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何君华生于1987年年底，是“奔九”的80后作家，文坛有85后的命名。按古人的说法，刚过“而立之年”，却年少志高，气象峥嵘，从这一组九篇小小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升腾在字缝里的潜力，预感到前程不可限量。

　　“伤仲永”、“江郎才尽”的典故尽人皆知。在文学界，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仲永、江淹者，不乏其人。凭着才气，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与激情，脱颖而出，出手不凡，一时为人激赏。然而好景不长，只见“凤头”，没有“猪肚”和“豹尾”。在后续的动作中，虎头蛇尾，甚至有头无尾，露出衰竭状，令人扼腕叹息。这让我想起《诗经》里的句子：“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番感慨，绝非无的放矢。

　　何君华则如天空中疾驰而过的战机，划出另外的一条粗重的线路，留下鲜明的轨迹，是湛蓝的天空背景上的银白。他没有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把自己困束在某一狭窄的领地，而是左冲右突，开疆拓地，无所羁勒。这既表现在题材上，不分你我，无论古今，尽收吾毂中矣;也表现在手法上，刀枪剑戟，无所不用，各得其所，各臻其妙。定势于求同思维的评论者，习惯抓取相同点加以概括，铺展出的文字显得顺理成章。面对这组小说，会感到很棘手，很不适应，拐点太多，搅了评论文章的格局。殊不知，不拘一格，突破格套，神出鬼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人摸不着门道，才是高手。

　　成吉思汗家族的故事，已被反复书写过。史诗的题材，通常以宏大的篇幅承托，不乏鸿篇巨制。怎样以小小说出之？或许，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何君华却能独出机杼，翻出新意。首先，他做了诗意化的处理。标题《世间所有的马都驰骋在草原上》就是一个诗性的句子，大写意的画面，动感十足，富于冲击力，撞向读者的心怀，好像经典马头琴曲《万马奔腾》在耳畔轰鸣。第一段是散文诗的笔法，呈现“河水”、“白桦”的意象，“春天”、“秋日”、“夏阳”、“冬雪”也是高度凝练的诗意概括。下文中的“孤雁”、“苍鹰”、“老马白毛风”迤逦跟进。作者专门给老马一段文字，明里写马，暗里写人，以马喻人，这些都是诗的路数。稍感遗憾的是，中间的文字寡淡、浅白了些，“美好无限”之类的大词显得空疏，“二八”、“齿豁头童”等汉语文言词也不太协调，对雪莱诗句的化用，同样会产生排异反应。这些地方，见出作者在蒙古族文化方面的露怯。其次，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让年迈的诃额仑自述，形成一种倾诉的语调，也强化了抒情性。然仔细斟酌，有些地方也有失真感，作者还没有走进人物的内心，流于粗疏、一般化，缺乏结实的细节的有力支撑。这篇小说最有价值的或者说最值得学习的，是它的构思。有些初学写作者比较笨，没有匠心，不懂得对题材做艺术处理，应该从此作获得启迪。

　　小小说进入情境要快。《哥哥的女朋友》一个精妙的比喻，一下就抓住了读者。下文推进的也很迅速，剪裁得当，干净利落，符合小小说的章法。一个贫寒之家，父母下岗，哥哥早恋，兄弟俩都逃课。这样的一个家庭，该怎样删繁就简，熔裁而为小小说？作者“只取一瓢饮”，以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或是居住条件简陋所致，或是父母不够检点，房事中的“嘤嘤声”被懵懂无知的孩子听见;哥哥把女朋友带回家里，在哥哥和“我”共同的房间里做爱，又被“我”撞见。后者成为小说的中心事件。无疑，这对孩子的生理刺激是强烈的。这个选择，有所避让，避熟就生，是讨巧的，但又是危险的。孩子的取景框，孩子的显影液，一切都应该是孩子的，才不枉费了这一片构思的苦心，作品的价值才得以显现。如此看来，作者的笔力尚欠劲道，只以“心惊肉跳”、“坐立难安”这些成语相敷衍，是不够的，叙述太过平静了，那是因为作者没有设身处地地、深入地去体察一个孩子的心理，没能写出“成人游戏”给孩子带来的炸裂感。哥哥整日逃学、早恋，一串成语从他嘴里说出来，似乎也不妥帖。后来哥哥和女朋友分手，“我”不再逃课，发奋学习，我反而不觉得生硬。孩子变得懂事，有时就是这样的，是突变而非渐变。父母失业，生计艰难，孩子一下就长大了。

　　《我只是多买了一本书》，第一遍读，觉得是“凑数”之作。散文的随意，漫不经心，乱侃闲聊。内心独白或与作者的隔空对话是这样的：创作与生活要拉开审美距离，不该在小说里制造“杯水风波”，拿自己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去消费甚或消耗、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但还是因着相似的经历而找到了共鸣点。网上买书，买重了，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失误。后续的描写，与钱钟书的《围城》文本互涉。男女恋爱，借书常常成为由头。一借一还，就有了两次交往的机会。在这里，借书变成了交换买重的书。作者不失时机地予以揭露：“这当然不是事实。”所谓买重了、彼此交换，不过是男主制造出来的意欲交往、接近的借口罢了。第二遍读，才咂出一些味道来。老鼠拉木铣，重心在后头。作品意在勾勒当下年轻人交往的一些特点。时近时远，忽隐忽现，若有若无，网上的虚拟生活不正是这样吗？大家都很忙，彼此彼此，有一搭没一搭地。三四年后，她不读不写了，全然忘记了当初的约定，也没有了换书、见面的兴趣。他的失落，是为交往的中断，还是为曾写出过令人惊艳的小说的她而惋惜？似乎都有，余韵悠悠。留在座位上的书，仿佛让读者看到了他的失魂落魄，可谓神来之笔。

