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

　　1

　　大崖湾这地方，单调枯燥得像个灰堆。一条宽宽的公路，沿着村口二聪灵家的麦田，奶妈家的糜地，我家的土豆地，还有村子里其他人家杂七杂八的庄稼地，一直爬上东头红沙坝的大陡坡，被斩断了，像被拉出午门斩首了似的，没头没脑。留给人无穷的困惑与遐想，我总想着有一天长大了，翻过红沙坝那道陡坡去看看。然而，长大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就像不会长大似的。公路被路基抬举得高高的，像坐了花轿似的，很骄傲。公路旁那些高高矮矮、花花绿绿的田地，被乱石丛生的河湾揪扯得歪歪扭扭，一直通向渺茫未知的远方，常常让人有一种无厘头的沮丧。一条通往康家渠的纵向小道把公路拦腰切成两半，通往西边的公路，也被康家渠的黄土坡给隐没、陷害了一截，在很远处，才又开始延伸，一直通往天空。总盼望一天一趟的公共汽车经过公路的时候，能带来远方的客人，让我看看她们身上穿戴的新衣服，听听村庄外面崭新的消息，但公共汽车每次经过，像一个不好好下蛋的老母鸡，慢悠悠、慢悠悠地，好像就要停下来，下一颗蛋。但最终还是开走了。越到农忙季节，它越一颗蛋也不下，真让人扫兴。村庄里白天落满了陈皮般的人和往事，青石板一样的夜空，钉满了古老的银钉钉。人们天天用古老的语言，翻阅着记忆里七零八落的旧经卷，常常一开口就是“往米年……”我们小孩子都不敢走出村庄太远，害怕那用水银专门剥小孩子人皮的剥皮人，还有用老奶奶的剜花小剪刀专门剜走小孩子心的剜心人。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天天就在崖畔上面的那一大片空地玩耍，大人们总是说，你们就像生在崖畔上面了似的。我们的见识就像村庄般大小，或者说比崖畔大不了多少！

　　对外面的世界，我们闭塞得像一颗蚕豆。但对村里大人们的姓名，我们小孩子都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都是搬出对方八辈儿祖宗的名字，进行第一轮交锋的。我上學后，学会了在作业本上写自己的姓名，也认识了身边伙伴们的姓名：白小萍、杨丽萍、张小红、李美丽……我忽然想起崖畔下住着的一个光棍儿的名字h?ying。由于方言的局限，我们常把“黑”发音为“h”，轻声。难道他姓“黑”么？“黑”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一个姓氏。我总觉得在他的名字前面隐去了一个姓氏。我去问父母，他们不屑理识我的提问，就说，一个外来的和尚，管他姓什么呢！再去问村里跟h?ying年龄相仿的人，他们大多不识字，也嫌我小孩子话问得无聊，就说，h?ying、h?ying，当然是姓“h”，人的名字，能叫音，知道是谁就行了，更何况大人的名字，也是你们这些孩子成天挂在嘴边叨叨的？往米年，长辈们的名字晚辈们是不能随随便便称呼的！h?ying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长得像一只鹰，他的鹰钩大鼻子，直往口腔里张望。粗壮的手指上留着长长的硬指甲，像鹰爪一样锋利。指甲缝里有一些脏东西，黑红色，像刚刚杀死过什么动物，残留的淤血。闲暇时候，他常常蹲在院子里那截颓废的矮墙上，把矮小的身子都藏进敞开的衣襟里，弓着背，用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审视着村庄的动向。我不敢去问他，就用刚刚学过的拼音“h”，加上象形，暗自叫他“h鹰”

　　h鹰是我们村南头小庙里一个打坐念经的和尚。他来自遥远的陕北。穿戴整洁，歪嘴。人们常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歪嘴和尚念错经。他没来得及念几天经，小庙就改作了学校。他便落户到我们村。h鹰不爱干活儿，更不怎么会干农活，但他心细，能写会算，也会与人相处，后来被推举为生产队里的记账员。他的地位受村里人尊敬，他也有几分情不自禁的骄傲。他搬进崖畔下老高宝的窑洞，两个人搭伴过日子。老高宝也来自不知名的远方，光棍，比h鹰小几岁，个头矮小，比较邋遢，因为眼睛近视，常常眯缝着眼，村里人都叫他瞎老高。对于他的身世，他不说，也没有人愿意去打听。

　　村里人都住在崖畔上面的一片空地上。有人也常常到崖畔下找h鹰核对自己的工分。年纪和h鹰相仿的人，也去找他聊天。因为h鹰家没有小孩子，他也不喜欢我们这些喜欢恶作剧的小孩子，他一看到我们，立刻变得像个凶神恶煞的门神，我们都不敢轻易去他的院子里玩。但我们天天在他崖畔上面的那片空地玩耍，只要崖畔下面有点儿动静，我们也会赶紧探下身子去看个究竟。比如老高倒坐门槛吃饭，窑门口露出他的两只烂鞋了，因为老高吃饭时筷子扒拉的碗滴滴答答响，h鹰突然扔出他的一只臭鞋子打老高了，春天里老高在窑门口选种子，看不见人，只有半边笸箩沿儿兜着半圆，忽里忽外，晃晃悠悠，像给土崖长了一个里外忽扇着的舌头了……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们看过、笑过之后，还要回家给大人们一边叨叨，一边比划。

