

  那时地区砖厂的生产“流水线”，多半还依靠人工，机器只管制砖那道工序。首先要堆起一个十几层楼高有几千万方土的大土坨，从南边取土上土，北边用土制坯。摆成这种阵势的妙处是用土从高处落下，不同层次的土种自然混合，砖坯土质构成均匀，质量稳定。如果用机器把土搅拌均匀，成本高老鼻子了。当然，堆这个“大家伙”土坨要用大批窑工像蚂蚁堆山一样堆起来。多数大型砖厂都这么干，现在有的砖厂还是这样。

  土怎么运到坨顶呢？那时的地区砖厂已初步堆起了土坨，南边一条上土的斜坡道，坡道上部安装一台大功率卷扬机，与坡道下部的固定滑轮组用粗粗的钢丝绳连接，机器一开，钢丝绳不停地快速向上转动。打土方的窑工一人驾着装满土的小拉车，另一人拿着铁钩，二人一组。铁钩下边与小拉车用一条细钢丝绳连接。二人运土到坡道下部，拿钩人凑近向上转动的铁索一下勾住，小拉车就被铁索快速拉上坨顶。到坨顶后拿钩人要迅速摘钩，驾车人迅速向左拐弯，（因铁索在右边），把土运到坨顶北侧卸下，（下面是取土制坯的窑工在不断用土），这一车土的工作周期就算完成了。

  这一车车土的周而复始，不但需要窑工们挥汗如雨，还有两个致命危险：一是卷扬机把小拉车刚带上坨顶的一刹那，拿钩人必须摘下铁钩，驾车人迅速转弯，时间要分毫不差。早一点车上不来，晚一点连人带车就会撞到卷扬机上，车毁人亡。二是小拉车在斜坡道上，铁钩一定不能滑钩，如果这时候铁钩摘下来，载土重车就会顺坡道从上往下猛冲，撞上后边一拉溜向上运土的小拉车，两车相撞，下边的驾车人夹在中间，瞬间挤成肉饼。我们打土方的第一个月里，由于上述两种事故死了八名窑工。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怪不得上工伊始，李南信主任说那样的话。

  我们还算幸运，一个月下来，毫发无损，每个人挣了八十多块钱。把钱拿到手里，谁也高兴不起来。那撞死窑工的血淋淋场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让人恐惧的是：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就因为这个使人不寒而栗的原因，我们的头头老河辞职走人，不干了。宁可穷死，也不愿撞死。剩下我们三个人，反复讨论，深入研究，一致意见是：接着干。宁可撞死，也不愿穷死。

  三个人还是两辆车。一人挖土装车，二人往土坨上运。一趟回来，刚刚装好，倒也不耽搁事。

  派挖土的具体位置大有学问：土都是八毛一方。谁离土坨坡道远，谁运土就费劲；反之则省劲。谁能占近一点的地方呢？这要有“背景”，比如砖厂各级头头的亲戚朋友；再有就是脑筋灵活，经常给他们“意思意思”的人。我们几个穷鬼一没有“背景”，二不会“意思”，只会被分配到离土坨坡道最远的位置。

  土方计算一月一计。计算方法是初级算术的立方公式：长宽高相乘得积，再乘以八毛钱，就是一个月的工钱。我们三个人平分。每人每月大约能挣八十元左右。

  量土方更有学问：因为长宽高都能造假。窑工上千，方坑遍地，谁也不会记得特别清楚。把临近的旧方坑与自己新挖的方坑连起来，长宽就多一些，这是长宽之道。高也有办法：在方坑中间留个墩台以备量高，活少干一点事小，墩台多么高事大。于是乎把墩台上面造点假土层，拍瓷实后四面刮光亮，神仙也看不出机关来。当然，造假不能太过分，要不显山不显水，捞点就行。