　　情与法的矛盾纠葛，是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影视艺术热衷于表现的题材，因为有“戏”。《抓捕》也聚焦于此。崔虎是抢劫犯，公安人员对他实施抓捕。犯罪是要伏法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文学作品不是司法文书，写小说不是断案子。泄导人情，张扬人性，才是文学之旨归。崔虎抢劫，是为肺癌晚期的母亲筹措医疗费。虽然法不容情，其一片孝心却足以感天动地。这正是小说的动情点所在。凶悍如虎的罪犯，与为救老母以身试法的孝子集于一身，这种胶着的状态，就是“核”，或者叫“梗”。小说一方面写出了崔虎的孝老爱亲;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公安人员的情重如山。一是他们没有当着老母亲的面抓捕儿子，二是为老人治病而募捐。以心换心，以情动情，大爱精诚，感人肺腑。先说崔虎“凶悍”，后又说他“为人平和”，还是留下了破绽。如按通常的习俗，以生肖命名，應该是哥名虎，弟名龙，这一点也值得推敲。明明放心不下重病的老母亲，又说“在这世上他已经了无牵挂”，也是龃龉处。

　　《杀人回忆》用了小小说中常用的误会、巧合之法。林彩霞，这个大众化的名字，想必重名率很高，所以才引出后面的故事。不过，即便没有捡到“林彩霞”的名片，那桩折磨良心的命案也是明摆在那里的。人性中卑劣的嫉妒心，烧昏了“我”的头，以致栽赃陷害，导致林彩霞毙命。第一人称的使用，增添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稀缺的忏悔意识，良心的谴责更沉痛，更残酷。这种心理阴影，甚至会延伸到梦境里，半夜惊醒，不得安宁。梦境的描写，是作品的亮点。五十年过去了，还是无法释怀，甚至唯有一死，才能扯平似的。不过，在“我”的诬告和林彩霞的消失之间，是缺环的。没有取证、破案的过程吗？就那么草率地定罪了吗？无论如何，这个环节是不该省略的。当年林彩霞的死，应该是相当轰动的新闻事件，“我”及同学都无所知晓，也有些不可思议。

　　给小说冠以“研究”之名，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巴尔扎克是始作俑者。“风俗研究”涵盖了《人间喜剧》的大半篇幅，针对着风俗，落脚点在研究;此外还有“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不过，巴尔扎克不是用作具体的篇名，而是众多作品的“辑名”。何君华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逻辑学原理研究》，俨然是论文的标题，很学术，很高冷，大概是追求一种庄谐互寓的趣尚，表达一份哭笑不得的无奈，哭之笑之，如八大山人然。我们正处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互联网推波助澜，有时是助纣为虐，汹汹然，吠吠然，真假莫辨，是非颠倒。多元多解，固然是进步，是对专制大统的瓦解，但也会带来混乱。特别是在大众的认知能力尚待提高的当下，其负面性更不可小觑。大家都囿于一隅之见，不懂得换位思考，沟通就成了一大难题。这篇作品，寓言性昭然，所以，把两个钢镚要回来、乞讨者振振有词讲法理等细节，就视为合情理而不可做现实主义解读了。也正因为寓意莹然，还可以读出许多信息，如骗子横行，禄蠹当道，好心不得好报，强盗逻辑甚嚣尘上。

　　《人类善良消亡史》也是大词小用，收到喜剧效果。不啻是喜剧，这篇已达致荒诞了。“甄浩仁”是“真好人”的谐音，这个人名，就和现实拉开了距离，而又分明是在影射现实，其高妙处恰在于此。作品反复点出网友、网络版、網络消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网络时代舆论哗然，沸反盈天，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功能，真相与谎言齐飞，乌鸦共白鸽一色。数字精确，言之凿凿，一副科学的面孔，一场网络口水战，这样的闹剧不是天天都在上演吗？

　　《细花》里又出其不意地跑出来一只猫，喵喵喵地扮演起了主角。猫的遭遇，再次为人类敲响警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小说当然不满足于传递“警世通言”，作者把故事写得一波三折，曲尽其妙，让读者在审美愉悦中体悟哲理。

　　“公元2666年”，赫然出现在开头，仿佛变魔术似的，《最后一个胖子》讲述一个将来时的故事。作者求新求变意识之强，“思接千载”，“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时空不同维度上大胆突围，创设特定情境，展现一片陌生化的新天地。这篇走得更远，已是黑色幽默。看似荒诞不经，细想想，陌生而又熟悉，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调控，越调越乱，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最后走向了反面，这样的荒唐事，我们见得还少吗？所以，一笔推出几百年，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这九篇小说，没有重样的，这一点特别可贵。蹈袭覆辙，往往预示着枯竭。闪转腾挪，是创造活力的征候。我并不认为何君华已经写得多么好，但从这一组作品中，我确实看到了他创作上的潜力，没有过早地定型化，一切皆有可能，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