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不老,和我同龄,都是十八岁考进北京的重点大学。十八岁上大学,不稀奇,关键在于,他是内蒙人,我是甘肃人。二十年前,在我们老家,要考上大学,非得补习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可。我们是带着自豪和骄傲进入班级的,但他就变成了老高,我就变成了老杜。北方人,长得老。女同学说,四十岁的老师也比你们年轻。所以,其他同学卿卿我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俩就去大街上发传单赚钱。四十岁的人了,谈啥恋爱。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俩在班里都是倒数,英语四级考了三次,勉强拿到毕业证。但也奇怪,不少同学削尖脑袋想在北京找份工作留个户口没能如愿,我俩却接到了北京两家不错单位的橄榄枝。
“你看打工还是有好处,”其他同学说:“人家打工多,找工作有經验。”
最后,我俩如愿以偿。我去了南方一家电厂,他去了鄂尔多斯一家煤厂。电厂和煤厂都是同学们开玩笑的,其实,我去的电力公司在世界五百强里名列前茅,他去的电厂是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
“北京气候不好,”我俩这么跟同学说。
“内蒙甘肃来的,还嫌北京气候不好!”背后传来别人的耳语。
十年后,机缘巧合,我俩在同一年回到母校读研,在职那种。我跟老高说:“当年考过六级的人,现在只会在朋友圈晒孩子,咱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卷土重来再考六级。”
老高很沉默,给我看一张他的照片。荒凉的沙漠前有一棵杨树,他背靠杨树,眼神坚毅。老高不高,却气宇轩昂。“我现在有个绰号,叫沙里飞。”
我想起《双旗镇刀客》里那个痞子大侠,再看看老高,没明白这个绰号怎么来的。
二十年后的2018年,就像当年莫名其妙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一样,我莫名其妙奔赴海拔最高的西藏那曲市援藏。有一天接到老高的电话说,国庆放假了,来我这儿看看。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我,我决定下山去找老高。先是从那曲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到兰州,又坐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辗转到鄂尔多斯。援藏以后,喜欢坐着火车慢悠悠看北国风光。
老高真的老了,秃顶了。“老杜,你也老了,头发全白了。”我俩拥抱了一下。我曾经在微信群里做过调研,在秃顶和白发之间只能选一个的话,大家基本都选择白发。白发说明还有,秃顶是没了。
“给你感受一下祖国北疆靓丽的风景线,”老高说完一踩油门,内蒙古草原的风情就在车窗外如画般展开了。
“你这个煤老板,不开个好一点的车?”我实话实说:“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这么好的地方,你皮肤咋就这么差?还不如我这个西藏人。”
“我们都是有情怀的人!”老高叹口气说:“知道你援藏后,就想邀请你来。被人误解太久,想找个人聊聊。”我考出二级心理咨询师之后,出了几本书。特意找我聊的人,往往都不正常。
简单吃了个便餐,车子竟然开出市区向北驶去,我有一些诧异,但也没开口问。老高在那么大的煤炭集团工作了二十年,理应在市区有一套房子。
“我家到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歪头朝我笑笑,我歪头朝外看看。一个类似于藏区的小镇,稀稀拉拉几个行人,近处是飞扬的灰尘,远处是荒凉的沙漠。
“高书记,昨天你没在,我家生了两个小牛犊子。”车子还没停稳,有个灰头土脸的人跑过来,朝着车里喊话。
“牛棚再整饬下,人家母牛那么争气,你也要争气点。”来人听到老高回了话,笑呵呵走了。
跟着老高走进一个破旧的木料加工厂,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房间,两张床,一个桌子一把凳子。
“我家,不比你援藏公寓差吧?”
“一模一样。你周末回鄂尔多斯家里?”
“这就是我家,”老高一屁股坐在床上说:“鄂尔多斯没家。”
“家呢?”
“离了!”
