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革联夺了省委的权后，1967年1月22日，【南方日报】刊登了广东省革联的【夺权通告】。1月23日，省委发出【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称：1月22日，在广州地区的本地和外地来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把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革命造反派的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是一件大好事，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个伟大创举。省委坚决支持这个革命行动，并且庄严地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

　　此后，全省各地、市、县也展开了夺权行动，甚至有些农村基层单位组织也被夺权。

　　孤悬海外的滨海地区，也拉开了夺权的序幕。

　　1967年1月22日，广东省委被造反派省革联夺权后，省委书记处打电话给滨海区党委书记杨茴，要他做好交权的准备。他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交权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夺权已是势不可挡，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省委的指示，权力只能交给左派，决不能落在坏人手里。

　　滨海日报社是滨海地区最早被夺权的单位。1967年1月17日，红卫兵和报社的造反派联合夺了报社的权。随后，1月22日，滨海市公安局、滨海市委也被造反派夺权。

　　1月22日，滨海区党委党群战线林昭从广播中得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派的权，对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肯定。1月23日，他早上来上班时，听文革办的同事说，昨晚省文革办来电，称省委已被夺权，滨海的情况如何。

　　林昭想到【人民日报】的社论，想到滨海两个重要单位已被夺权，便向大家建议：“我们是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如果权被坏人夺去就麻烦了。”大家都同意他的建议，分头去通知各部门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共20多人讨论即将到来的夺权。

　　正当大家在讨论应急方案时，滨海市委派人来报告说，造反派要来夺权了。并说权要是落在他们手里，肯定出大乱子。

　　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夺权的方案，街道上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大家认为是造反派来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另一个学生组织也想来夺权了。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推选林昭为夺权代表，他罢了罢手：“社论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我只是机关的代表，肯定不行。”于是又推举了机关联总的负责人。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与其让别人夺权，不如自己夺自己的权，这样才能确保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大家确定了夺权的代表人选后，就赶快派人去通知区党委书记杨茴。

　　杨茴和其他书记急急赶到办公室，和办公室的同志提交接，让后来的造反派扑了一个空。这就是所谓的滨海一、二三夺权。

　　夺权时滨海日报社记者吴光在场。他奉命记录当时夺权的经过。

　　后来他拿着一张老照片对人们说：“中间面对大家的是区党委委书记杨茴，左前背靠镜头的是副书记王大俊，他们被一群造反派包围着，被勒令交权。杨书记面带微笑，没有剑拔弓张的场面。”吴光解释说，滨海一、二三夺权可能是在他们安排下自己夺自己的权，不然交权时大家怎么还有说有笑？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的稳定。这场夺权后来被造反派攻击说是假夺权真保皇。

　　夺权后，区党委干部照常上班。林昭后来回忆说：当时区党委已不能在区党委办公室办公，只能搬到党校办公。造反派夺权成功后，很多事情还是请示原党组织，并听从他们的一些安排。

　　在夺权之前，区党委就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搬到军分区里去，因此并没有造成较大的损失。

　　滨海一、二三夺权后，滨海各县相继被夺权。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存在，最终演变成一场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