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恬波，广东惠阳人，是广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位标志性的重要人物。有关她的被捕、牺牲时间，许多文章说法不一，没有准确的日子。高恬波究竟是在哪一天被捕？哪一天牺牲呢？这个问题有必要考证。

　　“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当她在街上奔跑联络工作时，不幸为叛徒发现而遭逮捕”（杨绍练、元邦建：《南粤木棉火样红——记高恬波烈士》），此说高恬波是12月25日被捕。“1929年12月，面对敌人严刑拷打，铁骨铮铮、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高恬波自始至终从不屈服，在江西南昌英勇牺牲，时年31岁”（陈穗雄：《从三个角度看高恬波烈士的伟大革命生涯》），这里只说到月份，没有涉及到被捕、牺牲的具体日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恬波在南昌市区执行联络任务时，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同月，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三十一岁。（邹金城：《广东妇女运动的先驱——高恬波烈士传略》）”，这篇文章只说了被捕时间，却没有说到牺牲时间，只是含糊其辞说是“同月”，有意回避了牺牲的具体日期。重要的是很多文章中对高恬波的被捕和牺牲时间，并没有历史文献为依据，缺乏历史文献的支撑。

　　其实，在众多的文章中，全面、系统、准确记录高恬波一生的文章莫过于署名“石恪”于1930年1月11日发表在《红旗》第六十九期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据党史专家、研究阮啸仙的著名学者陈其明发现，石恪就是与高恬波一起生活了四五年之久的革命伴侣阮啸仙（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悼念高恬波一文作者“石恪”查考及其他》），且被史学界广泛认可。可见石恪撰写并刊登在《红旗》杂志的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是足可采信的。通过这篇文章，再结合阮啸仙及高恬波在江西的活动时间及其他历史文献佐证，就基本能够判断出高恬波的被捕和牺牲的具体时间了。

　　在《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一文的开篇，作者无不惋惜地说“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于一九二九年最后的十六日英勇的牺牲了！”为什么要这样开头？因为再过十六天就是新的一年了。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失去生命，是多么令人惋惜与刻骨铭心。而这个牺牲时间被转告到上海才35天的阮啸仙一定是准确的。第一，正在南昌指挥“围剿”的湖南军阀杀害高恬波一定不会秘而不宣，因为当时的江西党组织正处在白色恐怖的低潮时期，相反迫害者会大张旗鼓地宣扬，以震慑革命者；第二，党组织将这一消息告诉远在上海的阮啸仙，一定会很准确地告知高恬波牺牲的具体日子，这是逝者的重要祭日，应该不会混乱。所以在阮啸仙接到高恬波死讯后，掰指一算，离新年仅仅还有16天，所以悲从中来，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扼腕痛惜的开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离1930年的新年还差16天的1929年12月15日，就是高恬波的牺牲日。

　　那么高恬波究竟是哪一天被捕的呢？《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其后说：“（高恬波）不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街上遭动摇的，偷留在党内投机取巧的，叛变的分子所戈（弋）获”，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石恪文章开篇说“高恬波同志于一九二九年最后的十六日（即1929年12月15日-作者注）英勇的牺牲了！”，又何来“不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街上。……戈（弋）获？”逻辑上和时间上都不能自洽。

　　但是根据该文介绍，说高恬波被抓后，经过了残酷的审讯，还用了种种酷刑，最终目的是要她交出党组织的秘密，审讯和拷打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笔者认为：这里一定出现错漏，要么是作者的笔误，要么是排版误植了时间。据《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吴道一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大破坏的原则、经过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和个人问题》（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记载：11月23日舒心嫩被捕后，“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刘启勋同志即被捕”；“二十五日省常委胡子寿同志即失踪，王宏（阮啸仙-笔者）的家眷高同志（即高恬波-引者注）也不知下落。在谈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时，该报告提到了阮啸仙妻子高恬波失踪被捕之事，文中称：“省常委王宏，王△飞（农民同志），都知道我的地址，亦常去，但王宏在十一月十日到沪，王△飞在十一月二十一、二日到吉安去巡视并收款，宏之妻高△△比有电到沪（世荪处），宏当不致误到我处，据飞回省时恐有找我的可能（因吉安无固定地址，故无法写信）”；又称:“十一月二十五日宏之妻高△△失踪，若非来沪，即系被捕”。这个报告明确说明，高恬波的被捕时间应该是在1929年11月25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宏之妻高△△失踪，若非来沪，即系被捕”。这是有历史文献支撑的说法，高恬波从被捕到遇害有二十来天的时间，加害者进行拷打、逼供，折磨至死，从时间上推理也是极其合理的。到底是作者写作时有误，还是排版印刷时出现误植呢？我个人更偏向于印刷厂的误植所致。我看过阮啸仙的家书和文章，他国文功底深厚，文中的“弋获”应该不会写成“戈获”（查《红旗》刊物影印件，将“弋获”写成“戈获”是原版错误），这应该是印刷排版时的误植，所以印刷工人将“十一月二十五日”误植成一笔之差、且不易被人发现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不奇怪了。

　　我的推论出来后，有人提出了异议。一说，“石恪一文开头句是否还有另一个解读，即表示说高是在1929年12月16日牺牲的？”这种说法始终没有解决牺牲在前，被捕在后的矛盾。就原文看 ，无论是15日牺牲，还是16日牺牲，说25日被弋获，都是矛盾的。又说：“一种想法，就是石恪所说的新年还有16天，有可能是指农历的新年。也就是说，他的时间表述里，可能前面指农历，后面是阳历。那个年代，阳历的新年可能没有那么盛行。农历的印记更深”。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新意，但是一查年历，那就更不对劲了。1930年1月30日才是春节，倒推16天，就是1930年的1月16日，那就更不可能。因为石恪的文章在1930年1月11日就刊登在《红旗》刊物上，既然文章都发表了，人怎会还没有牺牲呢？况且，写文章到发表还应该需要时间，文章写出的时间会更早才对。由此可见，被捕时间是11月25日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2024年4月11日

　　参考文献：

　　1.《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载1931年1月11日《红旗》第六十九期）；

　　2.《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吴道一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大破坏的原则、经过及目前几个重要问题和个人问题》（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