　　我们趁老高和h鹰都不在家，也会偶尔溜进院子里，四处看看。院子破烂不堪，几乎没有院墙。除了窑洞两侧几截坍塌得断断续续的小土墙之外，门前一马平川，远处的河湾、公路、田地、荒野，近处的矮草垛、乌鸦、树、老井、灰堆，甚至是走过一只闲逛的鸡，跑过一头饿疯了的猪，都一目了然。一间破椽烂檩的小屋子，立在窑门口右侧，显得有些突兀，样子有些怪怪的，像给古老的窑洞派来了一个贴身的侍卫。小屋的地上躺着一口空棺材，散发着死亡的味道。让人看了害怕，再不敢靠近。可是那屋门老锁着，感觉锁得实在有些多此一举，白白浪费掉了一把锁头。我们扒在窑洞低矮的小窗户上，一起瞅屋里的摆设。窗台上搁着一盏小煤油灯，炕上铺着两块宽窄不一样的羊毛毡，宽毡上卷着一卷儿洗旧了的大铺盖，窄毡子上卷一卷儿往外翻破棉絮的小铺盖。两卷儿铺盖步调一致地卷在两块毡子靠墙的位置，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但它们中间空开很大的地方，好像在彼此怄气，井水不犯河水。笨蛋似的锅盖，孕妇似的灶台，武大郎般的水瓮，都泛着金属般的沉静。没有镜子，没有梳头匣子，没有亲人的照片和相框，加上极其简陋的器物，都透着老光棍儿的味道。屋内光线晦暗，暗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可能是因为我们小孩子都怕h鹰，觉得他就是屋子的恐惧之源。

　　h鹰和老高打架，总把老高打得伤痕累累，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我常常担心老高会不会有一天被h鹰害死。崖畔上的夫妻打架，在搬出对方的八辈儿祖宗胡噘乱骂半天之后，总能揪扯到今天打架的原因上来。而h鹰和老高打架，老高不敢顶嘴，h鹰一冲出屋子，就停止了他的叫骂，但先前从窑门口传出来的叫骂声，像锯条锯到木结子般刺耳，我们小孩子大致听清楚了他们打架的原因。老高眼睛近视，常出差错，把莜面当成白面倒进了白面瓮里，把煤油当成胡油倒进了h鹰刚刚做好的饭里等等，所以，他们不说打架的缘由，大人们也懒得去问。“那是人家的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驴圈里打架，是踢不死驴的！”他们事后这样说。他们很会轻而易举地引用祖宗旧经卷里千锤百炼打造出的这些经典句子。

　　因为崖畔上的家庭，每隔一两天也会发生一场夫妻打架的事情。张三打老婆了，老婆低眉顺眼，忍气吞声。李四把老婆打跑了，老婆因为放心不下自己的娃，过一两天又灰溜溜的自个儿回来了。王五打老婆了，老婆喝上苍蝇药，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没有人理识，任由她口里吐上半天白沫沫，又自己活过来了……前来劝架的人也会低吟浅唱旧经卷，老婆汉子日子过长了，哪有不打架的道理！盘碗用时间长了，还相互磕碰呢，勺子铲子用时间长了，哪有不磕打锅沿儿的，更何况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呢！算了吧，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我读不懂大人们的旧经卷，但我知道说这话的男人也不敢保证，下一个打老婆的不是他自己，说这话的女人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不挨打。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既可以把人磕碰得遍体鳞伤，也可以把人磕打得麻木不仁。

　　可能是因为小庙改作的学校太破旧的缘故，被拆掉了。在红沙坝脚下盖起了新小学。母亲去那里教书，我跟着她去学校里玩儿。我第一次爬上红沙坝的那道陡坡，才知道陡坡的那边也是村庄，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只是在学校的西墙外，有一个供销社。在那里，我遇见了h鹰。在我第一眼看见h鹰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惊讶！因为这是离开村庄二里地的地方，居然还能遇见了他！他居然也能找到这里，还能知道这里有个供销社！h鹰反倒觉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似乎对那里的环境和人都很熟悉，他见了谁都要聊几句，那些人对他也很尊重。他脸上涂着一层善良的笑容，像个灶神。偶尔裂开嘴笑一下，露出两排旱烟熏黑的牙齿，像两排发了霉的老玉米。

