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从鞍钢烧结总厂对调到鞍山铁塔制造总厂，什么叫对调？就是两个人互换厂子。
为什么要对调？因为我家在灵山住，去鞍钢烧结总厂上班，需要跑通勤，每天很早就得从家里出来，走10多分钟才能到灵山火车站，坐两站车先到立山站，后到鞍山站。下火车后还得走20分钟，才能到鞍钢烧结总厂架工班，每天跑通勤辛苦得很。
对调到铁塔制造总厂后，上班就轻松了，只对规定的上班时间早10分钟，骑自行车就到厂子了。
还有令人喜悦的事情，我对调到的车间主任叫张世明，看我的档案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见到我本人更是满意。 如我是1。8米的个头，身材修长，脸上透着英俊的刚毅（不是我自夸，别人都这么说），还有张主任跟我说了一阵子话，特别对我的知识水平佩服。
于是，张主任就对我说：“我带你到各班组走一圈，你想干什么工种都行。”
这个车间叫机修车间，车、钳、铆、电、焊什么工种都有，我就走了一圈，最后说干电工，张主任答应了。
可电工没有干上，因为报到厂劳资科不同意，说电工不是能随便加人的
。
张主任就问我还想干什么工种？我说上管工班，我就成了一名管工。
我为什么选择电工、管工？因为有在鞍钢烧结总厂工作的经验。
如电工、管工等技术工种，不管干什么活，使用的设施、材料，都由架工用手推车等办法送到。如管工在空中架钢铁管道，架工得使用工具，把管道在空中铺好，两根管道需要焊接时，架工得使用工具把焊接缝对好，还得搭脚手架，让管工和焊工能上去焊接。正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我决定干管工。
可干管工只二个月，张主任就把我弄到车间做黑干部了，因为二个月不光是干活，车间事情很多，我是车间里的人嘛，当然在很多事情上，就彰显了我不错的能力，张主任想使用我，就把我弄到车间做黑干部了。
在车间里，我负责政治活动、宣传、共青团工作、安全、质量、能源等很多工作，如车间黑板报归我管，还常写广播稿给厂部，彰显了机修车间的各种工作不一般。
如此，厂领导也看上我了，把我调到专案组，干厂子的大事。
1966年10月初，我和于师傅去铁岭市外调，坐火车到铁岭市已经是傍晚了，去饭店，我花钱和于师傅吃点饭喝点酒，就住宿在站前旅店。
于师傅50多岁，说累了，就脱衣服钻进被窝早早睡了。
正在这时，旅店来通知，说须到会议室开会，传达学习中央文件。
于师傅说，都睡了就不去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坐满了几十个人，旅店负责人开始宣读文件。
先是学习了中央文件，有建毛主席纪念堂、发行毛主席第五套著作，以及要求继续革命的好几个中央文件。接着，又宣读学习了贯彻中央精神的省、市文件。
文件都宣读学习完后，旅店负责人要求大家讨论发言，可足有10分钟无人发言。
我在单位的习惯是，在讨论会上从来不急于发言，先听听别人发言说什么，吃透讨论会主题精神后再发言，一般能谈出有一定高度的见解。
在旅店讨论会上，我也在这样做，见谁都不发言后，只能先发言了。
我说，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市文件，收获很大，知道了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发行毛主席第五套著作，坚决支持。关于继续革命，就是应该继承好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阶级斗争，搞好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深入建设，个人要紧跟党的部署，做好自己的贡献。
可我发言完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人发言。
如此，我又发言说，从外观看，在座的有解放军同志吧，要工人和农民同志吧，有知识分子吧，你们怎么不发言呢？继承毛主席遗志靠什么？靠我们广大工农兵的实际行动呀，可大家连言都不发，是不是连起码的实际行动都没有？同志们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先发言哪，先表态呀，先支持中央的英明决定呀，谈怎样以实际行动来继承好毛主席的遗志呀，什么都不说，态度是不对的，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大家，不能这样无动于衷。
