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丰

　　童年的心思在虫儿身上

　　最初，陪伴我童年的是在地上行走的蚂蚁。那会儿，视野触及不到远方，地上的蚂蚁就成了我的关注点，凝视它们出洞进洞，搬运食物，列队上树，暴雨之前搬家，或者我弄不清目的地四处转悠。

　　我的眼睛渐渐近视了。祖母说，都是那小小的蚂蚁惹的祸。

　　祖母总是引导我观察地面上比蚂蚁大得多的虫子，譬如蚯蚓。

　　我刚学会走路，每当雨后放晴，祖母就牵着我满院子、满渠岸寻找蚯蚓。每当发现蚯蚓，她便惊喜地欢叫一声。

　　祖母的歡叫声对于童年的我是一串幸福和快乐的音符。我的童年几乎没有乐趣，唯有她的欢叫声。她教我用一根小棍或细细的树枝将一条条蚯蚓的身子拨直。

　　蚯蚓展开了身子，我甚至听见了他们陶醉般的呻吟。

　　那一刹那，是我激动而愉悦的时刻。

　　童年的梦幻里有无数条蚯蚓的影子。无数个雨后，我蹲在地上近距离地俯视蚯蚓。蚯蚓扭曲着身子，向我诉说它的苦恼、幸福以及期望。

　　我一直坚持认为蚯蚓没有眼睛，否则它就不会藏匿于泥土之中。丰富多彩的世界与它毫无关系。它只有用心灵来感知世界，就如童年的我。

　　用心灵感知世界不会感到孤独，不信，你可以闭上眼思索你的人生以及人生的每一个细微的过程。

　　陪伴过我的童年的虫子还有许多：蟋蟀（俗称蛐蛐）、蝉（俗称知了）、蚂蚱、纺线虫、捶布虫、织布虫、磕头虫、萤火虫……

　　捶布虫、织布虫的形状已经记不清了，只保留着它们美好的名字。

　　纺线虫长着一对黑黑的小眼儿，脖子下有一个天然的小环儿，穿一身黝黑锃亮的袍子。捉它需十二分地小心翼翼，用小木棍插到它藏身的榆钱树洞里，戳呀戳的，它就出来爬上手掌，像个听话的孩子。双手捧着它，它似天然的风扇嗡嗡地张开翅膀为我吹汗，四条细腿随着翅膀的张开，不断伸展收缩，那情状宛若纺线的祖母。

　　磕头虫的个头不大，身长也就两个米粒，一身黑，像上了油，油光水滑。它的躯壳硬硬的，前胸腹有一个楔形的突起，插入到中胸腹面的一个槽里，形成一个灵活的机关。它的胸肌肉收缩时，前胸准确而有力地向中胸收拢，不偏不倚地撞击在地面上，使身体向空中弹跃起来，宛如跳高运动员，在空中来了个后滚翻，再落在地面时，脚便朝下停在那里了。捉它时，动作要快，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两侧。它仿佛求饶，又仿佛谄媚，“磕巴——磕巴”不停地向我点头。我拿着它走到祖母面前，让她为祖母磕头，祖母摆摆手说：“放了它啊，好歹是条命呢。”

　　初夏，没有月光的夜晚，沣河的野草丛中，亮起一盏盏绿莹莹的小灯笼。我知道，那便是萤火虫了。我们家是从河南逃荒来到沣河边的秦渡镇的，镇上的孩子没人和我玩，他们结伴去河滩里捉萤火虫，我远远地尾随着他们。萤火虫飞得很慢，飞行高度又低，很好捉。这种虫子身体娇弱，不能直接用手抓，一是用网兜扫，二是用大口的玻璃瓶装。正在飞行的萤火虫，用网兜一扫就进去了，即使没有扫到，也会在网兜的碰撞下落在地上。有的萤火虫静止在草丛中，我便举着玻璃瓶，靠近后将瓶口对准它，快速将其轻抹入瓶。萤火虫在透明的玻璃瓶中闪光，会吸引其它的异性萤火虫飞进瓶子里。玻璃瓶盛满萤火虫，闪烁的光，就会让我孤独的心灵一片也灿亮。

