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平

　　有那么几年，衫城活跃着三男一女无家可归者，当地人统称癫子。女癫子三十几岁，身材不错，背着一个印有蜡笔小新头像的儿童书包，穿着皱巴巴的少数民族服装：上身左襟大褂，无领，滚边，衣襟和袖口有两道不同的青边，但不镶花边;下身筒裤，左右裤筒各滚一道花边，一只裤筒长一只裤筒短。

　　女癫子头戴青布帕，脖挂大项圈，不是银的，是纸的——硬纸壳剪个圈，贴一层锡泊纸。最为奇特的是，她小巧玲珑的鼻头，竟然夹着一个小巧玲珑的蝴蝶夹。

　　三个男癫子一个十几岁，且称之为少年癫子;一个五十几岁，且称之为中年癫子;一个六十来岁，且称之为老年癫子。

　　少年癫子头发鸡窝状，走路的时候，总是勾着脑袋，含着指头，心事重重的样子。少年癫子终日惠安女般头戴草帽脸裹毛巾，屁股却裸露着，典型的要脸不要臀。

　　那年腊月，突降暴风雪，气温骤降至零下五度，好心人怕少年癫子冻死，送给他一套棉袄棉裤。结果呢，棉袄完好无损穿在身上，棉裤臀部被他掏了两个乒乓球拍大的洞，傲雪屁股分外红。

　　中年癫子是最活跃的癫子，长发披肩但已板结，剪下来一扎，可以当扫帚。他冷天披一条漏洞百出的毛毯，热天经常光着身子，每走一段路，驻足跺脚振臂高呼口号，嘴角溢出些许白沫，谁也听不明白他喊什么。

　　有时候，他会把头发盘在头顶，随便找一块布条，扎一个大大的髻;腰上挂一A3纸大的布片，遮住裆部和腹部，两爿黧黑厚实的屁股完全露天，像个沦落街头的轻量级相扑手。

　　老年癫子不管春夏秋冬，身上总是臃肿似企鹅：秋衣秋裤外面套着毛衣毛裤，毛衣毛裤外面套着棉衣棉裤，棉衣棉裤外面套着风衣大衣，如此还嫌不够，腰上扎一根电线，肩上挑着两个硕大的编织袋，大得可以装进两床十二斤重的棉被;这还不够，两头还挂着几个小编织袋，大小编织袋装的全是捡来的旧衣旧裤，走动时好像两座假山在移动。

　　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谁也不知道他们将到哪里去。衫城创建文明城市以来，按照惯例，除了突击卫生大扫除，清理流动摊贩，还要对市区癫子进行疏散。而衫城没有收容所，癫子们无处可去。

　　在年复一年的疏散下，四个癫子先后消失，也许迷路了，也许去了异地，也许死了。谁会在意癫子的去向和生死呢，衫城的街头，少了四道风景线。

　　前仆后继，衫城很快又出现一个癲子，是个女的，六十岁上下，且叫她老癫仙吧。老癫仙像根枯草，游走于大街小巷，每走几步，停下匆忙的脚步，指手画脚叽哩呱啦一通，表情严肃口气严厉，声调电钻般震荡尖锐，像倾诉又似谴责，方言加上跑风，谁也听不清她说什么，谁也没打算听清。

　　老癫仙嘴小，门牙掉了四颗，嘴唇皱巴巴的，嘴巴闭着的时候，像道刚拆线的伤疤。

　　癫子皆龌龊，老癫仙却注重仪容仪表。炭黑的头发，梳成一根长及腰窝的大辫，一草不染。与黑发相映衬的，是她黑如黑人的脸庞。除了眼白，整个脑袋黑成一团。

　　老癫仙身上的衣裤鞋袜，破旧不脏污，鞋带系得一丝不苟。老癫仙常到河边洗发、游泳、浣衣。老癲仙洗发也是衫城一景，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油茶饼（油茶饼系油茶籽榨干油之后，伴入稻草压缩凝结而成，直径三十公分左右），每次洗发之前，掰下半个掌心那么大一块，捣碎放进脸盆浸泡，浸泡出丰富的泡沫之后，用纱布过滤渣滓和稻草，即可使用。油茶籽是黑色的，含有豐富的黑色素和多种维生素，且清香怡人，润发护发效果明显。