  管量土方的就是前边提过的年轻人“大猩猩”。经一段时间观察，加上窑工们评价：这个人不错。他经常与窑工们聊聊天，拉拉家常，有时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听到窑工家中的心酸事，表情常显凄楚难过。听别的窑工说，他见到窑工伤亡，背地里偷偷抹泪。量土方时，他似乎是个“傻蛋”，长宽高有点假，他一点也看不出来，照量不误。往深里想一想，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心里明镜似的，什么都知道，是在“装糊涂”。这不，量方拉皮尺，故意拉得很松，以便计方多一点。记上账后，“大猩猩”总是飞快瞭几个窑工一眼，显出一点狡猾的笑意，不认真观察揣摩还真看不出来，他实际上是在用心在与窑工交流：我知道怎么回事。正因为有了这个善良年轻人的宽容，我们的工钱每月总有八十多块，比实事求是干出来的应该高一点。当时这点钱可是救人生命的钱。

  不论什么年代，世界上总会有好人，“大猩猩”算一个。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无孔不入，事情总会有另外一面：好人不长久。我们打土方的第三个月初，“大猩猩”被调整了岗位，下到车间去了。这个“肥缺”让一个叫“李大头”的顶替了。听说是厂办公室主任李南信似乎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土方的工钱支付偏高，影响了卖砖利润，于是拿出了自己的“心腹”，让他亲侄子李大头把持这个卡嗓子眼的关键岗位。

  李大头脑袋大，五短身材，没有他叔叔那么胖。还有就是他叔叔大眼睛，他是小眼睛，小到眯成一道细缝，你就是拿着手电筒对着他那两片半月形鼓眼泡使劲照，坐准也不会看到眼球。当然谁也猜不透他那大脑袋里到底思考或研究着什么。这个“眯眯眼”与“大猩猩”不一样，与窑工从不攀谈，有人试着敬一敬烟，立马遭到拒绝。这小子整天在窑厂的土方工地走来走去，好像一只警犬在寻找猎物。

  很快，问题出来了。月底量土方前，我们把一个四平方米的旧方坑与这个月新挖的连在了一起，总计大约有三百多方。量方那一天，尽管“眯眯眼”把皮尺拉得楞紧，还是足足三百一十二方，李大头也记在了本子上。这时，他并不走，而是从兜兜里拿出来一个放大镜，在我们的方坑里一寸一寸地仔细照，像现在的大收藏家鉴定出土文物。功夫不负有心人，照了四十分钟，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在挖下的方坑壁上找到了小指甲盖大小的一块旧土痕迹。这是个常识，新土旧土有区别，旧土经一段时间风吹日晒，表皮会起“包浆”，而新土则没有。这个道理我们何尝不知？只是用铁锹“修理”旧方坑时，不小心落下了那么一点点，正好被“眯眯眼”逮个正着。他把花生米大的一块土疙瘩抠下来，拿在手里倒来倒去以表示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得意洋洋，其实，这个动作经后来的事证明：愚蠢。

  “这是什么？”李大头问。

  “土。”我说。

  “土？怎么是旧碴？”李大头拿住了带把的烧饼。

  “谁说是旧碴？那一面不是新的吗？”当然，刚抠下的旧土背面是新的。

  “我说的是这一面。”李大头有点急，把那块土这手倒到那手上，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指着那块旧痕迹。

  “这一面？谁知道是不是你摁上去的？”这一会儿，周围集聚了很多人。那块土只有花生米大，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倒来倒去碎了。物证破坏，我们更不怕了。

  “我不和你们吵，我向领导汇报去。”李大头稳操胜券，不再和我们争执，一溜烟跑去找他叔去了。

    一会儿，李大头迈着四方步来了，用手指头指着我们三个：“你们几个立马到厂办公室我叔那儿接受审问。”

  “去就去，谁怕谁！”我们三个嘟嘟囔囔，磨磨蹭蹭跟他去了。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时心里总有点虚。

