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华

　　从多伦诺尔的一座大院里，走出来我和大宝。我七岁，大宝八岁，他长我一岁。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我们的书包是花布做的，我的是白地红花，他的是白地蓝花，我们走在五十七年前清澈的晨光里，身上开着绚丽的花。

　　和大宝的相识或者说熟悉，也可能比这还要早，也可能是在我们大院门口那个小铺里。那个小铺是一个姓林的老头开的，我们就管它叫老林小铺。老林小铺先经历公私合营，又经过公家独营，后来就成了国家的，没老林什么事了，但我們依旧叫它老林小铺，一直叫，不改口，仿佛在替老林鸣冤屈。我常去老林小铺买五分钱一两的酸枣面，大宝常去那里买烟。他总是买两种烟，一种好的，他爸抽。一种赖的、一毛钱左右的白皮烟，他抽，当然是偷着。大宝老早就抽烟，十几岁手指头就抽黄了。多年后我对他说，他要是不抽烟身体至少不致于上楼还憋气。他对此不屑，我不说还好，我一说他定是要点上一支烟，抽一口，吐出一串烟圈;再抽一口，吐出一根烟棍，还要让烟棍把烟圈穿上。我也还他不屑。把他的烟圈烟棍挥散。后来，我也抽烟了。我也会吐烟圈了。我的抽烟和吐烟圏是否是和大宝所学我已不记得，但对于和大宝的相识或者说熟悉是与同院其他小孩不一样、不是在孩童的耍闹里、滚屎蛋里、打土炮和割草搂柴火里这一点，我还是记得的。因为大宝家搬来得晚，那时我们都挺大了。还因为他爸是武装部达勒嘎，他家孩子根本不用去干那些苦累活。

　　那个老林小铺，还卖红红绿绿的酒。红的是山楂酒，绿的是青梅酒，都是好看也好喝的酒，只是我们没钱喝不上。不过，后来喝上了。是卖了废铜凑钱买的。买了一瓶青梅煮酒，就着酸枣面，喝了。难怪人说青梅煮酒论英雄。那酒好喝劲却大，把人一醉好几天，因为酒是绿的，所以，吐的也是绿的，连看人的眼睛都是绿的。大人们不以为是喝酒，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那时粮食定量，吃不饱，孩子们就到处找东西吃，山浆草，刺玫果，吊吊草，蔴籽，胡蔴渣子，逮到什么吃什么，常有孩子就给吃坏了。但吃坏了就吃坏了，窜上两泡稀，又好了。也有好不了的。有一天看见两个大人推着一车小孩子，有四五个，都摞着，浑身是土，口溢白沬，已经死了，说是吃了有毒东西，要往南沙梁子埋。后来，我们就少乱吃东西了。别的不说，南沙梁子是崩人的地方，肯定有不少鬼，夜里在那里躺着，太害怕。后来大人们知道了我们是喝酒，院子里就响起此起彼伏的笤帚疙瘩抽屁股的声音。但是，大宝家没传出这种声音。大宝没挨揍。大宝他爸忙，他妈在居委会当书记，也忙，根本顾不上他。大宝平常也少挨饿。他还常偷家里的全麸面馒头给我们吃。我们那时都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个顾不上家、也管不了孩子的双职工父母了。

　　我和大宝的相识或者熟悉，应该就是这样，不会别样。

　　后来，大宝家就搬了，搬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他也不再在那所小学上学。

　　那年冬天，应该是一九七零年冬天。有一天，老师叫我到某班教室去一趟。我就去了。教室里有很多人。有个女老师在问过我姓名、年龄和父母政治面貌之后，就拿着一条皮尺为我量身高。然后，就扳起我的一条腿，往上扳，使劲扳，一边扳还一边问我，疼不疼、疼不疼。我说不疼，她就还扳，快扳到和头脸平行了，也不住手。后来我说疼、疼了，她才停下，扭头对桌子后的几个人说，个头行，柔韧度也不错。之后，她就又捏我的腰和我腿上的肉，又和那些人说，肌肉骨骼也挺好。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是说我。她好像又捏了我的别处，又说了一些什么好，然后才退到一旁。这时，又上来一个人，男的，提溜着胡胡。他拉起胡胡，让我唱歌。

