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曾手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千古名篇《长恨歌》，但是没有写完。原诗120行，840字，毛主席只写了32行，224字，即从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始，到“惊破霓裳羽衣曲”止，往下就不写了。现该原件珍藏在中央档案馆，共十页，竖式草书，纸是白色宣纸。
　　毛主席酷爱中国历史文化，曾书写古诗文百余篇，但不写完的唯有《长恨歌》。毛自己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因此，引起许多学者的探索和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有关服务人员认为：毛工作太忙，因外事活动而中断，后忘记再续。
　　二、臧克家认为是“忙里偷闲，游目怡情之佳作”；“原诗太长，未能终篇，缺陷之美，弥足珍重”。
　　三、近人“麦田守望”认为“是感动于天生丽质的美丽和繁华盛世的欢乐，而不忍卒读美丽后的死灭和繁华后的衰败，是联想到‘我失骄杨君失柳’而痛楚，‘泪飞顿作倾盆雨’而不得不中断”。
　　这三种说法，很难让人心悦诚服，并未表达出毛之真意，有说忙有说闲互相矛盾。时间总会有的，一时忙过，后边还能抽空续写，忘记是不可能的；“缺陷之美”也讲不通，难道故意砍掉维纳斯的胳膊才会使得她更好看吗？缺陷就是缺陷，不能称美。至于把为国牺牲的杨开慧与蛊君乱政的杨玉环相提并论就更没有道理了。
　　毛主席胸怀天下大事，洞观历史兴衰，正视现实利弊，这才是毛的伟人品格和办事作风。
　　首先应准确认识《长恨歌》到底是一首什么诗？如果单纯地说它是一出凄美的爱情悲剧，那就太天真了。作者白居易的创作目的也不仅仅如此。
　　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白时年34岁（周岁，下同）。一日与朋友陈鸿、质夫相携游仙游寺，白挥毫写下《长恨歌》。当时，陈鸿即兴著文一篇《长恨歌传》以记述此事。陈在文中写道：白居易“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可见白创造《长恨歌》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王朝。从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国，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全盛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后武周乱政，继而失权，从705至712玄宗即位，七年之间，六次政变，五易皇位。李隆基当皇帝（27岁）之初，面临复杂、混乱的政治局面，急需拨乱反正，稳定和谐。于是李重整旗鼓，任用贤能，实施仁政，休养生息，止绝建造，勤俭节约。据《旧唐书》记载，从开元元年到开元八年，经认真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法制、用人、纳谏、亲民及限制外戚干政等有力措施，短短八年，就出现了“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的稳定局面。
　　玄宗本人也很克制享受的欲望，曾教育公主不准浪费民血民膏。时有媚臣“批评”陛下不注意身体，大大的辛苦。李说：“吾貌虽瘦，国家必肥”。（见《通鉴》）。
　　当时全国人口超过7000万，是贞观时期的两倍。西、北疆域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折合今日约6亿6千万亩，人均9亩余。物资丰富，价格低廉。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诗圣杜甫《忆昔》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唐玄宗在成绩面前开始陶醉，尾巴翘了，脑袋昏了。从大政方针到个人生活都发生了180度变化。
　　737年，武惠妃去世。玄宗经历了一段思想空虚的时期。在这个历史缝隙里，杨玉环出现了。其实杨并不是《长恨歌》所言“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黄花闺女，而是玄宗与武惠妃所生之子寿王李瑁的媳妇，且结婚已经五年了，并且这门亲事就是玄宗定的。744年，杨玉环25岁，唐玄宗59岁。皇帝为了“父夺子妻”，搞了个“曲线运作”：先着杨玉环出家为道，号曰“太真”。这时玄宗就已经与“太真”偷偷摸摸同居了。《资治通鉴》载：“潜内太真宫中……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745年，索性过了明路，“册杨太真为贵妃”。由于迷恋杨妃，“从此君王不早朝”。后来，杨妃与安禄山、虢国夫人与杨国忠私通，路人皆知，玄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通鉴》中记得明明白白）。宫闱之乱，已与禽兽无异。
　　官吏任命也发生了由“唯贤”到“唯亲”的质变。原来姚崇、宋璟、张九龄之类的贤臣一律不用，谄上欺下，沾亲带故的大吃其香。李林甫本是个连常用字都认不全，经常让人笑掉大牙的半文盲，唯一的“优点”就是《通鉴》谓之的“口有蜜，腹有剑”。就靠这本事，登上了宰相之位。
　　杨妃专宠，积极干政。受人500两黄金就可用“吹枕头风”的方式决定大臣升迁。杨钊（因名带金、刀不吉，帝赐名国忠）其人，“贵妃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为宗党所鄙”。他与大恩人的女儿私通。最大的长处是赌博，却备受皇帝青睐（见《通鉴》）。就是这么个小混混，后来继李林甫登上了宰相之位。杨妃还把她的三个姐姐及两个本家杨銛、杨錡（人称“五杨”）召入宫中，赐巨财，委重任，建豪宅。再加上那个点头哈腰专门出坏主意的高力士。一伙小人治国的局面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经济领域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成为正常现象，不花钱办事反倒成了怪事。皇帝本人更是“率先垂范”，《通鉴》记之：征民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另，“岁贡额外钱百亿万”，“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国库外加“额外”征收的巨款“小金库”成了皇帝一家之财。横征暴敛，无以复加。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上行之，下效之。如：杨国忠收受的贿赂“家堆丝织品三千万匹”。当时真可以叫做无官不贪，花样百出。丑行如山，不一一列举。
　　脑袋昏了，看人看事就会黑白颠倒，玄宗之愚可计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安禄山本是这个时期最大的野心家，取皇位而代之是最终目的。由李林甫积极推荐，安从40岁到49岁，由一处军队小头目飞速飙升为一身兼任三道节度使，领兵20余万，相当于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戍边部队的百分之四十。
　　安禄山谋反准备工作历十年之久。军事、物资准备的同时，把情报工作做到了最高决策机关。史载“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诇（刺探）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皇帝一举一动，安禄山明察秋毫，了如指掌。此等大事，不会毫无蛛丝马迹。大臣每有举报，玄宗竟将举报人交与被举报人安禄山处置，“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通鉴》）。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认为条件已经成熟，联合史思明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造反。从范阳起兵，势如破竹。仅仅35天，就控制了河北、河南大部地域。攻占东都洛阳。第二年攻占首都长安。李隆基惊恐万状，吓出几身冷汗，三十六计走为上，率百官眷属逃亡四川。
　　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自封为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见《通鉴》）。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王朝不但倾全国之力，竟卑鄙乞求回鹘军队帮助收复洛阳，应允可任掠三日，致使东都成了一片废墟。
　　756年，玄宗退位。762年去世。杨国忠、杨玉环均在这场战乱中被处死。
