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是我读海师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高兴的心情和紧张的情绪经常在我的心头交替出现。我高兴的是，我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后马上就有了铁饭碗【国家分配】，家庭中的窘迫状况立刻可以改变。同大多数的老三届生一样，我上学前就结了婚，两个小孩已经上了学，爱人在家务农，单靠她一个人一点点的工分钱来养家糊口，还要供我上学读书，其困境可想而知。现在好了，我可以攒钱了，而且是铁饭碗，我一想到这里，就高兴万分，心里多了几分自信。

　　可是，毕业分配是个大问题。我们读的是师范类，将来都要当老师，哪个地方缺老师，就分你到哪里去，这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我一想到班里的情况，心里就冷了半截。海口和文昌的学生最多，各八个人，差不多占了班里人数的一半【大陆生除外】。琼山、琼海、乐东各三个人，万宁、东方各两个人，定安、儋县、临高各一个人，其他的县如昌江、白沙、保亭、琼中、三亚、屯昌、澄迈却一个人都没有，而这些地方又是教育落后、最缺乏教师的山区。如果分到那里当老师，你一辈子都不要想调出来。邓公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却又为我们这一代人多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我真的分到了那个地方，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爱人又怎么办？几年后我从文昌中学调往农场工作，就是考虑了这个问题。

　　老三届生，是一个被新时代选中的群体，是中国大学生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群人。通过高考、大学学习改变了个人命运，实现了个人梦想，他们的经历既是一代人命运的转折，也是一个时代、国家发生巨大变革的缩影。

　　在最后的一个学年里，我们的学习生活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课程不多，学习很轻松。课后我照样打球、看电影，星期天我照样去摸鱼和打鸟。

　　在最后一个学期，我却有点“轻松”不起来了，因为这个学期不但有几个科目要考试，还要进行一次教育实习。对于我们来说，教育实习是最大的考试，教育实习不过关，你就没有资格当教师。教育实习实际上是我们的“毕业考试”。虽说我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教学实践，但这一次教育实习跟以往当民师上课有天壤之别。每一个学生的教育实习成绩的评定，都要由几位教师经过充分的讨论，共同决定。授课的教案、说课直至最后的授课，都要经过他们的严格考核。另外，每个同学还要经过当班主任的考核。

　　教育实习定于十月份，时间为一个月，两个组去琼海加积，剩下三个组在海口，我们组的运气最好，在海中，就在学校旁边，另外两个组一个在琼山中学，一个在海南侨中，他们要早出晚归，比较辛苦，我们比他们舒服得多。

　　李广海老师是海中组的指导老师。我们这个组又分三个小组，我和“造反派”、赵大姐在初二【1】班实习。在这个班里，“造反派”没当过教师，赵大姐入学前在医院工作，我比他们两个人占有优势。其他同学在初一年级实习。海中不让我们在高中班和初三班实习，怕影响他们的教学计划。

　　在正式实习的那天，李老师把我们带往海中，跟海中的三个班主任见面，然后再跟学生们见面。我实习的那个班的班主任竟是我在文中读书时的老同学——何瞿生！何同学七十年代初被保送上了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海中当了老师，我跟他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好事连连，有他在这里当我的“保镖”，大大有利于我在海中的实习。

　　在准备进入教室跟学生见面的途中，班主任何老师简单向我们介绍了该班的情况：“这个班的一部分学生不是考进来的，他们是部队和行政区领导的子女，比较骄气，你们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太严格”。在介绍实习老师的情况时，何老师特别指着我说：“这是黄老师，我在文昌中学的老同学。”学生们都欢呼起来，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学生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