　　他让我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他拉着胡胡，为我起调。他起道：哆来咪哆，要学那……唱。我就唱。其实我知道，这不是歌，这是戏。我还知道，这段戏的后头很高，非常高，一般人唱不上去。我就想，这个人真缺德，让我唱这么高的歌。但是，我还是唱了，也上去了。我是想快点唱完好回家，家里缸干了，还等我挑水呢。可是，唱完了，却不让回家，又被领到办公室。在那里又折腾了一阵。最后，才有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对我说：好了，就这样吧。你回家告诉你家大人，你被录取了。明天去乌兰牧骑报到。

　　我才知道，原来是乌兰牧骑选演员，把我选上了。可是，选上了我也不去，我才不去乌兰牧骑呢。我的梦想是好好上学，长大当作家，这也是我爸的意思。可是，不行，我妈不干，我妈说去，为什么不去，去了乌兰牧骑，就能挣钱了，就能帮爸妈养家了，这么好的事，傻子才不去呢。那时的孩子，没人敢不听大人的话。后来，我就去了。

　　乌兰牧骑在东河套边上的一个大院，那里是另一个单位的马号，院子里还有一大垛草，还有一排向南的土房。报到那天，我刚进院，正愁连个熟人也没有，就看到有个人从身边的草垛上轱辘下来。我一看，是大宝。就叫他，大宝。大宝也看出我，也叫我，小立。他问我，你咋来了？我说，选的呗。我也问他，你咋来了？他也说，选的呗。我说，我不来，可我妈非让我来。大宝说，来呗，多好，不用上学，还能学乐器。我才想起，大宝喜欢乐器。他家有个笛子，一块多钱买的，大宝一有工夫，就在他家粪棚子里吹笛子，吹得也不咋地，勉强可吹个“东方红”，连“大海航行靠舵手”都吹不了。这时，就有人来叫了，让去娘娘庙开会，说开完会，就开始练基本功。我问大宝，咋去娘娘庙开会？大宝说，那里是县文化馆，乌兰牧骑和文化馆借的房，当排练室。我又问大宝，什么是基本功？大宝说，就是翻斤斗。我说，噢，就是翻斤斗啊。我们就走了，去娘娘庙了。

　　可能和大宝的爸妈都工作有关系，大宝的消息很灵通，知道好多事情。比如，他知道乌兰牧骑是要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所以才选了我们。比如，他还知道等排出《沙家浜》来，不但要在县里演，还要去盟里演，还要到自治区演，大宝说，那样，咱们也能坐上大棚车，出门逛逛了。那年我十三，大宝十四，我们都已不小，但是还没出过门，连离县城几十里的蓝旗都没去过。所以，听说参加乌兰牧骑能出门，都高兴死了，就盼着快点排出戏来，好出去逛。大宝的话，很快就得到证实，队里就是要排《沙家浜》，还是全剧，都开始分角色了。我分到的角色是演一个新四军战士。大宝分的角色是演抢包袱的刁小三。大宝对于让他演反面人物，演刁小三，十分得意，说好，他愿意演，好赖还有个名，说演新四军战士，连名儿都没有，人家在节目单里都找不着。他还说，之所以让他演刁小三，是因为他脸上有个疤，眼睛也不大，队长指导员说，他演刁小三连妆都不用化。大宝说我，你是不是也想演刁小三？是不也想演个有名的？但是，你不行，你演刁小三不像，眼睛太大，再说你也怕丑。他说，他就不怕丑，演再丑的角色、化再丑的妆也没事。不过，大宝的话，有的准有的也不准，比如他说的基本功，就没说对。基本功可不只是翻斤斗，那只是其中一项，还有压腿踢腿、走台步拉山膀、做组合什么的，多了。当时我们练的是戏剧功，主要是让人掌握基础东西，把身体活动开，把身上的筋抻开，为排戏做准备。

　　我和大宝，学动作都不慢，那些基本功动作，很快就学会了。我们的筋，也抻开了。不仅可以压腿、扳腿、踢腿，还能下叉了。大宝的骨骼软，不但可以下叉，都能颤叉了。颤叉就是将两条腿前后叉开，担在两把椅子上，人的身体整个悬空，然后用身体重力上下颤，使劲颤，功夫好的，都能把屁股颤着地。大宝的颤岔虽然屁股没着地，但也离地不远了，再颤颤，就差不多了。一个新队员，刚练功，就能做这样的动作，这令管练功的老师很惊讶，就表扬他。而大宝就是个“宝”，“活宝”，老师一表扬，他就更来劲了，把嘴一歪，把眼一斜，就给人家做起他的刁小三抢包袱的动作，还带着表情和台词：哼哼，抢包袱？老子还要抢人呢！逗得大家一阵笑。