　　将泡沫抹上头发搓揉十几分钟，老癲仙整个脑袋扎进水里，平静水面顿时激起一朵黑色浪花。尔后，老癫仙直起身，少女般左右摇晃着脑袋，长发上下飞扬左右翻舞，发梢带起的水花犹如天女散花，妙不可言。

　　老癲仙游泳的时候，是穿着泳衣的，蛙泳、蝶泳、花样泳，无不熟练，泳姿优美。而且她还冬泳。衫城市内河水难得几日清，无论洗什么，越洗越黑越洗越脏。在河里洗发、洗澡、洗衣的，只有老癫仙一人。只有癫子，才会如此奋不顾身。奇怪的是，深度污染的河水却污染不了老癲仙，好像从来不生病，皮肤病都没有，每天精力十足。

　　老癫仙捡来一对袖套，套在小腿上，看上去像绑腿，走起路来迈大步甩胳膊，腰板挺得笔直，目不斜视，军人似的。

　　老癫仙的食物，来自垃圾桶和餐馆前的泔水桶，以及好心人的馈赠。老癫仙不像其他癫子，直接用手捞食，而是用筷子搛，搛得慢条斯理，吃得从容不迫。

　　一方面，老癫仙是个讲卫生的癫子，不影响市容市貌;另一方面，衫城城管似乎变得文明了，老癫仙因此没有被驱逐。

　　老癫仙随身携带一把短柄扫把，每天到小餐馆前扫地。自从来了她，公园管理员轻松多了，基本不用扫地，非但不驱逐她，还予以关照。老癫仙这一举动，赢得一些餐馆老板尊重，赐予衣物和食物。加上好心市民的馈赠，老癫仙积累了两大包衣物，装进两个编织袋（只有老年癫子的编织袋一半大），迁徙的时候，用一根棍子挑着，速度甚快，赶车的样子。

　　与老癫仙不同的是，老癫子走到哪里，担子挑到哪里，经常横穿马路，造成交通堵塞，有一次还导致交通事故。即使走在人行道上，也影响行人。城管一不做二不休，把他驱逐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外县，本市从此见不到他的身影。

　　老癫仙每半年迁徙一次，好比圈养多年的母鸡，活动半径有限，母鸡限于院落，老癫仙限于城区，严格地说，限于半个城区。

　　衫城越来越大了。

　　老癫仙居住的地方，有两处，第一处胜利桥下公厕，第二处河边公园。公园有个露天广场，只要不下雨落雪，每晚有成群结队的大妈跳广场舞。老癫仙耳濡目染，情不自禁跟着跳上几曲，居然跳得像模像样，令一些身形笨拙舞姿变形的大妈汗颜。尤其背上那根炭黑的大辫子，宛如受惊的银蛇，生动而惊悚，让人联想起多年以前，村里那个叫小芳的姑娘。

　　胜利大桥是连接东西两岸的交通枢纽，东岸地势低于西岸，建在东岸公厕一侧沿河，一侧沿着步行街，桥头人行梯道正好经过公厕。改造后的公厕卫生搞得不错，整个顶部被桥面覆盖，遮阳避雨躲风效果甚好。公厕一侧有块小空地，老癫仙睡在上面。

　　冬春两季，老癫仙住公厕，夏秋两季，住公园。

　　公园沿河而建，不大，幽静，绿树修竹掩映，绕一圈十来分钟。公园有三座圆形凉亭，一座厕所，一个露天舞池，还有一座小庙，很少开门，门前有条走廊，挺宽，一头有墙，可遮挡风雨。老癫仙住在走廊有墙那头。

　　我认识老癫仙。

　　老癫仙未癫之前，或者说未离家出走之前，住在原水泥厂宿舍。为什么叫原水泥厂？原因很简单，倒闭了。原水泥厂是衫城纳税大户，在那轮疯癫般的国企改革中，贱卖给私企老板。私企老板靠倒卖设备和转租地块，赚爆了荷包赚粗了血管赚大了胃口。一千多号下岗工人犹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四处寻找生活的骨头。