可我第二次发言完了，还是没有人发言。
又过了一段时间，旅店负责人见还是没有人发言，就宣布会议结束了。
我回到住的房间，开始睡觉，于师傅已经睡得鼻声酣酣。
睡到半夜，市公安局来人了，说是查夜，详细问了我和于师傅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听说你在学习中央文件的讨论会上说了很多话，有人检举你说话不当，跟我们到公安局去，我们需要进行调查，然后我被带到了公安局。
到了公安局，我被带进审讯室，让我在地中央一张椅子上坐着，审讯开始后，先让我站起来，立正、稍息了一阵子，然后让我坐下。
审讯人员问，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交待一下吧。
我就把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审讯人员说，你交待得不对，检举人说你对大家进行了批评。
我说，我是提醒大家应该发言，不是批评，要说是批评也可以。
审讯人员说， 学习的是中央文件，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
我说，学习完中央文件，应该表态呀，表明应该支持和贯彻中央文件哪，更要表明，用什么实际行动来继承好毛主席的遗志，可大家什么都不说，我批评得不对吗？
审讯人员说，对个屁，谁知道你是什么人，说话乱噗呲，天安门事件跑了个小平头 ，你或许是那个小平头吧？
我说，你们才是乱噗呲，我怎么成了那个小平头？
审讯人员说，审讯暂时结束，我们对你不了解，等了解完再说。
于是，我被关押在审讯室。
于师傅也被带到了公安局，被询问我的情况。
于师傅说，在单位，我跟他不是在一个部门，对他不了解，他刚被调进厂专案组，就跟我来铁岭市外调，我是党员，他不是党员。
于师傅跟审讯人员说的话，我当时当然不知道，是过后他跟我说的。
为什么过后他跟我说这些？他说，当时确实不知道学习完中央文件后，我说了些什么，所以，不敢为我申辩。其实他后来也承认，怕连累他，不敢为我申辩什么。
对于师傅也没有放走，但不是关押，而是让他自己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
对我审讯过后，公安局负责人用电话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说我这个人水平很高，说的话虽然没有大毛病，但应该上纲上线，是站在工农兵的对立面了，由于对我的全面情况不了解，让我们单位来人，把我带回去处理。
上级领导同意了铁岭市公安局的处理意见，可见公安内部渠道，对当时的国家情势状况很敏感。那时，“四人帮”刚被打倒，但还没有公开公布，是我们过后才明白当时的国家情势的。
对公安局来说，处理我的事情是突发事件，半夜三更集中了很多人，都穿着军大衣，按规定有补助，就买酒菜大吃了一顿。
这一切我怎么知道？是于师傅后来跟我说的，公安局对他没有限制，对公安局半夜三更的做法他都看到了，如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声音很大，他都听到了。
我被带回到单位后，一是需要查明怎么个情况？二是怎么处理？
查明情况后，厂党委认为，我在那里的发言不但没有错，还彰显了我有强烈的责任心，铁岭市公安局的处理是偏颇的，没有必要对我处理。
但党委有个从部队新转业来的郑副书记，跟大家意见不一致，坚决要求对我进行批判。
他说，不要简单地认为，铁岭市公安局处理得偏颇，当时我们谁也不在场，或许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一点不处理不好，对一个革命同志要求严格一点，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主张要开一个批判会 ，既批评这个人有一些张狂，也让全厂职工都能吸取教训，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
如此，党委人员有了争论，但大家的争论是心平气和的，唯有郑副书记要求批判的态度是强硬的，还说他负责政治与宣传工作，工作严肃和严格一点办没有坏处。
最后，党委虽然尊重了他的意见，但具体意见还是有的，如宣传部和专案组的人不同意由他们批判，最后责成工会（那时叫工代会)批判。