　　我们当然也练翻斤斗。我们已知那叫毯子功。我们在毯子功上，不练别的，只练“蹿毛”，就是“鱼跃前滚翻”。因为《沙家浜》里有一场戏，攻打敌司令部，我新四军战士，要从高墙上翻进去。人家样板戏的电影里，战士们都是翻着“小翻”“空翻”往进冲，可是我们，连虎跳还不会打，这样高难度的动作，当然做不了，后来队里就想出这个主意，用“蹿毛”过墙头。毕竟是乌兰牧骑，专业团体，水平不高但也不能太低，总不能像有的业余剧团那样，举着刀枪跑进去。“蹿毛”也是斤斗，有一定难度，又不乏艺术性，所以比较适合我们，再把墙头降低些，就可以了。但低也不能太低，太低就影响了我军形象，可是太高又过不去，后来就把墙的高度定在了一米五，和我们身高差不离。队里有个曾在乡村小学当过体育老师的队员，他的“蹿毛”做得好，又高又飘，队长指导员就让我们和他学，说你们的蹿毛要是都蹿成他那样，就行了。我们就和他学，日日苦练。那时队里穷，没钱买垫子，只有一块练功垫子，都磨出瓤子。我们就到那个大草垛上去练。没几天，就把人家一垛草给造得稀碎，还天天带回家一身草爬子。草爬子厉害，比虱子厉害，咬人一串一串的疙瘩，比糖葫芦不小，弄得全家人一夜夜睡不着，挠得全身血乎乎。后来，我们的“蹿毛”真练成了，就蹿成那人那样了，一米五的墙头，轻悠就可以过去。这个全剧中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队长指导员很高兴，我们也高兴，想这下子应该离出门去逛不远了。

　　演出那天，县党政军领导都来了，家长老师和亲戚朋友也来了，剧场里座无虚席，没人不沉浸在无比的期待里。前边的几场戏都很顺利，有点小毛病也白不咋，但是到了最后一场，即翻墙那场，却出了问题。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还不是普通的大问题，是天那么大的大问题！谁也没想到，费那么多时间和心血排的戏，毁就毁在那“蹿毛”上。当时，锣鼓家伙敲起来，“急急风”响起来，战士们的山膀拉起来，圆场走起来……就要开始翻墙头了，这个时候，就出事了。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蹿毛”做得好的人，他可能太紧张，也可能因为“蹿毛”蹿得好，有把握，太不紧张，太放松了，就在他带头蹿上墙头之际，不知为何，却没有过去，身子就压在了墙头上！再说那墙，本不是真墙，是假墙，只是木框子钉了一层布，上边又画了一些砖。那个队员，又挺壮，身子一压，就把墙压倒了！紧接着，产生了连锁反应，这堵矮墙，又把与它相连的高墙拽倒了！再接着，那高墙又把其它高墙拽倒了！后来，连胡传魁家的房子也未能幸免，也倒了！一时间，舞台上好像发生了地震，墙倒屋塌，天翻地覆，爆土扬长，不可收拾。队长指导员见此情景，愣了，半天才想到采取措施，便异口同声地喊：关大幕！快关大幕！……谁知，拉幕人又拽错了幕绳，不但未关，还把幕又往开拉了拉……台下的观众，都傻了！先是愣着，后来才反过闷，就开始笑。全场的人，都笑。没人不笑。没人只是小笑，不是大笑。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捂肚子抱腰，笑得说什么也煞不住车了……后来，演员的家长们就哭，掉泪了，说孩子们的辛苦，白费了……

　　排演革命样板戏的工作，就这样终结。我们想出门逛逛的企图，也随之破灭。那时还不懂，后来才懂了，一个单位也和一个人一样，是有命运的，是命运在推着它走，尤其文艺单位，其命运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变幻的。我们的乌兰牧骑，像一匹马，被喝醉的主人驾驭着，在茫茫荒野上狂奔一番之后，又回到草原上。這回，不演大戏了，改排小节目了;也不只在城里演，要下乡去为贫下中农服务。于是，为排戏招来的近百十号人，就用不着了，便开始遣散，哪来的回哪去。只挑了一些业务好的，留了下来。我和大宝，都留了下来。从此，我们的乌兰牧骑生涯，才算真正开始。