　　原水泥厂地处城市边缘，在一轮又一轮改造和扩张中，非但没有纳入城区，反而更加边缘。原水泥厂宿舍，逐渐沦为村庄，垃圾遍地，狗奔鸡突，一不小心踩上鸡屎或果皮。

　　有一回，我踩到香蕉皮摔了一跤，身上沾了三泡鸡屎，气得我买来三包耗子药伺机报复。耗子药是在半夜偷偷投放的，一投完便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老天爷真是长了白内障。

　　宿舍外墙和楼道墙皮，争先恐后脱落，裸露出暗红色砖头，仿佛恶狼龇牙咧嘴露出的牙苞肉，惊心而且恶心。低处未脱落墙皮，写满办证、办卡、补漏和通下水道的手机号码，贴满五颜六色小广告，有治性病的、有开各种培训班的、有招工的、有卖黑枪的。

　　最吸睛的，是美少妇征男人广告：“由于我丈夫不能生育，现急寻一不无理取闹的健康男子帮生孩子，事成之后一次性付款十万元。”彩色照片上的美少妇，酥胸高耸风情万种。明知是骗局，还是令人想入非非。

　　我家内墙墙皮，则像敷在老妇脸上的面膜，皴裂起皱，吃饭、上厕所的时候，多看几眼，会影响食欲和排欲。

　　除了糟糕的卫生状况，还要忍受农民兄弟打老婆骂孩子的噪音，以及高分贝的电视声、地震般的关门声，以及老癫仙的叽哩呱啦。夜里稍有风吹草动，犬吠响成一片，还有半夜鸡叫，酒鬼踢门声，打麻将扑克发出的拍桌声。稍微有点能耐的，都迁走了，剩下我这等老弱病残穷，画地为牢。

　　原水泥厂共有十栋宿舍，老癫仙住九栋二号楼道五楼左，我住十栋二号楼道六楼左，正对面，相距二十余米。这两栋宿舍楼，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建造的，三楼道六层，六十平米，当年是原水泥廠乃至衫城最好的住房，为了分到一套，工人争得你死我活。

　　日后房价不断攀升，城里一套同等面积二手房动辄卖到五六十万，原水泥厂宿舍只能卖二十来万，买家主要是老癫仙这样的进城农民。

　　老癲仙入住同时，对门房子五度易主，住进一农户。男主人奇瘦，瘦到露骨，都是筋。他早出晚归做工，安静得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女主人在一工厂上班，也是早出晚归，经常上夜班，如果不发声，也基本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一旦发声，那就是河东狮吼。其更为安静的六七岁的女儿，偶尔发声更为骇人，一边嘶吼一边猛跺楼板，好像在实施无麻醉手术。

　　老癫仙楼下，也是进城农户，两老夫妻一幼儿，应该是爷爷奶奶和孙子。爷爷安静似哑巴，奶奶不得了，分贝远超对门邻居和老癫仙。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四楼奶奶一声吼宇宙也要抖三抖，超级抖音。

　　好在四楼奶奶发声时不像老癲仙没完没了，也不像对门邻居长篇大论，都是些截句，比如“吃饭了”“洗澡了”“不洗澡打死你”“不听话是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对门邻居有个年龄和老癲仙相近的奶奶，是男主人母亲女主人婆婆。这位奶奶耳背，跟聋子差不多，女主人的狮吼，主要针对她。有一回，对门门未关，我透过猫眼亲眼看到，表情狰狞的女主人对着她耳朵狮吼了半天，长着这只耳朵的花白脑袋依然一脸茫然。真不知是婆婆的耳聋助长了媳妇的狮吼，还是媳妇的狮吼加剧了婆婆的耳聋。

　　可能受奶奶影响，或者汲取了奶奶的肺活量，孙子哭闹起来那也是炮火连天。奶奶洗碗动静也极大，那感觉好像刚被老板臭骂又克扣了工资的洗碗工，把委屈和愤怒都发泄到碗上，只要不打碎，能弄多大动静就弄多大动静。

　　幸运的是，四楼奶奶好像两三天才洗一次碗。

　　楼下有个手压深水井，当年电泵抽水供全厂饮用水，厂子倒闭后，不再电泵抽水，有机修工友将其改造为手压水井。一则水好，二则节约，每天尤其夏秋早晚，总有一伙大妈聚积井旁，一边浣衣洗菜一边家长里短。