　　h鹰提着一帆布袋子空瓶子，来供销社打酱油、打醋、打煤油，也买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外号叫“花公鸡”的售货员待搭不理地把货给h鹰递出柜台，伸出竹节一样的干手指，噼里啪啦打着算盘，一会儿工夫就算好了账。h鹰让“花公鸡”把他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都标在一张小纸上，仔细地审视着，不时质问一下，煤油又涨一分钱了？你这酱油打得也不够一斤，一斤酱油正好到我瓶子的脖颈！你这火柴也不满盒……“花公鸡”气得脸色铁青。h鹰刚想伸手拿“花公鸡”的算盘磕打磕打，算一算，“花公鸡”却迅速抓起算盘，不耐烦地扔进柜台里，清高自傲地仰着脖子，站在柜台里等着h鹰交钱。h鹰没有不高兴，他不慌不忙抬起头，若有所思地仰望着房梁，眨巴眨巴眼睛，嘴里叨叨了很久说：“对，对的！”然后慢慢地解开衣领的扣子，把手探进脖子里，呲牙咧嘴地朝衣领下面掏了一阵子，终于掏出一个小布袋，低下头，倒出一些像杂碎一样零零碎碎的小钱，摆在柜台上，把要付的钱数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放在一边。把剩余的钱再数一遍，仔细地装进小布袋里，十分小心地装回衣领里面，安顿妥帖，扣好衣领，又把柜台上的钱放进手心里，数了一遍，丁零当啷流进“花公鸡”的手心里。“花公鸡”早已等得上火，像生怕那钱烫坏了他的手似的，直接“刷啦”一声丢进了钱柜里，视h鹰为空气，抽身离开了柜台。h鹰似乎也不在乎这些。因为那时售货员是比他记账员更崇高、更受人仰望的职业。对于h鹰的这些举动，我也不感到奇怪，他在村子里当记账员，就是这样，心细得像针，人们都信赖他。他也一直保管着他和老高的收入，也掌管着两个人的开支。他提起买好的一袋子东西，显得有些费劲。他把东西寄存到母亲的办公室里，背起像猪肚子一样圆扁的油葫芦，又爬上学校对面的小南坡，去头道坝的小油坊里打胡油。他矮小瘦弱的身体，爬坡显得有些吃力。萧瑟的秋风吹动着他单薄的衣裳，他不时停下来，弓着背，还要咳嗽一会儿。我虽然在陌生的地方遇到h鹰，我没有半点儿的欣喜，也没敢和他说话。

　　那时候，村庄还是大集体经济，h鹰一直是生产队的记账员。在我六岁的时候，村子里实行包产到户，土地分给个人。老高和h鹰在分给自己的田地里一起劳作。夏天，h鹰锄一会儿地，就与近处锄地的人聊几句，或走到远处的田地里，和歇息的人坐下喝一会儿水，抽一袋旱烟。秋天，h鹰割一会儿麦子，就直起腰来，捶打锤打腰。我家的麦地离h鹰不远，他也会过来和父亲聊一会儿，夸母亲是个有文化的好老师，夸父亲是个有手艺的好大夫，夸我们聪明，长得好看，还给我们姐弟三个看手相、算命。今天说我们都是金命，明天又说我们都是水命。总之，我们都是好命，长大能当大官，挣大钱。父亲是个急脾气，顾不上和他聊过多，便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支，要是手头有索密痛片儿，就倒给他几片儿，他急忙在衣服上蹭一下手上的尘土，乐呵呵地伸出手接受，好像还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然后把香烟别在耳后，药片儿放进衣兜里，不管有没有人跟他聊天，他还是再聊几句，走了。在秋天这样“龙嘴里夺食”的抢收时节，根本就没有人顾得上和他多聊。他望着公路上偶尔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自言自语。当公共汽车从西边驶过来的时候，他便提着手中的农具，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在地畔上跺跺脚，回家做午饭去了。所有这些，老高似乎觉得很正常。他只管辛辛苦苦地干活儿，默默地回家吃h鹰做好的现成饭，他们各司其职，粉坊豆腐坊，各管一行。

　　2

　　大崖湾这个村子，一年四季头茬阳光总是鲜鲜亮亮地先洒到崖畔上面来，照得房舍、榆树、草垛、灰堆、人们都暖洋洋的，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阳光的味道。崖畔背对着早晨的太阳，它高大阴冷的影子一直伸出老高院落的外面。h鹰坐在窑洞里的那扇小窗户前，伸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巴望着门前地里干活儿的老高，远远望去，像镶在相框里的一张老照片。这些年，他一到秋凉就咳嗽，地里的农活儿似乎彻底与他没了瓜葛。老高一会儿弯下腰，摘下那些红红绿绿的倭瓜，一会儿趴在地上，收拾那些藕断丝连的藤蔓，一会儿又站起来，把倭瓜一个个搬回窗台上来。一会儿浸润在阳光里，一会儿又淹没在阴暗里。慢慢吞吞，来来去去。h鹰打开小窗户，偶尔朝老高吼喊几句话，老高的耳朵背了，对h鹰的吼喊，他全靠猜。于是两人的对话常常驴唇不对马嘴。h鹰说，今年的倭瓜比往年长得还好。老高却回答，你想喝水，等我干完这点活儿，就回去给你倒。h鹰说，老高，歇一会儿吧，落霜之前肯定能收拾完。老高却说，你要是爱吃倭瓜，今儿个中午，咱们就蒸着吃。h鹰没有诅咒老高，反而还笑了呢！逗得我们也哈哈大笑。h鹰和老高的关系，自从h鹰生病以来，不知怎么的，越来越像亲人。他们在夏日炎炎的午后，趁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脱光了上身，坐在院子里，互相挠着痒痒，说说笑笑，拿起各自的衣服，静悄悄地逮着虱子。他们也在夕阳的余晖里，一起坐到院子中央，对着崖畔吃饭，仰起头，两个大海碗盖住了两张苍老的脸，慢悠悠地扒拉著，吸溜着……老高病了，h鹰赶紧来父亲的药店买药。老高的衣裳破了，h鹰拿起针线给他缝上。他们的衣裳脏了，一起动手洗干净，搭在门前的树杈上晾干。老高总是最后一个把秋天拾掇回粮仓的人。老高地里的农活结束了，天空就开始落起雪来。h鹰和老高在窑洞里静悄悄地度过寒冬，像冬眠了一样。没有节日的爆竹，没有新衣裳，也没有人去聊天，只有那伸上崖畔的一截子烟囱，和着村庄烟火的节拍，升起烟火，让人感觉到窑洞里的温暖，趁着烟火散去，我们对着烟囱瞎嚷嚷，不到万般无奈，是没有人出来理识我们的……