　　大宝虽只在演选场时演了几次抢包袱，但是他抢到的包袱，岂止是包袱，可谓至宝，让他获益终生。几年后，他结婚了，新娘就是那个被抢包袱的少女。他们很相爱，前后离开多伦诺尔，离开乌兰牧骑，去了新的地方工作。大宝抢包袱抢到了一个媳妇，成为当时队里的一段美谈。

　　单位也搬了，搬到一座名叫佛殿的庙宇里。那座庙宇青砖灰瓦，深院高墙，只是很破败，到处是残檐断壁，枯树荒草，夜晚女队员都吓得不敢待，瘆得慌，假如不是有琴声陪伴的话。

　　我的文字，写到这里，该入主题了。我在题目所说的琴声，该出现了。它已经应该到我的笔下来，甚至都有些晚了。之前，也有琴声，在那座马号、那个娘娘庙。那是为样板戏伴奏的琴声，是那些老队员奏出的琴声。而现在，在这座古殿里，在这破败的院落里，在那些枯树败草之间，那瘆人的氛围里，出现的却是我们的琴声，我们年轻的、拙笨的、不熟练的、不利索的琴声，它含着我们对人生的懵懂，带着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在那个古庙里回荡。它毕竟是我们初始的琴声，刚刚能在乐器上勉强奏出的琴声，它虽不那么好听、流利，像过拉盐车，但是，它又有如冰河下流动的水，山林间穿行的风，是不可阻挡，不可以不在这古殿里执拗地奏响的。

　　这琴声里，也有我的。

　　这琴声里，主要是大宝的。

　　我说过，他喜欢乐器。但我没说过，他喜欢乐器会到了那种痴狂的程度。大宝在不演戏之后，像变了个人，像有毛病了，疯了，好像把命都给了那些乐器，这时充斥他血脉的，都是对乐器的向往，对掌握它们的追求。他一头扎进对器乐的学习。他学手风琴，学二胡，学京胡板胡，学吹号，先是小号，又是圆号，又是中音号，还有黑管、萨克斯。他还吹过唢呐。反正，他什么都学，什么都拉，什么都吹，什么都弹，什么都尝试。有的有老师，更多的是自己摸索、琢磨。他几乎没失败，几乎都成功了。在这段时日，大宝的器乐天赋，如雪后的原野那样显露，他的刻苦之心，也如雨后的草场那样迅速生长，他可能是由于形象劣势所造成的紧迫感，都转换成了动力，迸发了出来，并很快得到回报。

　　那时我们都从家里搬到单位住。男队员住一排不透光的西厢房，女队员住一座低矮的小木楼上。那时大家只为了一句“为革命而练功”，就能把命都豁出去。跳舞的人，天刚亮就去排练室练舞蹈。唱歌的人，天不亮就到冰河上去喊嗓子。练功筋抻不开的人，晚上睡觉都要把腿吊起来。而练乐器的，就更是无时不在那苦苦的缠磨中了。我的那时无比年轻、但现今已无比苍老的记忆里，仍然清晰地记得，在练器乐和吃苦上，没有人可以与大宝相比。所以，在那座古殿里，那萦绕着的琴声，更多都是大宝的。他的号声，他的手风琴声，他的脚踏琴声，他的二胡声，他的板胡、京胡声。他也打扬琴，还拉小提琴。他的琴声也是在变，由断续变得完整，由枯涩变得流畅，由单调变得美妙，由初予人的烦厌变得深切而耐听……大宝的琴声，从宿舍里，排练室里，甬道里，某个角落里，谁知道的什么地方;从清晨、从晌午、从深夜、从谁知道的哪个时间里，发出来，传出来，在那座古殿里盘旋、回荡，久久地，久久地……他练琴练得手指都磨破，又长出一层厚的老茧。他吹号吹得嘴唇裂着口子，成了三瓣嘴，不住流血，把小号嘴子都染红;他不能吃饭，就大张着嘴，把饭不接触嘴唇地直接送进口……我们就管他叫兔子，说你这回好，可以到草园子里去吃饭，省下饭钱了。

　　那个破败的古庙，是那样静谧，好像只有琴声，才能为它所受用。它静静地谛听，听年轻的大宝，用琴，叙述他青春的故事……也正是那难得的宁静，得以让大宝的琴声毫无遮掩地整日回旋在我耳边，让我不费力地把那一切记了住……