我没再开口,老高却给我讲述了一段唏嘘的故事。
拿到研究生学历的老高考入机关单位,主动要求到这个边远的小镇驻村。
“就是我给你看的那张照片,那棵杨树,”老高说:“那是我爷爷在我父亲出生的时候种的。我父亲和共和国同岁,但没叫建国,叫树生。不是树上生长的,是我爷爷希望,这里有树能生长出来。”
老高叹口气说:“我爷爷去世的早,没看到更多的树长出来,也没看到更多的沙漠侵略过来。我爸却看到了。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已经没有人家了。我爸还在那里种树。”
在老高的讲述中,我理清了之后发生的故事。他驻村三年结束,女儿已经上了中学,他觉得家里也不缺他,选择继续驻村。妻子也觉得家里不缺他,选择离婚。
“我什么都没要,我对她们有亏欠。”他说完又露出笑容说:“不过我也收获了很多。”
我决定跟着老高去看看那棵在沙漠里长了七十年的杨树。
2
车子离开小镇一路向北,远方的沙漠时远时近。在西藏习惯了一个山一个弯,挺喜欢这广阔的视野,尤其马路两边还有树木。
“老高你知道吗?我援藏的那曲,种不活一棵树。”
“是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援藏了?这两边的树都是我种的。”
我侧头看看他,半信半疑。他不像在开玩笑。
马路边有人招手,我以为是搭顺路车,这在西藏习以为常。老高停车,挥手示意我一起下车。
“高书记,我家的玉兰树根上出现了白斑,一片一片像牛皮癣。”
老高点了点头,跟着皮夹克往前走,我跟在后头。穿过杨树林,一片绿色出现在眼前。
“这在那曲是看不到的。”我感叹到。
“这在以前也是看不到的。”皮夹克回头跟我说:“高书记来了,我们才种上了树,种上了花。”
“以前马路边只有杨树、榆树,田地里只有荒草,苜蓿。这几年,咱们种丁香、种玉兰,种格桑花。”老高说着,蹲在一棵玉兰树下,伸手摸摸白斑,塞嘴里舔舔。
我说老高,你这挺专业,啥时候变成花卉专家了?
老高笑笑,拿出手机拍了照片说:“啥专家,咱也不懂。这树生病了,要望闻问切。我把照片传给专家,专家能看到颜色,尝不到味道,要色香味俱全嘛!”
“高书记也有不懂的东西,但他愿意给老百姓花时间花精力。”
车子继续向北,一晃而过的绿色树木都有了灵性。我看到了老高在太阳下挥汗如雨的样子。
“刘娟你还记得吗?”他忽然问道:“江西那个姑娘,留在了昌平供销社。前几年到包头出差,顺路来看我。”
我想起了那个个子不高却眉清目秀的姑娘。老高那时候穷,不敢追人家。我俩周末去发传单、洗盘子,赚点零花钱。第二天老高会在食堂里买好吃的面包,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到刘娟旁边打个饱嗝说:“这面包真难吃,你尝尝。”刘娟也是农村孩子,不嫌弃他说难吃,拿过去啃了。老高看得津津有味,比自己吃着还香,虽然那会儿,他的肚子在饿得呱呱叫。
“从包头过来的路上,她说她离婚了,一个人。我说我也离婚了,一个人。”老高沉默了一会儿说:“真的动了情,你知道吗?上大学那会儿,特别喜欢她。她不是傻子,我也不是。”
我感觉到了老高的语无伦次,我等待着他说出更悲伤的故事。
“我俩在鄂尔多斯吃烧烤喝啤酒,特别开心。”他轻轻笑了下,似乎在回味那夜的美好。“后来我要给她开个宾馆,她不去。她说,你不是离婚了吗?去你家,我睡沙发!”
“然后你带她来了刚才的宿舍?”
“对啊!”老高理直气壮回答了我,又垂头丧气地说:“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脑子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找我这个心理医生?”我笑了他一句。
“这是你家?你堂堂一个煤老板,你住这种地方?你骗谁呢?”老高学着刘娟的口气说。
“我没骗你,我真的住在这里。”我学着老高的口气答复。
“那你赚的钱呢?都给老婆了?你离婚这么多年了,总不会离婚后还是把钱给她吧?”
“那你的钱呢?”
老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车子却拐进了右手边一条小路。半小时后一个村子跑到了眼前。村口一个破旧的瓦房孤零零站着。
我跟着老高走进破旧的院子,一个小男孩爬在屋檐下玩。老高抱了抱孩子,走进屋子。屋里黑乎乎的,窗户射进来微弱的光线照到床上,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蜷在被窝里。
“高书记……”女人用力喊了一句却发出微弱的声音。
老高没有说话,从兜里拿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她枕边,拉着我的袖子走了出来。
我们沿着新建的马路往村里走,时不时有百姓出来和老高打招呼,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都是新鲜的蔬菜,高书记来尝尝!”
我问老高,为什么大家都要强调新鲜的蔬菜。他说,就跟以前见人问“吃了没”一样。吃了没,是温饱问题。现在讲究蔬菜新鲜,要奔小康了。这里偏远,以前大老远去集市买蔬菜,集市上的蔬菜也是大老远运来的,蔫了吧唧。我请了专家来,研究大棚蔬菜养殖。这几年,蔬菜种上瘾了,本来就是荒地,大家越种越勤快。自己吃不完,我给联系着卖到市里去。没想到,这荒凉的地方,通过大棚蔬菜养殖,不仅脱贫了,还致富了,家家换了新房。
“男人是个老封建,女人养了三个女娃,快被打成智障了。”回到路口上车,老高开口说:“在家打老婆,在外赌博,赌博还打伤人。前两年给抓进去了,欠了一屁股债。男人进去了,女人生了个男娃。”
“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喜欢生娃。”
“那不是娃的错啊!”他沉默了下说:“几个娃还小,得上学!”