　　至763年，费时八年之久，安史之乱被平定。安史等造反头目均死于非命。
　　据当时官方统计，人口从755年的5292万降至763年的1699万，损失率百分之六十八。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兽行鬼哭。财政瘫痪，国库空虚。国家成了一个烂摊子。
　　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法统、吏治、疆域等种种后遗症使羸弱之国再无真正“中兴”希望，盛世之象已成昨日黄花。唐后五代十国全国混战也与此不无关系。
　　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历史教训啊！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史书。他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见《毛泽东文集》二卷）。按彭德怀的话讲：“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逄先知说：毛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古籍今解”；二是“古为今用”。师哲认为爱读书是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
　　关于中国历史各朝各代的兴衰变化，经验教训，毛主席思路清晰，出言不凡，有许多传世之论，用于教育全党，包括唐代。略举几例：
　　一、1944年3月，毛要求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二、1945年7月，黄炎培同五名国民参政员由重庆飞往延安考察访问。在毛与黄的一次单独交谈中，黄提出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即一国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枣园“窑洞对”。
　　三、1949年3月5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糖弹”问题，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说中国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四、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对同志们说：“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登车前，毛想起了305年前李自成进京，对周恩来等领导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应当都考合格，希望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五、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1951年11月30日，毛批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六、毛说过：“谁搞腐败就割谁的脑袋”。1952年2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曾经的革命者”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毛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七、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巨大变化。毛主席在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
　　毛这个时间段书写《长恨歌》决不是偶然的。
　　八、关于贞观之治，开元之败，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唐太宗时有个肱骨之臣叫马周，力主“戒奢以俭”，关心“百姓苦乐”，主张“以人为本”（此语源于《管子》）。毛主席在这些地方都画了三个大圈。唐太宗采用了马周奏折的治国方略，得以天下大治。毛在批注《新唐书。马周传》处写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这可是对唐臣登峰造极的评价！
　　关于李隆基（庙号玄宗。谥号明皇，谓之“明”，只褒不贬，不算妥当）。毛主席在1956年8月24日音乐工作者会议讲话中说：“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既肯定了他励精图治的开元盛世，又否定了他荒淫致乱的败国之举。说李“懂艺术”，“会打鼓”，如果专业从艺，能当个“导演”。可惜他当的是皇帝，顶多算个跛了一只脚的大玩家，治理国家不过是个有始无终的败家子。
　　毛主席对唐朝兴衰的批、论非常人可比。这些观点无疑可加深对后来手书《长恨歌》的理解，前后对照，不写完它就多了一个注脚。
　　如果写完全篇，可能仅被看做一幅书法作品。要是不写完呢，就会引起人们思索：这是为什么？想弄懂就要去读全诗；还不懂，要继续去读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通过不断学习，就会有所进步，从中得出有关唐史兴衰的正确结论。这就叫做“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所以说，毛主席不是忘了续写，而是不想再写了，不再写更好。毛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道：“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让全党全民懂得这个道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毛书写《长恨歌》止于恰当之处，是很有深意的。
　　美国的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和1959年1月31日两次演说中，都提出了如果对中国不能武力征服的话，应该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此，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和三个批示，毛说：“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他估计：“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主席的话都讲在半个世纪以前。在以后五十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已飞快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被外国人诬蔑为“没有裤子穿”，“喝大锅清水汤”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所说进京“赶考”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12月6日考察西柏坡时要求全党“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
　　2011年7月1日，胡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先肯定成绩，但同时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党内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他号召全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精辟论述的理论发展和历史回声。
　　毛泽东手书的半首《长恨歌》，龙飞凤舞，气势磅礴，镌刻在一面高大雄伟的长方形墙壁上，静静地矗立在西安市临潼区华清池的九龙湖畔。它在向人们谆谆告诫：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勤政兴邦，奢靡误国；墙罅（缝隙）蚁入，木朽虫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千万要警惕啊！
　　

注：该文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2011.8.10.B2版，有修改。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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