工会主席姓付，找到我说，太气人了，一是不能批判，二是不应该让我们工会批判，走走样子，党委定了，过后所有材料不装档案。
付主席这些话按原则来说，不应该对我说，但敢说，说明对我的事情的处理非常有争议。
尽管批判是走样子，我也来气，从此以后，我工作非常消极，提出不在专案组干了，回管工班，厂领导同意了。
管工班是个有50多人的大班组，工作量很大，管理很难，车间就让我当班长，我不干。后经全班人员选举，还是让我当班长，我就是不干。后来，车间让我去车间当调度，我也不去，因为太灰心了。
一些年以后，我被调到厂安监处（原来叫科，后来叫处，因为厂子后被定为大型企业，科变为处），因为我虽然对政治工作不太热心，但对技术工作还是肯不辞辛劳的，身体状况就累得不太好了，故调到安监处我没有拒绝。
安监处有10多个人，工作量挺大，我逐渐担负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每天也累得贼死。
在1993年有一个星期天，我到市中心办事，办完事在饭店吃点饭，要了两个菜，休息日嘛，事情也办完了，轻松轻松。
可在等菜上来时，饭店门口来了一个老头，哈着腰，通过玻璃窗往饭店里面望，而且是反复地张望。
我正好坐在距饭店门口第二趟桌子，而且是脸朝外，看到老头的动作感到很奇怪，就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老头，突然，发现竟是郑书记！
我就赶紧起身，拉开饭店门，到了外边，说：“这不是郑书记吗？往饭店里看什么呢？”
这是当年之后多年的事儿，郑副书记早已变成了正职，但已经退休好几年了。
郑书记已经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但穿戴还挺讲究，看到我并不惊讶，说：“想吃点饭，看人多不多？”也可能早就看见我了，进不进饭店正在犹豫？
我说：“那就进来吃吧，正好我们一块吃。”
郑书记没有拒绝，进了饭店，被我让到和自己一个桌子坐下了。
郑书记问：“还有谁？”
我说：“没有旁人，就我一个人。”
我又说：“我已经要了俩菜，还没有上来，一个是干煸牛肉丝，一个是肉片炒冬笋，笋还行，干煸牛肉丝恐怕您咬不动，您再点俩菜。”
郑书记说：“不用了，能咬动，两个人俩菜够了。”
我说：“这个饭店叫杭州饭店，招牌菜是西湖醋鱼，咱们就尝尝他的招牌菜吧。”
然后我喊来服务员，加了一个西湖醋鱼，然后翻菜谱，看再加一个什么菜好？
郑书记说：“不用加了，本来俩菜就够了，吃饭时再来一个汤就行。”
我说：“别客气，您退休了，偶然碰到真不容易，哪能马马虎虎的。”
郑书记说：“那就再来个酸菜粉，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我说：“我们东北人都爱吃酸菜粉，现在已经深秋了，这时候吃味道特别正，行。”
郑书记说：“那就妥了，就这4个菜。”
我说：“好，等吃饭时再来个汤。”
然后我又喊来服务员，又加了一个酸菜粉。
一会儿，菜陆续上来了，我又问郑书记，喜欢喝白的还是啤的？
郑书记说：“4个菜，都是下酒的菜，不喝点酒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就喝点白的吧。”
我要来酒单，递给郑书记，问：“那您看喝点什么酒？”
看得出来，郑书记刚开始有些拘谨，慢慢地有些放开了，接过酒单看了一下，然后爽快地说：“半斤装52度的千山老窖来一瓶。”
我也看出了郑书记的神情变化，问：“两个人喝半斤是不是少点？”
郑书记说：“你能喝多少？”
我说：“我酒量不大，我是怕您不尽兴。”
郑书记说：“那半斤就够了，最后再喝点啤的。”
我说：“那好吧。”
我就要来了酒，打开，给郑书记的酒杯满上，当然不是大酒杯，是装不了一两的小酒杯，然后自己也满上，这时候菜也上齐了。
还没有等我先祝酒，郑书记先发话了，说：“咱俩还是第一次在一起单独喝酒，先走一个，但喝三分之一，我岁数大了，不能全干。”
我见郑书记放开了，也需要把气氛搞得活跃一些，就故意用声音表示严肃又庄重，说：“遵命。”
喝完后，我们俩人哈哈笑起来，我也是喝了一杯的三分之一。
然后是郑书记先说话：“你怎么一个人跑这里来吃饭？”
我说：“我到街里办点事，办完了，正好到中午了，就随便吃点饭。”
郑书记说：“我也是，我在外边望是看人多不多？这家饭店挺火，人挺多，又是中午，没想到会看到了你，我正犹豫进不进来呢，结果你把我拽进来了。”
