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期后，我爱人也带小儿子来了学校。小儿子还没上学，就在学校里玩，他个性调皮，经常跟班里学生们吵架，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家里生产队解散了，我爱人没分到几分地，我们那里农业生产条件差，没有水利，种了也没什么结果，就丢荒了，我介绍她在县城的罐头厂做了临时工。罐头厂是季节性的工厂，专做菠萝罐头，菠萝季节过后，她也就没有工作了。后来有人介绍我爱人到县炮竹厂工作，炮竹厂的安全保障很成问题，我不同意她去。我当民师时有一次到公社开会，恰逢东郊公社炮竹厂发生爆炸，我赶去看现场，整个厂房被炸毁，两个工人当场死亡，被烧成焦炭，场面惨不忍睹，我心有余悸。
我爱人来学校后，所有的家务都由她包了下来，我轻松多了。但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我每月工资仅56块钱，要解决四个人的生活问题，确实感到头痛。一个月还没过完，我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到出纳那里去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出纳问：“这个月还没过完，你的钱都用在哪里了？”我说：“爱人没工作，我的钱由四个人来分，你说，我能怎么办？”她说：“这也是个问题。”
日子很难过，但是看到其他教师也比我好不了多少，也就得过且过了。
经过了一年的拼搏，我终于在文中站稳了脚跟：我用不着担心被淘汰出局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尽管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的教育恢复了常态，开始重视了智育教育，但教师的地位还没有改变，臭老九的帽子还没有摘下来。这种现象直到1985年国家制定了【教育法】才慢慢改变过来。文中虽然是个名校，许多人都争着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文中读书，但在这所学校里的教师并不被世人所看重，歧视教师的现象比比皆是。
开学后不久，著名歌星苏小明在文城紫贝岭露天剧场举行演唱会。这是大歌星第一次在文昌演出。为了体现政府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诚意，县政府特意安排50张优待票，招待文中教师。
吃过晚饭，我们高高兴兴地赶往剧场，只见剧场内外，黒压压的一片人潮，剧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在场外的人还拼命的往里面挤。我们找到剧场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我们找座位。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竟把我们带往远离舞台的座位。演出开始，我们既看不清楚演员的面容，也听不清楚她唱的歌曲，许多老师当即就退了场。我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心中愤愤不平，就赶往前面去，想看看前面的位置上究竟坐的是什么人，结果在前面的位置上，坐着的不是老太婆，就是小孩子。我的肺气炸了，原来他们都把我们当猴子耍了！
我那时年青气盛，跟几个老师去找剧场工作人员评理。剧场工作人员说：“这么大的剧场，总得有一部分人坐在前面，一部分人坐在后面吧，你们文中老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坐在前面呢——”此外还有一些难听的话。
在一些人中，所谓重视教育，尊重教师还是挂在嘴巴上的话，在他们的心眼中，臭老九还是臭，帽子还掉不了。
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在县汽车修配厂当会计，我也在文中安了家，两地距离不远，但彼此之间来往甚少。每个礼拜天，我父亲总是骑着单车来文中看体校学生打排球，我家就在校道旁边的教学大楼上，他从来就没有上楼看过他的两个孙子。有一天，林老师带我两个儿子到县城去，半路上遇到我父亲，我儿子叫他“爷爷”，他给了我两个儿子一人五毛钱。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可能是看我当了老师吧！
文中距离县城只有一两里路，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晚饭后我经常同一些老师走往县城去，一来是散步，二来是到县城去看热闹。肖明干老师总是对我们说：“到县城去喝杯咖啡吧！”
当时县城的规模很小，只有几条街道，一逛就完。紫贝岭下的文南街最热闹，那里是商业街，两旁都是店铺，咖啡店也在那里。走在街上，我看见楼房的墙上还留下不少的弹坑，那是文革大武斗时留下的印记。文南街的北端有一栋巨大的建筑物，那是县城里仅有的一间影剧院，文革时两派为了争夺它，上演了不少闹剧，我曾在楼顶上挨了几颗“石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文革还刚刚过去十多年，每次下县城，我都感触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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