　　有一天，琴声没有照常响起。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响起。一打听，果然是大宝不在，请假了，回家去了。

　　他回来了，胳膊上戴着黑纱。问他才知道，他爸没了，才五十多岁。大宝拿着他带回来的照片给我们看。照片上，大宝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从飞机旋梯上下来……我们那时是太年轻，不懂事，当时并没多么为大宝父亲的去世难过，反倒惊讶大宝坐飞机了，他坐飞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汽车普通人都少坐，大宝却坐了飞机，所以，他着实让我们羡慕了一番。还有，他脚上穿的那双鞋头极尖的皮鞋，咖啡色的，绝对外囯货，也引来一帮年轻人的惊叹。

　　和他家从我们大院搬走一样，有一天，大宝也走了，当兵去了。他走后不久，给我们写来一封信，还邮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红领章红帽徽，人显得格外精神。可能是因为新兵训练苦，他稍微瘦了点。不过，这样看上去眼睛却显大了，不再像之前的“细篾割”。之前有女隊员总开他的玩笑，说他的眼睛是细篾割（拉）的，形容他的眼睛小。他倒也不气，还反怼说：别看小，但是聚光，可以把什么事情都看清楚！再后来，大宝的情况，就不太知道了。隐约听说他去了部队宣传队，又到了哪个文工团，后来又到了哪里哪里，后来，就复员了，回到母亲所在的地方，锡林浩特。

　　在多伦诺尔见到的大宝，已是盟直一个单位的科长，他到那里下乡，我去看他。他一切如故，尤其是对艺术、对器乐的热情。我记得他兴趣盎然地问我，哪里可以搞到旧小号和萨克斯？他说他想买，只要别太贵，他说过去那么便宜的西洋乐器，现在贵得根本买不起了，所以他想淘登旧的。我问他，还拉琴？他说，拉。我问他，还吹号？他说，吹。我说，真行。他说，这辈子，学了，喜欢，就离不了了。那次我们还谈到些什么，怎样吃的饭，已经记不住，忘了。

　　过了若干年，我也调到了锡林浩特。

　　记得一晚，大宝在一个场合为舞会伴奏，散场后，他要请我喝酒。后来去了一个地方，席间还上了一瓶茅台。那晚我喝醉了，大宝也醉了，我们忆起过去很感慨，也欢欣又到了同一座城市。就是那天，后来又有几次，我发现大宝喝酒还是那样实在，但有点拿不住酒了，一喝就醉。我就想，可能和他太多抽烟有关系。就劝他戒烟。可他说没关系，不是烟的关系。他说，烟，这辈子他恐怕是戒不了了，也不想戒，他说要是没了烟，他受不了。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有毅力，有恒心，只要用当年练功练器乐时一半的努力，戒烟也是能做到的。不过，后来，他还是把烟戒了。但戒了，也有些晚了。

　　去年将近年终时，我们还一起吃了饭，还喝了酒，只是没喝白酒，我俩都只喝了些红酒，也不太多。我问他身体情况，他对我说，不太好。我之前也听妻说，说他爱人说，他不太好。这样，就使我们的喝酒，有了些沉重意味，也多了珍惜。

　　但如今，写这些字的时候，一切竟已是不再，已是过去，已是了梦！就连他的不太好，都已回不去，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梦了！

　　大宝走那天，我去送他。我没去看他的脸。不是不想，想。我是怕他的病态的面容，会让我再也无法将他与那些琴声，他的琴声，还有他的号声，他的所有所有的印在我脑里心里的音乐声相连接，相匹配。还有，我也不觉得他是真走了，尤其他的琴声，那也是走不了，那只能是远去，只能是到另一个地方去弹、去吹了。后来，我就又这样想，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琴，有的话，就请给他一个好的，因为他对琴总是很挑剔。他一定是闲不住，一定是要弹琴的。我就又想，他也许是要坐在一片云彩上弹琴，弹钢琴，或脚踏琴，他弹这两种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挥挥手，拨开琴边云雾，坐在那儿，云雾中，弹起来。听到琴声，周边的其它的云，就慢了，聚拢过来，聆听。而后，他弹出的旋律，就丝丝缕缕地落下，落在草原上，成为一片雨的、朦胧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