我说：“老领导嘛，已经退休回家了，偶然遇到非常不容易，哪能不打招呼。”
郑书记说：“因为当年那个事情，你不恨我？”
我没有想到郑书记能提这个事，但也得正面回应，就说：“实事求是地讲，即使在当时，恨也谈不上，怨是多少有一些的，但过去那么多年了，早就释然了。”
郑书记追问：“这是真的？”
我笑着说：“真的，人不但需要经常反省，更需要善于自我检讨，我当年所说的话，虽然没有错，但确实有个方法对不对的问题，只埋怨别人反应过激，不检讨自己是不行的。”
郑书记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点点头说：“唉，真的对不住你，那时对你不了解，现在想起来真后悔，特别是你刚才那一番话，说得相当有水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胸怀的。”
我说：“不存在对不住，您那时是正常工作，是履行领导责任，很正常嘛。”
郑书记说：“你说的要善于自我检讨，我是有共鸣的，不能说我什么事都管得不对，但有些事现在想来，确实做得不对。如对你的事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找你谈谈话，首先应该肯定和表扬你敢于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其次是应该向你明确指出来，不管说什么话，应当考虑场合。如你所说，确实有个方法的问题，帮助你尽快地更成熟起来，而不是什么都不考虑，必须先严肃批判再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郑书记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有些感动，说：“老领导要是这么说，让我重新认识了老领导，我更加需要自我检讨了。”
郑书记说：“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自知之明的，出了事，不去检讨自己，总爱埋怨别人，所以进步就差。不过听你说话，你刚才对我的认识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吧？”
我说：“实事求是地讲，是不一样，没想到老领导这么通情达理。”
郑书记笑了，说：“看起来，我当年的情景就是给人严肃、严厉的印象，不是通情达理的吧？”
我说：“还是实事求是地讲，领导嘛，不可能不给别人既严肃、又严厉的形象，讲原则嘛，至于是否通情达理，跟无法跟领导具体相处有关系。比如说在一个班组干活的工友，朝夕相处，就知道他的具体为人了，而对上级领导当然就无法详细了解了。”
郑书记说：“这个道理是存在的，你到安监处后，虽然我们有接触，在接待上级领导时，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但单独的交流不存在，所以，相互都是不甚了解的。但做为领导层，下面的情况还是会向上面汇总的，对你还是能够有一些了解的，所以，对你也有个逐渐的新认识过程。”
我说：“是吗？我给领导的新认识是不是很糟？”
郑书记说：“不完全是，对你的新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是，你确实是个很有政治理论水平的人，业务等各种能力也很突出。二是，也很令人讨厌，老觉得自己是个明白人，老是提合理化建议。”
我苦笑了一下，说：“谢谢老领导直言，人都有长处和短处，爱建言，既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短处，我自己很清楚，就是扳不住，总觉得责任心应该是第一位的。”
郑书记说：“你关于长处和短处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确有对与错的问题，当时我就认为，严肃批判是对的，但后来，通过逐渐地了解你，才逐渐地认识到，当初对你有些过分严厉。”
我没有想到郑书记反复谈这个问题，就说：“老领导不要想太多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已经释然了。”
郑书记说：“人老了，爱回想过去的事情，现在说一说无所谓，高级档案还有解密的时候呢，何况是我们企业里的小事。我们偶然遇到不容易，我尽管也有反省，但遇不到你，我是不会专找你说的，遇到了，就把我这些年的反省说一说。”
