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胡厚民进小学读书。一九五四年他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技校。五五年他加入团组织，毕业后他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一九六零年，胡厚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五年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胡为负责人。此外，他也搞过一些业余创作，写了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担任过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胡厚民被派到北京某工厂学习技术，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工友们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加入了文化大革命造反运动的行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指责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省长张体学等，操纵保字号红卫兵和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威胁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张体学仿效毛主席，乘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节目。张体学还说：“南下学生副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为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人之一。由于胡厚民是党员，又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力，很快就被选为勤务组的二号勤务员。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工总刚成立时，受到省委的压制。他们的组织不能树旗，也得不到省委的承认。于是，胡厚民带领几百人拦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到北京后，他们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到各高校和机关串连，了解委化大革命的形势。
在此同时，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截火车进京告状。为了声援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动，全国各地在京的造反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三司红卫兵的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
会后，工总几百人在朱鸿霞、胡厚民的带领下，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排队到中南海西门，要找陈伯达辩论。他们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大多数人走后，胡厚民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十二点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