  进了办公室，李南信正襟危坐，不再用大脚丫子致欢迎辞，而是摆出了县太爷升堂办案的模样。我们三个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浑身汗渍，一拉溜站在那里。

  李南信用牛蛋眼球放出凶光足足盯了我们三分钟，与电影里民警抓住小偷审问时的惯用方式一模一样。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到这里来吗？”这个“当头炮”也是学的民警那一套。

  “当然知道。”我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为什么？”

  “开工资呗。”

  李南信笑了，但接着脸就耷拉到了脚面上，一声吆喝：“想得倒美！还想开工资？你们的土方都是偷的。”

  “偷的？你家的东西才是偷的呢！那三百方土是我们流血流汗干出来的。怎么，想耍赖？想干活不给工钱？你说是偷的有证据没？”我们有点急了。

  “当然有证据！你们的方坑里有一块指甲盖大的土块是旧碴子，不是一个月能形成的。”李主任使出了“杀手锏”。

  “土块，旧碴子，在哪儿呢？”我也使出了“对花枪。”

  “李大头！”主任一喊，早在门外偷听的“眯眯眼”进来了。李主任起身走过去，叫上他侄子到办公室旮旯处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声音听不见，只看见李大头双手一摊，做了个唐老鸭的无奈造型，又见李主任急赤白咧口吐吐沫使劲谴责的样子。看来是说那块花生米大小的土坷垃“证据”问题。一会儿，李主任回到办公椅上坐下。

  “铁证是如山，李大头找见的。”话虽这麽说，李主任腰杆有点不硬了。

  “铁证如山？你那证据呢？”因为那块花生米大的土坷垃早成了粉末。这一回，该我们抓住带把的烧饼了。我心里有数：这样的“案子，”告到哪里人家也不会立案，那时的公安也正在闹“文革”，打倒一批，混饭一批，只有几个“造反派”坐堂，主要任务是注重“阶级斗争新动向”，根本不会搞鉴定。再说土坷垃“铁证”早没了。屁大的事算个蛋，没人吃饱了撑的管闲事。

  “证据，证据，没有个三脚猫、四门斗，敢和你们较真？告诉你们：在咱这个社会，在咱这个地盘，你们得闹清楚：领导的话就是证据，领导的话就是真理！”李主任真急了，抛出了尼采哲学，其实这昏头马脑的家伙斗大的字认不得两箩筐，根本不知道尼采是谁。不过没文化不影响有权有势耍威风。李主任郑重宣布：“我以砖厂领导名义正式宣布：一、开除你们三个厂籍，卷铺盖走人；二、扣发当月全部工资；三、开大会斗争你们。”他给定案了。实在说，他一个办公室主任根本代表不了砖厂，他实际不过是一个狗腿子。

  人胳膊拧不过狗大腿，我们三个灰溜溜走出办公室，周围许多围观的窑工露出了同情、遗憾的表情。

  后来，斗争大会没开成。听说厂领导不同意：一是物证缺乏，人证也是一面之词；二是窑工同情窑工，没人跟厂方穿一条裤腿，没有群众基础；三是土方都是偷的这种说法，逻辑上不通。万一斗争错了怎么办？于是斗争大会就没开成。也说明了李南信只是一个狗腿子，上面还有明白人管着他。

  开除倒不怕！不就是当不成破窑工了嘛，什么好活计！不挣钱还撞不死呢。此处不留爷，定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回家种地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正让人心痛的是那一个月的工钱。三百一十二方土，二百四十九块六，就算去掉偷的四方土，也该给三百零八方的钱不是？每个人能分八十二块呢。这可是整整一个月流血流汗干出来的啊！三个家庭等着用钱呢，等来等去一场空，还白白撘上了一个月的吃饭成本。真是赔大发了。

  那时，年纪轻，心眼死，认死理，钻牛角尖，脑瓜不拐弯儿。出到现在，再多的钱也不要了。那时不行，一定得要！干了活就得给工钱。再说那时家家太穷了，人穷志就短，八十多块可是个大数目啊！