话说到这儿，郑书记主动地举起被我又满上的杯，我们俩人分别又喝了一口，郑书记还点上了烟，是中华牌香烟，问我抽不抽？
我说习惯抽自己的烟，说着掏出来也点上了，是一般的牌子，我们俩人都把烟放在了桌子上。
我确实只习惯抽自己的烟，到车间安全巡视或检查时，哪个车间主任都有招待上级人员的好烟，可我从来不抽。如有时候厂搞综合大检查，车间办公室坐了一圈厂部人员，车间主任把好烟拿出来，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拒绝抽，唯独我只抽自己的烟，我知道有几个机关处长，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兜里有什么烟，但却走到哪儿，抽到哪儿。
还是郑书记先说话题，说：“当初，你是厂部培养后续干部的第一人选，你自己知道吗？”
我说：“实事求是地讲，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当然不知道，但后来知道一些。”
郑书记说：“你总爱说实事求是，我爱听，说明你这个人真诚，有人在后来向你说了什么吧？”
我说：“是一个外厂姓胡的同学告诉我的，他的老丈人是当年咱们厂组干部伊部长，现也早已经退休了，是在前年才说的，也不算犯原则性错误，说我曾是厂部培养后续干部的第一人选。”
郑书记说：“分什么事，有些事一辈子都不能说，这样的事说说无妨。当时，最赏识你的是党委书记殷桂堂，其他厂领导也都很赏识你，唯有我当时认为原则性很重要，非要坚持批判，因为我刚来厂子，不了解你，也有在部队待过的缘故。”
说到这儿，郑书记叹了口气，继续说：“党委当时定下的调子是，批判一下就拉倒，对你的成熟有好处，并不影响对你的培养，但事实上不可能没有影响。如群众对你的看法，特别是对你个人的影响很大，你所以提出不在专案组干了，主动申请回管工班。”
我笑了，说：“我确实闹情绪了，对政治上的要求进步一下子灰了心，现在想来还是政治上不成熟。”
郑书记说：“你能够自觉地自我检讨很难得，我今天跟你说这些，也是我的自我检讨，埋没了一个好同志，对你个人，对厂子都是损失。”
我说：“对厂子没有什么损失。”
郑书记说：“不对，不但有损失，而且损失很大。我刚才说了，你经常提合理化建议很令人反感，但那是过去的认识了，后来，特别是现在才感觉到，你当初所提的很多合理化建议是多么的重要，人都有认识的过程，现在我这样认识了，所以，今天才推心置腹地跟你说这些。”
我突然感到郑书记太真诚了，有必要安抚一下老领导，就说：“我为什么刚才说，需要重新认识老领导，老领导确实是高风亮节，一般的领导是不会跟我这么推心置腹的，我很感动，也很感谢。”
郑书记说：“我已经退休5年了，现在想来，一直没有提你为中层干部是个遗憾，不知现在提没提？”
我说：“没有。”
郑书记说：“真是太遗憾了，看起来我有必要跟小苑（此时的党委书记）说说你的情况，应当把你提起来，不仅是因为你有部门的业务能力，提起来对整个厂子也有好处。”
我说：“更得谢谢老领导了，但千万别去说，别把人家弄愣了，还以为这里有什么套头事呢。”
郑书记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有利也有弊，领导层流动太频繁，不利于对厂子情况的了解和发展，我前后在厂子待了20年，是有发言权的，说一说还是有必要的。”
郑书记还说：“不仅是提你为中层干部需要说一说，就我现在反思的全面情况来说，也需要跟现在的厂领导说一说，你提了那么多合理化建议，我们为什么当初老是反感？看来对国企如何改革，确实有应该再进一步认真思考的必要。”
我最后有些受到震动，没有想到，郑书记的思想境界也是让人佩服的。这个时间段是在1993年，我在1995年才被提为副处长，这里有没有郑书记找苑书记说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有些事情确实让我莫名其妙？
我是1983年到安监处的，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安监处有10多个人，但什么活基本都是从我这儿出。
如安监处搬到4楼的时候，从东楼梯上到4楼往右拐，只有两个大房间，一个房间能有100多平方米，在别的楼层时，安监处有时有2个小房间，有时有3个小房间，到4楼时，变成在一个大房间集中办公了。