　　秋日的阳光照在崖畔下的时候，已经病病殃殃了，就像h鹰病病殃殃的身体一样。老高下午就到公路旁的地里收割庄稼去了。h鹰半躺在土墙根儿下，与土坷垃、石头、花草一起晒着太阳。一头猪哼哼唧唧走进院子里，像老朋友似的，在不远的阳阳地，陪他躺下，一会儿工夫，就毫不含糊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对h鹰来说，都无所谓，只要不咳嗽就好。

　　h鹰咳嗽的时候，把手握成拳头，放到嘴边，不住地咳嗽一阵，才慢慢停下来，然后上气不接下氣地喘息一阵儿，再继续咳嗽一阵儿。像二嬲伢他爹的那台老式破拖拉机，一直停在原地“突突突”启动，就是不挪动地方。h鹰咳嗽过后，像一堆破布，更像一堆烂泥，瘫软在墙根儿底下，身体紧紧贴着地面，一动不动。像死去了一样，真吓人！我撒腿就跑，跑进人们收割的麦田里喊，h鹰死了！h鹰死了！没有人理识我。是咳嗽死的！我又补充了一句，还是没有人理识我。过了很久，我才敢再悄悄靠近崖畔，提心吊胆地探下身子，打探究竟。院子里已经空荡荡的……老高给h鹰的衣兜里，备着从父亲药店里买来的甘草片。但h鹰不到咳嗽得万不得已，他是舍不得拿出来含进嘴里，来缓解他的咳嗽的。

　　第二天下午，天气要是依然暖和，h鹰依然拄着拐棍，颤颤微微地挪到院子里来。像一座破败不堪的教堂，随时都会轰然坍塌。他背靠着向阳的土墙歇息好一阵子，然后让手中的拐棍和背后的土墙，吃力地把他扶到墙根儿下坐好。不一会儿，就像个不倒翁似的，在寂静的太阳底下，晃晃悠悠地打起盹儿来……一只母鸡路过，可能看见他的样子有些好奇，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站在离他不远处的地上，呆呆地端详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本来想像大嫂那样，叨叨点什么，终于还是什么也没叨叨，默默地走开了。h鹰闭着眼睛，一无所知。可怜的h鹰，我不再害怕他，反而开始同情起他来！

　　第二年的春天终于来了，h鹰终于熬过了又一个秋冬。他偶尔也会到老高劳作的地里看看。他蹲在地头，像一只衰败的鹰一样颓废。蹲累了，又像一只公羊，半躺半卧。在公共汽车经过村庄，冒着黑烟，费力地爬上红沙坝陡坡的时候，h鹰慢吞吞地爬起来，喘息一会儿，费尽全身的力气站起来，两根像筷子一样细的腿，强撑着即将散了架的身子，回家去了。崖畔下的炊烟，过很久很久之后，终于袅袅升起来。

　　3

　　夏日的一场大雨过后，雨水汇聚成的小溪流，沿着它们经常到来时走下的那条老路，从各家门前缓缓流过，像一条诡异的长蛇，弯弯曲曲，若隐若现。奶奶把家里那些油瓶、醋瓶、酱油瓶都收拾出来，摆在门口的溪流边，油腻腻的一长串儿，像站着一排被雨淋湿的沮丧的鸡。奶奶在瓶子里灌入泥水，挨个挨个地洗。她圆滚滚、软绵绵的身子，还有那下垂的乳房，都在跟着手里左右晃动的瓶子摇摇摆摆，像一只坐在田埂上逍遥自在的獾子。我们提着鞋子，光脚踩着溪流里绵软的细泥，一路小跑，来到崖畔。雨后的崖畔上面总是聚集很多人，他们披着棉袄。有的是专门出来看河湾里发洪水的，有的磕打着沾满泥巴的破鞋，打算约几个人打麻将的，也有商量着买四四家的大绵羊，打平伙吃羊肉、喝酒的。也有打算闲聊一会儿回家睡大觉的。大雨过后，地里的农活什么也干不成。所有的这些好事情，好像都是老天专门恩赐的似的。雨水冲刷过老高窑洞上厚厚的黄土崖，像给黄土崖痛痛快快洗了个脸。所有挂在崖上的蜘蛛网、树叶之类的事物都不见了。崖上那一簇簇菅草、狗尾草，更加挺拔帅气，老高院子里茂盛的牵牛花密密麻麻地挽着菅草和狗尾草的臂弯，一直从墙根儿爬上来，像在举办一场集体婚礼。这些花草就是这样，越到夏天，越长得旺盛。最后把窑洞上那扇唯一看世界的小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