  可巧，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雀儿，这事或许还真有点希望。因为黑蛋他爹认得李南信。岂但是认识，还救过他的命。抗战时李南信是八路军的“线人，”有一次李给八路送信，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一枪打在李的腿上，血流不止。黑蛋他爹是接信人，背着李往庄稼地里跑，后边几个日本鬼子追。跑到一片坟地，实在跑不动了，黑蛋他爹放下李，拔出驳壳枪，趴在坟头上，准备拼个你死我活。日本鬼子也是怕死的，一看这架势，谁不怕脑袋上穿个眼？于是撤退了。李南信算是捡了条命。白鸡和我听说有这麽一码子“硬关系，”觉得要回这点子钱，应该八九不离十。工钱一准能要回来，说不定那四方土的钱也不扣了。

  第二天，黑蛋他爹起个大早，借了辆自行车，直奔地区砖厂，见到了李主任。一说这事，李立马皱起眉头，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连说了三个“不行”，且一声比一声高昂。他说他的话就是“法律”，干活当然欢迎得很，工钱是断断不能给的。至于说抗战时的友谊和救命之恩，李说那是“应尽的义务”，“陈芝麻烂谷子”，不必再提了。黑蛋他爹说，李南信从头到尾，一直在办公椅上坐着，身子都没欠一欠，更别说站起来。那个大官摸样的威风劲儿实在是不得了。

   既然事情到了这儿，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当然我们怎么干，山人自有道理，不会和任何人商量。

  李南信可能觉得：我就这麽干，看你们几个穷光蛋还有什么高招？他可能以为：这事也就这么结了！

  以为是以为，可不知为什么李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据后来他的同事讲：从那以后，他总是夜里起来照镜子，一照就是老半天。他总说镜子里的人不像自己，而像一个鬼影。有时鬼影无缘无故恐怖地笑一笑，而他自己觉得根本没有笑。终于有一天，镜子里的鬼影“咯咯咯”笑出了声，表情狰狞可怖。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一回他确定他自己准准地没有笑，喉咙也没有出半点声音。镜子里闹得什么怪名堂呢？李有点害怕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不会早也不会晚，时辰是老天爷定的。秋末的一个黄昏，也就是黑蛋他爹从砖厂回来的第十天，太阳已落下地平线，把半个天空映得血红，预示着有血火之事。李南信大主任骑着一辆锃明瓦亮“飞鸽”自行车，自西向东下班回家，他家住在滏阳河东。一路上李哼哼着只有窑工们才会唱的黄色小曲：“楞里各鲁，愣里各鲁，半道儿上碰上个小媳妇，一头钻进小土屋，一边笑来一边哭……”。今天李显得格外开心，车把上挂着两瓶“衡水老白干，”后椅座卡着一条“大前门”，当然这都是“识相的”窑工们孝敬的。

  当行至一片高粱地中间时，李主任没碰上什么小媳妇，却碰上了一个矮个黑小子，李的脑子里飞快闪了一下：在哪儿见过！只一秒钟，前边又有两个破衣烂衫，腰系草绳的小伙子横在中间，挡住了去路。

  “下来！”李还没回过神儿，就被前边两个人的一声断喝吓了一哆嗦，滚下车来。

  “还认得爷爷们吗？”后边的黑小子说着，一边截断了退路。

  这时，李注意到前后三个人腰里都别着一把雪亮的镰刀。

  不用细猜，这自称“爷爷们”的就是我们三个。黑小子是黑蛋，前边两个是我和白鸡。我们早就踩好了点，李大主任几日几时回家，途经什么地方，一清二楚。路途中间的“青纱帐”也是我们选好的最佳地形。

  “你，你，你，你们想干什么？”李的声音开始哆嗦。窄路上碰上的“冤家”他岂能不认识？

  “劁猪！”