　　其中一位，嗓子超越鸭公直奔鹅公，岂止心惊肉跳简直鸡皮疙瘩。幸运的是，和两三天才洗一次碗的四楼奶奶一样，她也三两天才到井边浣一回衣洗一次菜。

　　她们制造的噪音皆稍逊老癲仙一筹乃至几筹，老癲仙才是噪音之王。她们再怎么歇斯底里，也只是一只狮子在吼，老癲仙一张嘴一发声，感觉两只狮子同时吼。

　　老癫仙肯定不是当地人，她说的鸟语，我一句听不懂。通过阳台上的观察（观察这个词太温情了，大多时候我怒目圆睁），可以猜出个大概，无非催促孙子睡觉起床、刷牙洗脸、吃饭出门，都是鸡毛蒜皮。

　　四楼奶奶催孙子吃饭洗澡顶多催四五分钟，四五分钟过后还没有效果，就动用暴力，一用暴力，孙子就老实听话了。老癫仙光是催孙子起床，至少半小时，闹钟般提前开催，越催越急越催越紧，犹如进入高潮的京剧伴奏锣鼓。

　　老癲仙身高一米五多一点，体重估计不超过一百斤，真是难以想象，这么小的个子，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喉咙好像装了一个微型但功能强大的扩音器。她走下五楼，走出宿舍区，我还能清晰听到她的狮吼。

　　她那个孙子，胖得像只企鹅，行动迟缓，好像发条松了的老式钟表，老癫仙得不断拧着，才有动静。当然，老癫仙从不动手，只动嘴。也有例外，实在催不动，她就背起孙子上下楼。看那架势，并不怎么吃力。

　　背孙子下楼，是怕上学迟到来不及;背孙子上楼，是孙子放学回来磨磨蹭蹭不肯上楼。老癲仙实在催不动，就自己先上楼忙活，有时候晚饭做好了，她狮吼得声嘶力竭，孙子依然无动于衷，她就咚咚咚下楼，背他上楼。

　　老癫仙的儿子，是个秃子和瘦子，瘦似铅笔秃如鸡蛋。他沉默寡言，早出晚归，上下楼轻飘飘的，跟我对门男邻居一样，可能是个力不从心的体力劳动者，看上去病恹恹的。

　　老癫仙的媳妇，是个胖子，不是肥胖，而是唐朝天宝年间，杨贵妃似的肥美。她晚出早归，可能是个夜晚工作者。她喜欢穿高跟鞋，上下楼的时候，鞋跟撞击楼梯，犹如榔头敲打钉子。如果动静小些，我蛮喜欢看她上下楼梯的样子，挺性感的。

　　几年后，老癫仙儿子不见了。又过了一年，老癫仙也不见了。没多久，她楼下的孙子也不见了，估计到了上学年龄，到父母那儿上学去了。他的父母，也许在某座城市打工吧。孙子一走，奶奶失去狮吼对象和动力，立时安静下来，要不是洗碗时偶尔弄出点动静，我还以为她怎么着了。

　　尽管对门邻居和鸭公嗓还在，时不时惊天动地一下，我还是有一种一九四八年的感觉，什么意思呢？马上就要解放了嘛，至少解放了一大半。不说换了整个人间，总算换了大半个人间。我祈求，老癫仙再也不要出现;我祷告，孙子再也不要回来。

　　老癲仙并未走远，我很快在街上看到她。我害怕她重返家园，向老癲仙对门邻居——我的工友打听。这位工友，下岗之前是个窑工，窑工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粉尘雾霾般浓重，巨大磨机发出的噪音堪比全速行驶的高铁动车，经年累月，他的听觉严重麻木或者退化，老癲仙们发出的噪音，丝毫影响不了他。别说狮吼，就是炮轰，他照样呼呼大睡，我那个羡慕妒忌恨啊，简直无以言表。

　　工友说，老家伙癫了，听我老婆讲，媳妇怎么劝她，也不肯回家，送她去养老院，当天翻墙逃了，她喜欢露宿街头，讨厌回家害怕回家。我满心喜悦，不动声色道，那她儿子呢，去哪儿了？好久不见了。工友翻了个雪白的白眼，她儿子去哪里，我怎么知道，关我屁事。