　　后来，我知道了“囊萤夜读”这个成语，就十分遗憾没有像东晋的车胤那样，借着萤火虫的光亮读书。

　　忘不了我的一个罪恶，夜晚过后，是灿亮的白昼。玻璃瓶里的萤火虫，不再发光了。于是，我用火柴点燃了一把茅草塞进瓶子，将它们全部烧死了。

　　还有一种虫子，我们这儿叫它“黑油油”，会蹦会跳也会叫。我捧着一个瓦罐，尾随着它跳动的节奏，四指并拢成一个半笼状，瞅准机会猛地扣下去，它就被我俘虏。运气好时，一个晚上就能捉小半桶。可惜的是，“黑油油”不能吃，扔了又可惜。于是，我家的公鸡母鸡们，便有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如是说：“其实，并不是稀罕的虫子才值得关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虫子，如果好好观察，同样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普通并不等于无足轻重，只要我们给予重视，就会从中发现有趣的知识。无知常常使我们看不到它们的价值。其实再不起眼的生物都是构成大自然生活乐章不可缺少的音符。”

　　是的是的，纺线虫、织布虫、萤火虫以及“黑油油”都是属于“平淡无奇”的虫子，但它们依然有着生命意义和价值。它们与人类在大地上共同生存繁衍，谱写着生命进行曲。

　　于我而言，它们是我孤独童年的伴侣。

　　在如此的认知层面上，我怎么会忘却了我曾经的罪恶：虐待磕头虫，火烧萤火虫，将“黑油油”当作食物喂给我家的鸡们……

　　那些被我伤害过的虫子们，会原谅一个儿童的无知吗？

　　在罪恶里享受孤独，这是我绕不过去的童年。

　　与书结伴的少年

　　我的识字从“一”开始。语文课的第一个字是“一”，算术（那时不叫数学）课的第一道题是“1+1”。小孩子好动，坐了会儿就伸开懒腰，东倒西歪起来。给我们上课的女老师姓关，圆脸，大眼，菩萨一般的气息。她用教杆敲击着讲桌训斥我们：“小娃们儿哪来的腰，都坐端，听我讲课！”

　　关老师教会了我许多字，让我学会了读书。起初是读小人书：《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宝葫芦的秘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喜欢的是孙悟空，幻想着如孙悟空一般驾云升天。《宝葫芦的秘密》也喜欢，渴望自己和王葆那个孩子一样，也拥有一个神奇的宝葫芦，想要什么它就给你什么。后来，字认得多了，又开始阅读长篇小说，《红日》《红岩》《苦菜花》《迎春花》《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还有许多，一时间想不起了书名。

　　少年里，我的孤独源于近视。在教室里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在街上、路上看不清对面人的面容，于是就非常自卑，上课、走路总是低着头。孩子们以为我性格孤僻，就远离我寻找他们的快乐。

　　只有在书里，我才可以享受到精神的慰藉。

　　读小说是很费时间的，读累了，我就在土炕上或趴或躺，头顶是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线里，小说中的人物演绎着他们的故事和命运。那时，父母亲不知道这样会伤害眼睛，也并不阻止，只晓得孩子喜欢读书，长大了必然会成才，直到他们发现我看东西总是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时，才阻止了我在土炕上的阅读。

　　然而，小说里总是有人物的命运令我牵肠挂肚。那会儿，《红岩》我读了不到一半，江姐、许云峰、华子良……这些人物的命运后来怎么样了呢？还有那个大脑袋、大眼睛的男孩小萝卜头。那个懂事的男孩，我是多么喜欢啊。

　　因了这样的牵挂，我放不下对这部书的阅读。家里不能读了，我就钻到生产队的饲养室。饲养员是振明爷，他见我喜欢读书，内心一片欢喜，坐在炕角抽着旱烟，一声不吭地看我趴在炕上读书。常常，父亲或者母亲就找到饲养室，把我从炕上拉起来回家。偶尔，振明爷会坐在饲养室的门外替我放风，远远地瞅见我的父母走来，就咳嗽一声，我忙跳下炕，顺着木梯爬上了饲养室的楼上。楼上没有灯，只有小小的窗户，在微弱的光亮下，我趴在喂牲口的草料上，屏住呼吸继续阅读。