　　老高的院子地势低洼，他在院子里预先挖了水道和大泥坑，崖畔上流下来的雨水顺着水道流进泥坑子里，这样就不会倒灌进他的窑洞里。老高慢悠悠地舀起泥坑里的雨水，晃晃悠悠地担起来，像个醉汉一样，东倒西歪走到不远处，浇着他的倭瓜。我们站在崖畔上面，打着节拍，一齐对他喊“老高高，种花花，担水浇瓜瓜”。他愣了一下，脚底打着滑，差点儿摔倒。等稍微站定后，他也不放下肩上的水桶，迟缓地转过身，像一个反应迟钝的猫头鹰，用呆滞的目光四处搜寻着声音的来处，我们看着他的样子，笑得想停都停不下来。

　　老高在泥泞里来来往往，小窗户敞着，h鹰隔着牵牛花和老高聊天。刚开始，h鹰说话，老高还瞎答应着，后来h鹰越说越上瘾。h鹰晚年特别爱叨叨，一叨叨开，就没完没了。可院子里什么也没有，老高早已在村子南头的老井上打水呢！我们又被逗得哈哈大笑。一边跑，一边笑得东倒西歪。我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喊：“老高高，种花花，担水浇瓜瓜……”但路过的人谁也听不清楚我们在喊什么。后来，我们不分冬夏，也不论老高在干什么，一见到他就嚷嚷“老高高，种花花，担水浇瓜瓜”调侃取乐。老高不恼也不骂。

　　4

　　自从实行包产到户，依靠土地，依靠家里强壮的劳动力，村里人的生活慢慢变好。而h鹰常年有病，老高在一天天变老，依靠种地吃饭对他们来说，已经力不从心。每年秋收过后，老高开始以我们村子为圆心，四处讨吃要饭。趁着天气不算太冷，他把半径拉长到力所能及的村子，尽量加快脚步，多乞讨几家。到了寒冬腊月，除了远方的宴席，他的半径渐渐缩短，向村子靠近。但再短的半径，也不能和圆心重合。他从来不在我们村子里乞讨。即使是村子里举办婚丧嫁娶，外村的乞丐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唯独不见老高。他早早就出门转到外村乞讨，直至村里的宴席曲终人散，才回来。人们常常为他惋惜，老高你真是个傻子，自家门口的宴席，又不用你挨冷受冻地往远走，你为什么不来呢？人家宴席办完了，你才回来！老高却只是笑笑而已。谁说不是呢！他经常千方百计向别人打探外村的宴席，如果没有宴席，他一边乞讨，一边望穿秋水地等待一场宴席，如果有宴席，他提前几天就做好准备，只要宴席一到，就跟其他的乞丐一样，不论路途多么遥远，像急着跑去投胎似的，总想早早赶到。赶到了，人家的亲戚朋友都还没开早饭，自然也不会理识他们，他们自己也明白不招人待见，就像从荒野里聚集起来的鬼，一群一伙地攒在人家的大门口，巴望着，等待着，冻得浑身哆嗦。即使遭到人家像打猪骂狗般的哄赶，也决不肯离开半步，生怕漏掉那一匙半碗的剩饭。

　　6

　　那年冬天，h鹰再也没能走出窑洞。老高经常来父亲的药店买药，也请父亲去给h鹰看病。h鹰摊到炕上，只有一口游丝般的呼吸，在显示他还活着。老高没有嫌弃他，反而像呵护一个亲人那样，为他喂饭洗脸、接屎倒尿，尽心尽力地伺候着。h鹰看病吃药，天天在花费他们那点儿微薄的积蓄，老高却总是对父亲说，好好给h鹰治治病吧，用好点儿的药。要是药费不够，你看能不能让我先赊账，我以后一准儿慢慢还。只要h鹰病情稍微有点儿好转，老高就很高兴，但h鹰已经病入膏肓了。父亲暗示他，没有希望了，还是早点儿准备后事吧！老高顿时绝望了。但他的脸上好像又燃起了一念希望。他说，我这里还有钱，有钱，有钱……一边叨叨，一边从h鹰贴身的衣兜里摸出点儿零碎的钱，好像在向父亲表明自己的诚意似的。父亲说，这跟钱没关系。在父亲走出窑洞的时候，老高又急急忙忙跟出来，揪住父亲的后衣襟说，你救救h鹰吧！父亲坦诚地告诉老高，“h鹰的病真的没希望了，还是省下点儿钱，留给你自己吧。”真的没救了吗？真的就没救了吗？老高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抽泣起来，他用单薄的衣袖揩着夺眶而出的眼泪。