  “谁是猪？”李换有点不明白，不过肥腿在抖个不停。

  “光吃不干，养得又肥又胖，你看这儿有谁？”三个人叉着腰，边说脚边往前凑，把李铁桶般围在中间。表情嘛，李想到了半夜里照镜子，鬼影的狞笑。

  “扑通”一声，李大主任的腿不听使唤，膝下无黄金跪下，他明白过来了。一比三，养尊处优对阵臭苦力，加上年龄差距和兵器装备等诸多因素，假如演武打片，输赢立见分晓。李想试试？他不敢，李得另谋出路。

  “三位爷爷，爷爷，饶命，饶命，”李开始叩头，脑袋只往土里钻，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嘴里叨念着：“千万别杀我，千万别杀我。”

  “谁说杀你？我们只劁猪！”

  “劁猪跟杀我一个样，那不成了二尾子？”李弄不懂几个“爷爷”要给他动什么奇怪手术，反正有可能立马兑现血淋淋现实，吓也吓个多半死。吓！这小子连太监与“二尾子”都分不清，还当主任呢，怎么爬上去的！

  “爷爷，爷爷，”李不断叨念着，不断头拱着地，“杀我一个，等于杀两个。”

  “怎么讲？”我们停住了脚，喝问。

  “家有八十老母，无人供养，我没了老母就没了。”李说出了道理。

  我心窝里“扑哧”一下，差一点笑出声。历史总有相似的故事：眼前的情景，跟《水浒传》里李逵下山，真假李逵的“松林对”怎么那么像呢？后来经打听，果然李主任没有什么八十老母，只有一个母老虎般的老婆等他孝敬，跟李鬼家境差不多。

  “你小子忘恩负义，欺压百姓，贪污受贿，阴谋诡计，比猪都不如！今天不要你的大脑袋，只要你的小脑袋，割下来喂王八。”白鸡口才好，说起话来很有文辞，腥素搭配。我们两个架着胳膊，也拿出要动手的姿势。

  “是是是，别别别，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不起各位，不该忘恩负义，不该扣爷爷们的工钱。饶命饶命。我管你们叫亲爷爷。”李有点语无伦次，开始抽抽搭搭哭起来，后来愈演愈烈，鼻涕一把泪一把，四处乱抹像个大花脸，只有脑袋碰地如捣蒜一般没停下来。想不到在窑工面前不可一世的大主任竟是这样一个没有人格的“怂蛋包”。

  战略相持阶段持续了好一阵子。有人说马上“动手术”，也有人说看看局面发展再干家伙。

  “这样吧，”我学着领导口气做会议总结的腔调，又有民主又有集中，最后由我概括。唱戏总会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有理有力有节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哩。“这样，”我又强调一遍，“看你像个孝子，又口头承认错误，直叫亲爷爷，对坏分子也要‘给出路’嘛！你小子听着：今后不准欺负窑工，不准贪污受贿，不准高高在上目中无人。欠爷的工钱得补齐”。只到这时，我们也没把腰里的镰刀拔出来，就把这孙子吓成这样。

  “是是是，一定一定，谢谢亲爷爷。”李答应得挺痛快。看来“领导的话就是真理”的“科学定理”也有被推翻的时候。

  “滚吧！”黑蛋声音并不大。

  李大主任像接到了圣旨，连忙爬起来，扶起自行车，也没忘“老白干”和“大前门”，一脑袋一身子土，活像街上乱跑的疯子，跟头踉跄地滚蛋了。

  第二天，三个“爷爷”出现在砖厂办公室，穿着打扮与昨天在高粱地里一模一样，只是系腰的草绳只系腰，没有了镰刀。李主任显然换了一身新衣服，与昨日已有天壤之别。这时，殷勤地坐起身，笑容满面迎上来，只是眼睛闪过一丝惊恐。他像老朋友一样拿出一盒“大前门”，和电影里的汉奸差不多，点头带哈腰地给我们一人敬上一支，还亲自给我们一一点上。其实我们三个那时都不会抽烟，只是装模作样地抽抽吐吐，做出一副成年人的派头。李转身把李大头叫来，在耳朵边上叽咕了几句。