　　小萝卜头大大的眼睛盯着展开翅膀即将自由飞去的小虫子，跪在牢房的地板上专心写字，面对刽子手的尖刀高声喊叫：“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出去！”

　　阅读着这些文字，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眼睛，几乎贴着书页，泪水将书页滴得片片潮湿。

　　在那个黑暗的牢房里，小蘿卜头会和我一样孤独吗？他后来离开监狱、享受到自由了吗？

　　五年级的那年暑假，父亲带我去西安东大街的新光眼镜行配眼镜，一验光，六百度。验光师再三嘱咐我和父亲，这眼镜不能卸下来，否则度数会越来越高。回家的一路上，我都戴着眼镜，世界在我眼前一片明亮。我觉得自己从此再也不会孤独，自然界这么多的美妙景色需要我用眼睛去观察啊。然而，到了小镇的街口，我就藏起了眼镜。那时，乡村的孩子没有一个戴眼镜的。我怕别人嘲笑，不敢理直气壮地戴着眼镜出现在熟悉的人们面前。

　　于是，我就唯有在属于我的微弱世界里孤独着。

　　好在，总是有新书问世，让我的孤独有了落脚之地。

　　在喧闹中孤独

　　刚上初中那年，学校里乱了套。老师顾不上管我们，我们也不用在教室上课，像脱缰的野马自由奔逐。学校的一面面土墙上，贴满了标语和粗壮的惊叹号，弥散着浆糊的气息。今天说某个老师是反革命，明日又宣布某某是大右派，校长更倒霉，在他的名字上打个“×”，后面是“走资派”三个黑糊糊的字。

　　孩子们讨厌墨守成规，每天都是欢乐的节日。

　　但欢乐却不属于我。

　　也许由于我的胆怯、卑微，又总是孤独着，不同阵营的“红卫兵”组织都不愿接收我。

　　校长姓施，名字怪怪的：景轩。周一早上，师生们集合在操场上，听他在台子上讲话。他不念稿子，背着手，扬着头，有时就眯着眼在天空寻找什么。大多时候，天上啥也没有，偶尔的一只或一群鸟儿会牵引着他的目光。古今中外的人和事他什么都知道，头悬梁，锥刺骨，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引吭高歌，苹果落在牛顿的头上……他的脑袋圆圆的，像装满知识的仓库。不在操场的台子上讲话时，他就一个人背着手在学校里转，从不说话。学生们怕他，看见他远远走来，或是在哪个墙角拐弯处冷不防撞见，跑得比兔子还快。

　　很快，他变成了“死校长”（施和死在我们这儿同音），站在操场的台子上接受批斗。曾经在台上巡视天空、训示学生的校长突然间变成被人蹂躏的玩物，让孩子们开心。施校长脾气犟，不肯在台上低头，也不辩解什么，只是在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一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些五大三粗的人，扭着胳膊把施校长押上台，按下他的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征服一个人的精神，摧毁他的意志。施校长头虽大，身子骨却瘦弱，他反抗着，不肯低头，那些人就把他按倒在台子上。扑通一声，他倒在了台子上，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像我后来在影视剧中听到的飞机坠毁的响声。那些人以为施校长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就让提前组织好的教师和学生上台子批判。谁料，第一个人刚走上台，施校长却又爬起来，昂起了他的头。

　　他高扬的头像只斗败了对手的公鸡，鼻梁上还带着血迹。那一幕让我目瞪口呆。在四十年的岁月隧道中，有时四周是那样的黑，我觉得自己快要迷失了时，一个昂扬的头像就在脑海里出现，照亮我的脚下。

　　那样的场景，令我无比惊恐，逃身远离。躲在无人发现的角落，我的身子颤抖着，想着施校长倒在台子上身上会疼痛吗？他是如何忍着剧痛爬起来又高扬起头颅呢？他的内心，掩藏着怎样的悲哀与愤怒呢？

　　那些日子，学生们不怕施校长了，一见他在校园里转，就追着他齐声吼着：“死校长！死校长！”把那个“死”字喊得咬牙切齿。远远的，我望着这一幕，想着施校长那一刻的心情。

　　施校长是否看见了我的泪水，我不知道。一个落雨的日子，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想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什么，是不是难过、伤心得躲在里边哭。雨水，淋湿了我的头发。他的门忽然开了，他拿着一把伞出来，快步走到我跟前，在我的头顶撑开了伞。他用宽大的手掌抚摸着我的湿发，目光里透出一种慈祥。