　　老高再次拍打着我家的门板，喊叫着让父亲救救h鹰，赶紧救救h鹰的时候，已是腊月的一个凌晨，我们还在睡觉。老高的呼救声压在急促的喘息声和拍打声下面，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听清楚。父亲凭着一个医生的经验，已经很快穿好了衣服，挎起药箱出去了。父亲没过多久就回来了，不用说，我们都猜到了结果。父亲隔了一会儿，还是说，等他进门，h鹰已经咽气了。老高扑上去，把h鹰紧紧抱在怀里，失声痛苦，那哭声，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悲痛至极，真叫人听着就想掉泪。父亲在洗手，母亲在生炉子，入冬以来还没下过雪，早晨的屋里、屋外，一样的寒冷。收音机里播报，从……的寒流即将来临，并伴有大雪和降温。因为那是一个外国的地名，名字太长，我老记不住。我们姐弟三个没有像以往那样，急着跑去看热闹。我们团在被窝里，蒙住头，好像寒流马上就要钻进被窝里似的……

　　中午时分，村里的老人把h鹰妆化好，老高给h鹰铺上他生前的宽羊毛毡，盖上旧大被，装进棺材。由几个抬杆打墓的年轻人抬着，一溜烟翻过村庄背后的黄土坡，不见了踪影。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因为h鹰生前是外路人，又是和尚，无儿无女，村里人便把他埋进了那片荒野，埋着疯子、傻子、瘫子、光棍儿的荒野。村里的老人们像在用他们干老的手指，翻阅着古老的经卷说，往米年，这一类人就是都埋在荒野里的！没有唢呐的悲凉，更没有披麻戴孝的亲人，远近的乞丐更还没来得及打探到消息，上门来乞讨。一个上午，一切就急匆匆结束了。天气冷冷清清，老高抹着眼泪，从黄土坡上下来，身后荡起的那片尘土，一会儿就消散了。村庄空荡荡的，风静悄悄的，天空蓝哇哇的。黄昏时分，空气变得阴郁起来……

　　h鹰去世的第二天，天降大雪。村子里静默得就像死了人一样。老高好像一直把h鹰送过鬼门关才回来似的，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他每天很早就出门乞讨，总是最后一个摸着夜色，回到村子里，就像一粒最后归仓的黍子。

　　老高孑然一身。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窑洞炕上那条窄窄的羊毛毡，h鹰生前为他缝补好的铺盖卷儿，以及简陋的器物之外，一无所有了。老高出去时，总忘记锁门，好像他依然记得h鹰还活着一样。于是他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村庄、村庄里闲散的风、孩子、猪羊鸡狗、以及村里村外那些费尽心机的贼。

　　数九寒天把清晨的村庄冻得空荡荡的，空气冷漠而阴郁，透着积雪的味道。老高缩着身子，袖着手，背着褡裢，冻得连蹦带跳的身影渐行渐远，最后融进了河湾的乱石里。身后一串凌乱的脚印，像他冻掉的一条细长的尾巴，摆在村庄通往河湾那积雪覆盖着的小路上。黄昏在寻找油灯，西北风裹着河湾里的积雪，刮得白茫茫一片。崖畔上面家家户户的炉火烧得正旺，人们正在张罗着过年的事物，橘黄色的灯光，透出祥和的色彩。老高的窑洞里黑黢黢的，像夜的一部分。他把肩上的旧褡裢、几近冻僵的器官、魂灵、所有的情感，统统拖进了窑洞，疲惫地关上了屋门……

　　大年夜，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村庄散发着食物的浓香和米酒般的时光。家家户户的旺火成为房舍的心脏，谈话声是一堆堆噼里啪啦的柴火，烟花、爆竹、新衣裳、话梅糖、馓子，吸引着我们挨家挨户地疯跑，像村庄里的白精灵。崖畔下忽然传来老高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破了大年夜的安详。老高的窑门敞着，屋子的半个地面，已经被积雪覆盖了，雪還在继续飘落着，释放着寒冷，还残留着一些动物零乱的脚印，拉屎、尿尿的痕迹，门板在随风拍打着土墙，不断地发出哀鸣与叹息，老高衣衫褴褛，冻得浑身哆嗦，破褡裢扔到地上，他绝望地靠着门框，哭嚎着，嘴里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听得叫人心寒：“h鹰，活了哇，h鹰，活了哇！”这个大年夜，令村里人多少年之后都念念不忘。侯维大叔是个残疾人，他捡起老高的破褡裢说，h鹰要是活着多好！老高哭得更厉害了。h鹰要是活着，h鹰就是他的烟火，老高只要远远望见了窑洞里昏暗的灯光，心就已经感觉到了家的温暖，即使外面多么寒冷，一进门就可以围着炉火取暖，即使一句话也不说，h鹰也是他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后来，让人奇怪的是，老高即使记不住锁窑门，窑洞右侧的那个小屋，里面空空如也得连一个耗子也没有的小屋，却一直屋门紧锁。