  “跟我走。”李大头叫上我们去了财务科。三百一十二方土，二百四十九块六，一分不少，兜里一装，走人。按理说，其中四方土不该算，那是偷的，不给钱也应该。给就给吧，只当孙子孝敬爷爷，要不就算利息，爷爷收着。这下子好，我们三个一人多分一块钱，剩下的零头六毛买了糖，其中两毛还是白得的呢。那时我们几个还没学会抽烟喝酒，吃糖就算作庆祝取得的“伟大胜利”。

  后来，我们分析这个“伟大胜利”的原因：第一条，李主任没有报警。一是因为“砸烂公检法”，没处去报；二是只要我们几个活着，就有碰上的时候，再碰上怎么办？不像现在，芝麻绿豆事也要找“110”。还有李也说了谎话：他哪里有八十老母哩？造假他也沾了光，不那样说真没准要当半辈子“李莲英”。第二条，李夜里照镜子，出现鬼人鬼事，这是上天神灵在警告他，可敢不听？第三条，我们三个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可能有点毛病，要说土方都是偷的，不大符合实际。他心里不是不清楚，是故意欺负人。第四条，这件事不能向上级报告。同事、窑工们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第五条，人的良心只要还没有彻底泯灭，就会记得抗战时，被日本鬼子穷追，黑蛋他爹拼命救下的恩情。现下，他儿子这么点事犯在手里，就不该放一马？

  不过，我总觉得：世界崇尚实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感情因素根本靠不住。李主任这种型号的人服下软来，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一样，真正感到畏惧的关键威慑力还是“劁猪”。这是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和人间真理。

  当时，这点钱帮了三个家庭的大忙，功绩不可磨灭。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从那以后，我们三个谁也没再见过李主任、李大头，还有那个善待窑工的“大猩猩”。时间太长了，想必李主任已经作古，他那“八十老母”母老虎媳妇算来也不在人世了。李大头、周兴兴都还好吗？真想知道。现在，国和家都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我们三个已今非昔比：白鸡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黑蛋是山西“煤老板”，早已腰缠万贯；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成了国家干部。我们的头头老河，一生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还是农民。当然，整天面对广阔田野，与绿色为伍，倒也自在平安环保低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汇集世间大小人物不同阅历证明一个道理：人都是可上可下之才，关键是目标、努力、机遇和胆量。

  八十块钱当时那么紧要，现在已不算一回事，抽盒好烟罢了。现今想事、办事处处稳重有余，冲劲不足，已没了当年闯荡世界的魄力和“杀气”，像带棱角的玉石山料滚到流动的河水里，慢慢磨平了锋刃变成“籽料”。时间就是厉害呀！根据这个道理，推而想之：现在蜜罐里泡大的一代，都像大个娃娃，从小就没长棱角，没经过残酷环境历练，一旦国有危难，能拿上台面吗？

  言归正传。我们三个从那一年春节开始，几十年如一日，总从四面八方千方百计奔回家乡，在大年初一中午跑到白鸡家聚一聚。年头多了，成了定例，没间断过。有时也叫上老河。说起当年真假李逵的“松林对”和“劁猪事件”，几个家伙总会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觉得那简直能算一件天下大号奇闻，等有一天作文作得词句能念顺溜能让人听懂时，一定要把这个写下来，告诉朋友们，让大家听听小人物的真实故事。

  “劁猪”事件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终生受益：人世间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为了荣誉和尊严，对坏人有时就要来硬的，家和国应是同理，不能一味退让；智慧运用恰当，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越是摆出天大臭架子似乎多么厉害的人，越可能是“纸老虎”；坚持下去，不轻言放弃，会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