　　那个瞬间，我咽着唾沫。我的唾沫在胸腔聚成汹涌的水面，又化成泪水，从眼眶奔涌而出。

　　一颗孤独的心灵，在那一刻得到了慰藉。

　　那个生命里至为珍贵的细节，被我永存于心。

　　瓦尔登湖的月光

　　有时，我缩小在书房的沙发中，想象梭罗和瓦尔登湖。我拥有的书库中零乱地有他的头像，掩卷过后只留下他忧郁的眼神和挺直的鼻梁，至于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我就闭了眼使劲地猜想。想累了时，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摸索着拔一根头发。

　　瓦尔登湖并非人烟罕至之处，距康科德那个小镇不过两英里，况且不远处就有连接林肯和康科德的公路，还有通往菲茨堡的火车从湖畔驰过。那是梭罗时代。现在呢，听说更热闹，用车水马龙形容也不为过。

　　选择如此的环境，梭罗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远离生活。他不是为了体验隐士的感觉，而是在湖边、林中享受那静静的月光。

　　打开《瓦尔登湖》，我可以听得见月光里的蛙声和鸟啼，看得见湖水的波纹和林中的暮霭。

　　但，我很难想象梭罗的身影，包括他的声音以及习惯的动作，他走路的步点不会很快，但到底是习惯先跨出左腿呢还是右腿呢？

　　我走出书房，到野外想象梭罗。大多是有月光的夜晚，我模仿梭罗的步伐在田埂间或者河岸上散步，背着双臂，垂下头颅，先迈出左脚，后迈出右脚，目光注视着月中的景物，思想却扯到世俗以外很遥远的地方。这纯属我对梭罗在湖边、林中漫步情景的构想。

　　满地的月光，将一个孤独的身影雕刻在大地上。

　　“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梭罗在瓦尔登湖进行着一种试验。他用斧子割开湖畔林子的一片空间，又用斧子剖出自己的心灵，种植在那片空间。

　　心灵孕育着，破土，生长，成长为一棵大树。那棵树叫寂寞树，伞样的形状，椭圆的叶子。风伴奏着曲子，云鸣唱着歌词。

　　梭罗呢，是不是孤独地站在披着月光的樹前，目测着树的高度（那是在勘测心灵的高度），合抱着树的胸围（那是在丈量心灵的纬度）。

　　梭罗用一棵树的比喻阐述着物质基础与精神追求的关系。正如植物向下扎根正是为了“更自信地向上伸展”。他解释说：自己在瓦尔登湖隐居，是因为“生活太富贵”。他要寻找一种有深度的生活，吸吮生活的精髓。

　　这精髓根据我的想象，便是甘愿贫穷。它的意义超越了物质多寡的算计，摆脱了为物质利益奔波的劳累，将生命的重心驱逐到思想的独立、精神的丰富之上。他不过想证明：人们可以在只有很简单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情况下，过上充实的生活。

　　这是梭罗为人类的“物欲占有者”开出的一副治疗疾病的处方。

　　月光升起来，林中飞来一只鸟，静候梭罗。梭罗开完药方，顺手一扬，那片纸就被鸟用尖利的嘴衔住，展翅飞出林子，向患病的人类传播那根治疾病的处方。

　　梭罗只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为什么要离开那片林子，抛弃他的木屋？也许他深悟，隐居山林绝非促成心灵觉醒的唯一方式。来到瓦尔登湖隐居，无非就是为了寻找一片宁静、恬淡的月光。拥有了那片月光，从此他可以静享孤独的妙处。

　　他知道，瓦尔登湖的月光，那是人类精神的影像，宁静、恬淡、充满智慧。

　　转身，梭罗对着月光会心地笑了。

　　梭罗离开了瓦尔登湖。他转身的一霎那，一对鹰在月空中盘旋，一上一下，一远一近。梭罗明白，那是月光的精灵，是他思想的化身。他捋了捋胡须，用手指梳理着蓬乱的头发，挥挥手向一面湖告别。

　　他要重返喧闹，在喧闹中证明自己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