　　我说，那她媳妇呢，是干什么的？工友说，我看这女人不是什么正经货，很可能是干那种事的，她老公怕是眼不见为净。喂，我说你这个文人骚客，一肚子花花肠子，是不是看上她了？我靠，她那个胸脯和屁股，翘得跟香肠一样。

　　我呸道，你才看上她了呢。工友坏笑道，我是看上她了，可是她看不上我啊，上下楼碰面，面对面碰面，我跟她打招呼，爱理不理的。一眼看穿我是个穷光蛋，我靠，这年头，笑贫不笑娼……

　　清明到了，我到陵园给父母扫墓，意外看见发现老癲仙儿子。我看到的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而是墓碑上的他。墓碑上有他照片和姓名，千真万确，是他，我虽然陌生他的姓名，长相却是熟悉的。

　　我认识的秃子不多，头上长瘢的秃子，只认识他一人。有一回，我在大门口与他交汇，看见他脑门上有块戈尔巴乔夫似的瘢。只不过戈尔巴乔夫的瘢像世界地图，他的瘢像一滩血迹。

　　从生卒年月看，他死于半年前。奇怪，他死的时候，怎么一点动静没有？揣测过去，要么病故于医院，直接从医院送火葬场;要么死于意外，直接从事故现场送火葬场。

　　我欲打听，却找不到打听对象，工友也于大半年前搬走了。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感觉自己无能到无耻地步。妻儿早已弃我而去，我越来越不爱出门，越来越怕碰到熟人，我没脸见熟人，每个熟人都比我混得好，一看到熟人我恨不能从地上裂开一条阴沟，好让我钻进去重新做人——裂开也钻不进去，我太软。

　　晚上十点之后，我必去公园散步。散步一小时是我每日功课，一天到晚坐在家里码字，晚饭后不出来走走，会把自己坐病坐死。我惹不起生活，更惹不起病魔和死神，富人失去健康还有钱，穷人失去健康赤贫如洗。

　　十点之后才出来，还是老毛病作怪。这个钟点，哪怕夏天，公园人也不多，若是冬天，几乎没人。幽暗的公园里，越走人越少，越走越安静，这正是我喜欢的。

　　这个公园，就是老癫仙夏秋两季安身的公园。公园离原水泥厂宿舍三百多米，她好像彻底迷路，从未回过家，至少我没看到过。有时候，我会走近凉亭，就着幽暗的灯光，居高临下打量着半坐半躺的老癫仙。老癫仙目空一切，嘴里叽里呱啦不停。她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尔后低头继续叽里呱啦。

　　有一回，老癫仙突然站起，恶煞般指着我叽里呱啦，吓我一大跳，以为她要动武，连忙后退几步。老癫仙非但不追赶，反而调转方向，指着一棵大树叽里呱啦，几片树叶吓得掉了下来，枝条簌簌发抖，一只鸟振翅逃离。

　　我不时带点吃食送给老癫仙。每次接过，她照例叽里呱啦一番，不知是骂我还是谢我。我不在乎，我这么做，并非出于善良，而是出于好玩。就像动物园里，游客投喂动物一样。当然，我也有那么一点善良，从来不给过了保质期的食品。这种善良，类似游客投喂动物之前，剝去食品的塑料包装。还有就是好奇心驱使，我想弄清她的身世。

　　一天，我到邮局取稿费。如今的稿费，百分之九十九电子转账，这家刊物奇葩，稿费低得令人发指，却从邮局汇款，实在麻烦。我发誓，它的稿费即便提高十倍，也不再投稿。

　　眼看就要到领取期限，那天阳光灿烂，我戴上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这还不够，还罩了顶长沿太阳帽，再熟的熟人也认不出我，半路上，连擦肩而过的大哥也没认出我。

　　快到邮局时，发现老癲仙正在写字。她不是在地上和纸上写，也不是在墙壁上写;不是用粉笔和签字笔写，也不是用毛笔写，而是用右手中指在玻璃上写。玻璃不是门窗上的玻璃，而是汽车后窗玻璃。