最里面的房间是企管办办公室，他们上下楼来回走，都要经过安监处，能看到安监处业务的操办情况，当然，他们也经常在安监处坐一会儿，对安监处的情况很了解。企管办有个范主任，有一天在安监处竟说：“我发现你们安监处就玩一个人，是怎么回事？”范主任这个人是有名的“直筒子”，敢说实话，说的那一个人就是指我。
后来范主任调走了，企管办新调来一个李主任，他对安监处的状况也很惊讶，但不像范主任那样口无遮拦，而是策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为我鸣不平。
安监处的处长原来姓刘，还是机关三的党支部书记，可我入党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大以前产生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就在安监处的表现来说，我早就应该解决了入党的问题。为此，党小组长王师傅气得有一次跟我说：“有些事情按组织原则本应该不跟你说，但实在太气人了，不得不跟你说。我跟刘处长曾经有多次谈话，说他（指我）的工作干得这么好，是给谁干的？不是给你处长干的吗？组织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呢？你又是处长，又是支部书记，多好的条件，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可处长从来不吱声。有一次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就不说为什么呢？这回刘处长说话了，说‘都什么年头了，现在哪有管这事的’。”（这几个字是党小组长学处长说的原话，一个字都不差）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确实变了。
企管办李主任来后，机关三党支部改选，由他担任了支部书记，是他主动地多方面做工作，才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
安监处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个人，曾经变成了“五官科”，老刘处长二线了，把劳资处刘处长调来当一把手，把运输公司王经理调来当二把手，把工会郭副主席调来当三把手，原来还有个刘副处长，是四把手，加上老刘处长就是“五官科”了。
郭副处长曾经跟我说：“干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安监处怎么是这么个状态？就玩你一个人？我在工会就分管安全工作，虽然跟你们常打交道，但也不知道安监处是这个状态，这不行，我需要向厂领导反映这个情况。”
我说：“用不着，我当不当处长真的无所谓，我干的是良心活。”
然而，在提我为副处长之前，有几件事确实让我莫名不已。如有一天，在一次小范围的厂综合工作业务会上，党委闫书记竟公开讲，大家的工作应该向安监处的我学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当时我也在场，真的感到莫名其妙！？
有一次在全厂干部大会上，苑（原来是党委书记，后来党、政一把手，再后来只任厂长一职）厂长也突然对我大加表扬，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别的场合，也有厂领导对我大加赞扬的时候，虽然有时我不在场，也知道，因为每次都有人问我：“怎么个情况？为什么厂领导最近老表扬你？”我当然无法解释。
紧接着不久，我就被提为副处长了，是不是跟郑书记有关系？不得而知，是不是郭副处长真的跟厂领导谈了？也是不得而知。新来的一把手刘处长，跟原来的老刘处长不一样，非常赏识我，没少为我飘扬，有没有关系也是不得而知。
那天，我们俩人把酒竟喝到近天黑，后面当然也喝了啤酒，足喝了6个小时，还当然不只是唠我的事儿，也唠了很多厂子其他的事儿。最后是我不主张喝了，说老领导岁数大了，还是别喝了，虽然郑书记同意不喝了，但谈兴还很浓，可能是因为退休在家有些寂寞，遇到厂子里的人，又能推心置腹地唠到一块，才“把酒千杯少”。如他还有两个比喻让我感动，说我在铁岭市公安局是“阴沟翻船”，回厂后他非要批判，也是“阴沟翻船”。我真的重新认识了他，是个有理性的好领导哇，那天晚上，是我打车把郑书记送回家去的。
这就是我的两段往事故事，读者朋友们，有什么感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