　　7

　　h鹰去世的第二年春天，村里人照常开始忙碌起田里的事情。老高去了一趟自己的田里，默默地流着眼泪回来，再没了动静。连他门前巴掌大的那片自留地，也就那么荒凉着，杂草丛生。村里人几次三番催促他，老高，赶紧种地吧，再不种，就晚了！他哭丧着脸说，满地都是h鹰。h鹰去世后的那个冬天，老高就是这样神神叨叨地说，他宁愿在外面冻着，也不想回家，满屋子都是h鹰的影子。山杏嫂子是个三仙姑，她说老高一定是跟上鬼了，长命哥说老高像是疯了。村里大多数人替老高想不通，h鹰死了，老高没有了负担，他一个人饱了，全家不饿，多好的事情啊！我也想不明白，老高从前挨冷受冻讨来一点儿好吃的，却舍不得一个人在外面吃掉，非要拿回家和h鹰一起吃。如今h鹰不在了，好东西终于可以一个人独享，他为什么反倒哭哭啼啼呢？

　　老高舍弃了他耕种的土地，天天以讨吃要饭为生，风雨无阻……

　　黄沙就像和春天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整个春天刮得就像眼前遮了小天皮一样，天昏地暗。满河湾的沙蓬被风沙追赶着没命地狂奔，实在奔不动的，就躲进僻静的角落里，或扯住干蒿草，喘息一会儿。老高瘦小的身躯像一根旗杆。宽大的衣服像一面旗子，被风沙吹得呼啦啦地响。夏天的黄昏，一场疾风暴雨过后，河湾里汹涌的洪水横在村口咆哮，始终没有要退去的意思。老高被洪水隔在农田里，冷得蜷缩成一团，急得直打转转。崖畔上的人望着老高，也都着急上火。“那挨刀子老高，看见天下雨，还不麻利点儿往回走，能让洪水隔在村外？”“那得病老高，到什么时候都不省心！”“那瞎老高，这么大的洪水，半路没把他冲走，也够他命大的了。啧啧啧！”“那挨刀子老高……”崖畔上的人实在敌不过这满河湾的洪水，也没有精力再去骂这个教人不省心的老高。所有的事物都融进了夜色里……也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停止，更不晓得老高是怎么回的家。反正老高第二天依旧从窑洞里出来，脚底粘着河湾的泥泞，走向天边。

　　秋雨依然下得畅快淋漓，院子里的一些残枝败叶挡住了雨水流经的老路，家家户户把它清除干净。雨水依然冒着白泡泡，流向大门外，在各家门前汇成小溪，一直流向崖畔下。老高崖畔下的那个大泥坑，早已长满了杂草，雨水顺着土崖灌下去，也没有水道的指引，它又能流到哪里呢？一些残枝败叶之类的事物，都沉积在他的窑门口。老高摸回他的窑洞，默默地往外舀着黄泥汤子。然后吱吱呀呀的把门闭上，就没有了动静。一连几日阴暗潮湿的天气，把老高窑门前的那些残枝败叶之类的事物都腐烂了，靠着门槛的空地上还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我担心老高住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会不会有一天也腐烂呢？然而，老高天天背着苔藓，穿过河湾，走向天边那片明亮的天空，把阴暗潮湿的天气、窑洞、腐烂的事物都毫不犹豫地甩给了村庄。

　　天气暖和的季节，老高在外面吃饱了，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烧一次灶火。那灶膛就像遭遇了冷落，故意和老高怄气似的。或者把灶膛里的烟给他憋回屋子里，任凭老高怎么磕头祷告般的侍弄它，弄得满身是灰，满脸满手都是炭黑，呛得眼泪鼻涕一起流，都无济于事。或者给他冤冤屈屈地在烟囱上缭绕一层轻烟，便咽了气。或者突然冲着屋外的烟囱给他朝天放一柱闷声闷气的黑烟，像发射了一颗炮弹，同时在屋里的灶膛给他打一声闷雷，炕洞里陈年积淀的旧烟尘，顿时迸发出来，飘飘洒洒满屋子都是，灶火这才开始缓缓燃烧起来。因此，只要天气暖和，老高的烟囱，从来没有烟火。因此，人们要是在河湾里望不见他，似乎就忽略了他的存在。

　　老高一年比一年苍老。冬日黄昏的河湾里，老高奄奄一息的魂灵，吃力地向村子里移动。好像一不小心他就会变成河湾里的一部分。他进了窑洞，很久，崖畔上才冒出一股打着盹儿的轻烟，迟迟融进村庄炉火的烟雾里。人们对着河湾里的老高说，“那挨刀子老高，天寒地冻，也不多穿点儿衣服！”“天寒地冻，有什么要紧的宴席，不好好在家待着，非要出去讨吃要饭！”“那挨刀子老高……”老汉们抹一把冻在野草般胡子上的清鼻涕，冻得也不愿意再说更多，袖着手，各回各家的炕头上暖和去了。