　　那是一辆停靠在街边的老旧商务轿车，车身和车窗沾满灰尘，轮胎几乎被黄泥包裹。老癲仙踮起脚尖，在后窗玻璃上奋指疾书，很快写满——左右两侧玻璃已经被她写满。

　　老癫仙甩了甩手指，似乎没写过瘾，向旁边汽车走去。旁边汽车玻璃都很干净，写不出字，她叽哩呱啦一辆辆找下去，越走越远，消失在我视线中。

　　我摘下墨镜，凑上前仔细辨认，老癲仙写的是天书，我一个字也认不出。但发现她写的是同样三个字，也就是说，她不断重复写着三个字。

　　正看得焦灼，耳畔响起一声怒叱，喂，看什么看。我吓一大跳，偏头一看，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站在面前。我连忙说，没看什么没看什么，随便看看随便看看，边说边开溜。汉子骂了声神经病，打开车门，坐上驾驶室，轰地发动车子，开走了。

　　车子发动刹那，我的脑子好像也发动了，灵光一闪，认出或者说想出其中一个字，池。没错，千真万确，是池字。老癲仙的儿子姓池，墓碑一清二楚刻着。老癫仙写的应该是孙子姓名，至于名字是什么，已经不重要，认出姓就足够了。

　　我对老癫仙更加好奇了。

　　有那么一周，我到外地参加笔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出门这么久。其间，我唯一思念的人，竟是老癫仙。

　　回家那天，下了火车，我直奔公园。已是凌晨一点多钟，老癫仙睡了，呼噜响似敲锣打鼓。我的眼角莫名其妙溢出两行热泪，望着她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回家。

　　真是不可思议，那以后，一天不见老癫仙，一天不听她叽里呱啦，便如隔三秋怅然若失。老癫仙迁徙公厕后，我每天散完步，都要去看看她。公厕离公园不远，步行二十几分钟可到。老癫仙跟农民（本来就是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栖，天一黑，绝对回据点，我总能看到她。

　　重感冒，散不成步了，一周之后见到老癫仙，她正握着手机叽里呱啦。世界变化真快，癫子也用上手机了。一想，不对，她连三百米之外的家都不懂得回，怎么会用手机？哪来的手机，谁给她缴费，打给谁，谁听得懂？

　　老癫仙叽里呱啦半个多小时，才放下手机。我连忙递上几块面包，趁机问她能不能把手机借我一用？这是我第一次跟她说话。之前，见过好心人跟她说话，问她有没有儿女，有没有家，冷不冷饿不饿，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叽里呱啦。我估计，就像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她也听不懂我们的话。所以我从未想过要跟她说话，这回好奇心急剧膨胀，再不开口就要爆炸了。

　　奇迹发生了，叽里呱啦几句后，老癫仙把手机递给了我。手机是真的，老掉牙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盖子和屏幕龟裂，机体斑驳似白殿风患者皮肤。屏幕一片漆黑，没电，自然没信号。

　　若没猜错的话，手机是她捡来的。翻捡垃圾，是老癫仙的功课。前面说过，老癲仙积累了两大包衣被，迁徙时人随包走。其实她还积累了两大包垃圾，迁徙时分两趟运输，第一趟挑衣被，第二趟挑垃圾。天气晴好的时候，她把垃圾一一取出翻晒，主要是玩具和动漫书。

　　老癫仙接过手机，又贴在脸上叽哩呱啦起来。老癫仙打手机的样子笨拙滑稽：左手托着下部，右手捧着上部，仿佛抱着一个婴儿。我绕公园走了三圈，她还拿着手机叽里呱啦。天啊，手机要真能用，得花多少话费。

　　一连三夜下雨，未去散步。第四天傍晚，雨过天晴，空气清新似婴儿呼吸。我等不到十点，吃过晚饭，天一黑便来到公园。老癲仙的头发，不知是被雨淋还是洗过，湿漉漉冒着热气。老癲仙正站得笔直打电话，这次是右手握手机左手拿照片，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哭得惊悚笑得悲凉。