　　8

　　老高也是死在冬天。窑洞里那些能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在他死后都分给了村里人。唯有他破旧的褡裢，荒凉地蜷缩在院子的角落里，成了他留在这个世上的肉身。我们把褡裢挂在老高门前高高的干树杈上，西北风又把它认领回乱石丛生的河湾里……黄昏里，成群结队的乌鸦，飞过了河湾的天空，在黄土坡背后的乱坟岗住一夜，第二天还要接着再飞回来，黑压压地落在老高门前的那棵萧瑟的干树杈上，胡乱叫唤一阵子，再黑压压地飞到不远处那堆忧郁的草垛、那片晦暗的杂草丛里，找寻着食物。河湾里，除了肆虐的寒风席卷着苍白不堪的积雪，呼啸而来，什么也没有了。河沿儿上老高留下的那条孤零零的小路，一直东倒西歪伸回村子里。对于这些事物，村里人都了如指掌。但路过崖畔的人们，总要不由自主地向河湾里望一望。

　　村里人的光景還是照样过着，春天来了就套起马车送粪，扛一把锨下地干活。夏天来了就锄地，秋天来了就收割，冬天来了就在家闲着。农忙时节就没日没夜拼命忙碌一阵子，农闲了，天气要是暖和，女人们就坐在崖畔上那棵横卧着的死杨树上聊天，缝补衣裳。男人们站在崖畔上打着攒儿，说东道西。当公共汽车绕过康家渠的土坡从西驶来的时候，女人们就纷纷站起身来，把嘴边儿没说完的话、还有手中没缝完的针线，一起收拾回家，做午饭去了，等公共汽车从红沙坝的大坡上俯冲下来，男人们就都该回家吃午饭了。公共汽车精准得像个时钟，村里人的生活规律得像四季，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活着单调乏味，乏味得就像二映家躺柜上的钟摆。

　　有时候村里来一个乞丐，偶尔有人也能想起老高，不过只是略微提起一句半句，就被张家婆子的一句“我就不信羊不吃麦子，顺垄垄跑。”这样富有经卷气息的词句，或李家媳妇的一句“我娘家正月母猪生仔儿，却生出来一头象”，或王二麻子老婆的一句“听说李三的老婆这次又跟着嘣豆豆的野男人跑了！”等等这样富有吸引力的话题，一舌头勾了去，再也没能要回来。再后来，人们每天身边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说也说不完。白二买了一辆四轮车，李六家搬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孙家父子五个赶着马车去城里跑运输，挣了大钱……谁还能再想起老高呢？只是有那么一天，人们聊起了河南的少林寺，侯维大叔说，老高就是河南人，一生下来就被父母扔进了荒野，记不清楚是什么寺院的一个和尚路过，把他抱回寺院养大。他就在寺院里打坐、诵经、扫尘。后来，寺院遭遇了大火，烧成一片灰烬，老高只好四处乞讨、流浪。最后流落到了我们村子里。对于这些算不上“往米年”，更算不上经卷里要吟诵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听。除非人们说起谁得了天上掉馅饼的便宜事，就会打比方说，你再得便宜，也没有宝明得老高的那便宜了！

　　那是老高死后的第二年春天，富有经商头脑的宝明哥，靠倒卖发了财。他拆掉老高窑洞旁的那间小屋子，打算在老高的院子里盖新房。帮忙拆房子的人在老高房顶錾子的缝隙里，意外发现一小捆一小捆的零钱。有的用破绳子紧紧扎着，有的用烂布条仔细绑着，有几分加一毛扎成一捆的，也有几毛扎成一捆的，也有零零碎碎的一些硬币用破布一层层包裹着的。对于这意外之“财”，宝明哥倒是没说什么，村里很多人却羡慕宝明哥得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村里的人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地吟诵着，好像要把这件事情写进“往米年”的旧经卷里。因为它这有点儿像旧经卷里“往米年”的味道，“往米年，张三家挖地基盖房子，忽然从地基下挖出几罐子银元，也不晓得是哪个大户人家埋下的，打那以后，张三就发了财……”

　　但时间慢慢流逝，也流逝了很多的人和事物。至于宝明哥当年拆老高的房子，总共拆出来多少钱，人们说法不一，但一个卑微的乞丐，他积攒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钱，远远不可能让宝明哥发财。后来，宝明哥到大城市做更大生意去了，连那房子也卖掉了，就更无从知晓了。现在，只有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老高、h鹰——这两个没有经卷的和尚。也记得宝明哥是在他们的院子里盖了房子。其他的事情，终究还是没能写进“往米年”的旧经卷，忘掉了……“往米年”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一脸疑惑地问我。我的记忆，拂过那本陈旧的经卷……

　　我小时候，村庄的背后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坡，黄土坡背后，有一个乱坟岗，那里埋着疯子、傻子、瘫子、光棍儿，后来还有h鹰和老高。听说现在的黄土坡背后，成了绿化带，长满了苜蓿，古老的风吹旧了村庄，太阳每天照着村庄里的空房子，我早已与村庄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