　　我不断打着手势，表示想看老癫仙手中的照片。她置之不理，忘我地哭着笑着叽里呱啦着。暂时作罢的我，绕公园走了一圈，老癫仙依然故我，走了两圈，依然。走完第四圈，老癲仙背靠墙，无声无息坐着，手机和照片放在身边。我打着手势大声问她，照片能不能给我看看。一脸肃穆的老癫仙没反应，我拿起照片，她还是没反应。

　　天已黑熟，灯光昏暗，高度近视的我，还是一眼看出那是她孙子的照片。孙子右手抓着一个变形金刚，左手握着一本动漫书，笑得碧波荡漾。刹那之间，我的眼泪汹涌而下。

　　是夜，转辗难眠，无限感慨。感慨什么，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感慨。那感慨像重感冒时的鼻涕和口痰，又多又稠。夜半，一道闪电划过脑子，一个绝妙的主意，兴奋得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已经多年没有这么兴奋过了，吸了毒似的——虽然我从未吸过毒。

　　天一亮，我来到公园，老癫仙比我更早，不在。估计觅食或者逛街去了。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她回来，我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迫不及待来到公园，还是不见老癲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离开公园到附近找了找，仍不見踪影，于是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

　　我中魔似的，每隔两小时去一趟公园，始终不见老癫仙。直到晚上九点，老癲仙才出现。那一刻，犹如久别母亲的游子，我竟然有一种冲进她怀抱的冲动。老癫仙已经睡着了，呼噜好似冰雹砸在铁皮上。我站了一会儿，踽踽离去。折腾了一天，我不那么兴奋了，晚上睡了个好觉。白天码了不少字，码得挺顺。

　　次日傍晚，我提着一袋吃食奔向公园，老远听见老癫仙的叽里呱啦。我心里一喜，又兴奋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见到老癫仙时，我一下失望了，失望得不想把吃食给她。她没有一手拿照片一手握手机叽里呱啦，而是赤手空拳叽里呱啦。

　　我打着手势提醒她，把手机拿出来，打电话。不知老癲仙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反正她既没有拿出手机也没有拿出照片，却对着我指手画脚叽里呱啦一通，口气甚是严厉。

　　不再捉迷藏了，兜底吧，那个绝妙的主意的是：用我的手机把老癫仙打手机时的叽里呱啦录下来，发到微信上，让万能的朋友圈翻译。

　　那以后，再没看到老癲仙打手机，也没看到她写字。本来，我可以把她不打手机时的叽里呱啦录下来，发到微信上。但是奇怪得很，我只想录她打手机时的叽里呱啦，不打手机时的叽里呱啦，一点兴趣没有。

　　我甚至不想再见老癫仙，不再到公园散步，舍近求远，到郊外散步。原水泥厂宿舍背后，是个美丽乡村，道路拓宽了，路灯竖起来了，公园散步，偶尔还能遇到个把熟人，郊区散步，半个熟人也遇不到。

　　老癲仙离家出走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孙子。也难怪，他早睡早起早出早归，我晚睡晚起昼伏夜出，不是一条道上的，离得再近，也见不着。比如对门男邻居，每天感觉到他进进出出，却十天半月难得照上一面。

　　老癫仙媳妇倒是见过几次，胸脯和屁股好像更大更翘了，高跟鞋撞击楼梯的声响更铿锵了。有时还有一个大她十来岁的男子陪着她，男子脑袋虽然花白，却不秃顶，头发还挺茂盛，身板也挺强壮。每次都是开着车来，车挺气派。

　　改变散步路线不久，对面传来砸墙和电钻声，侧耳一听，是老癲仙家发出的。接着，挑着碎砖垃圾和沙子水泥的民工，从他家进进出出，从楼道上上下下，始终不见她媳妇和孙子身影。

　　不用说，房子转手了。

　　转眼又过了两年。那晚鸭公嗓和对门邻居一起发声，吵得我恨不能拼个你死我活，很迟才入睡，早上正睡得昏沉，楼下隐隐传来熟悉而陌生的叽哩呱啦，起床打开阳台窗户一听，天啊，是老癫仙，肯定是她绝对是她百分之百是她。

　　但是我看不到她，楼下越长越高的梧桐和违章搭盖的简易房遮住我视线，我飞快穿上衣服，顾不得洗脸刷牙，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