“你给还债了?上学也花不了你那么多钱啊!”
“每个村都有那么几户贫困户,这两年咱们得全部脱贫。”他叹口气说:“我也不想这样,我带他们养牛养羊,种艾草种枸杞,能使的招都使上了,能赚的钱都给想办法赚了。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实在没办法。”
“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政府救助资金?”
“花钱的地方多了,有的地方没电,有的地方没水。光伏发电项目、旱地滴灌项目,都要投入大把的钱。这些个别困难户,咱们自己能帮上,能让他们脱贫。”
“你跟刘娟没说这事?”
“没。”他苦笑一声说:“我给她在市里找了个旅馆。倒霉地,正好停水。她灰头土脸的,想洗把脸,停水。”
空气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洗澡睡不着,我再找个地方去住,你也累了,你就这里睡吧。”老高学着刘娟的口气,很礼貌地说了一句。
“老杜,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有病?”
我笑出声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做法在多数人看来,是真的有病。舍小家顾大家,这些话,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口号。身边真要遇到这么一个人,大家会不习惯。我也是在援藏之后,才看到那么多人,为了社会发展,为了民族大义,真真切切舍小家为大家。
“刘娟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下岗职工,自己住在贫民窟里,扫地赚錢供给大学生。”
“你真的觉得他是为人民服务吗?他只是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通过这些事情刷存在感。道德的高地,最容易让人获得安全感,获得活着的意义。”老高学着刘娟说了几句,却震惊了我。原来他说自己有病,是真的在怀疑自己。
我经常跟朋友说,心理问题有必然性,有怎样的经历就会有怎样的问题。父母离异或者关系不和谐、小时候没跟父母一起睡,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更高。
“咱爸在哪里?”
“这就去。”老高恢复了乐观说:“老头守着那棵老杨树呢!”
我忽然特别想见到那棵在沙漠里长了七十年的杨树。
3
半小时后见到了老高的父亲,真正的老高,一个瘦小却精神矍铄的老头。他笑呵呵地跟我握手,还使劲捏了下我的手说:“老杜,久仰!”
我被他惹笑了。
那是一间破旧而孤单的小瓦房,周围长着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绿色树苗。房间里也是一张床一个桌子,桌子上摆着个老式收音机。
“儿子当书记了,我这个老农民有了工作,成了护林员。”
老高,不对,现在是小高,跟我说:“我爸是移动护林员。树苗种到哪里,植被铺到哪里,他就转移到哪里。后方的老百姓种植经济作物赚钱,我爸在最前方负责开疆拓土。”
“哎呀,儿子你过奖了,我就是看不惯沙漠。我天天起来用阶级仇恨的眼神盯着沙漠,我要把沙漠逼退,可是我拿什么逼退沙漠呀?就是种树啊,这种树的技术,是你们年轻人的本事。”
“我爸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步一步都很艰辛。他这植树造林,是新时代的长征。”
“古时候还有愚公移山呢,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敢教旧貌换新颜。”
我透过调侃的父子俩,看到桌子上一张合影。我走近去,一位和蔼的老爷爷和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老伴前几年走了,埋在那棵老杨树下。我天天陪着她,她也天天陪着我。”
“那棵老杨树,是不是还在前面很远的地方?”
“啊?在刚才经过的地方!”
我和小高向老高告别。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人一点都不显老,反而很精神,很乐观。
“七十了,见过沙漠吞没了我的家,也见过树木赶走了沙漠。我生在建立新中国那年,父亲却给我起名树生。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这沙漠里种树。这一辈子,值!”
车后的老人逐渐模糊,和树木化成了一片。
小高又变回了老高,他说:“我父母没文化,但是从不吵架。我媳妇跟我离婚,我也没跟她吵架。那时候,女儿哭得死去活来,不让离婚。”他摸了把眼睛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电灯都没有。晚上和父母睡一个炕,听他们讲草原上的故事。我女儿小的时候,也是一家三口睡一起,我给她讲草原上的故事。”
我不知道老高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看了我的朋友圈,看了那些我关于心理问题的说法。
“有些事情,我也说不上对错。”他停顿了下说:“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管那些脱贫困难的百姓,总得有人去种树护林。”
“老高,你也没错,你媳妇也没错,刘娟也没错。女人吧,她得有安全感。”
“对,她们都没错。我开始只是想回到老家这个地方来工作。后来,就像魂被勾走一样,就在我驻村之前,我几乎跑遍了这片荒漠,沙里飞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再后来,我觉得这里需要我。是我变了,是我辜负了媳妇。”
“老高,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在北京工作,回这地方来了,你没辜负这片土地。”
“我小时候,我爷爷指着远处的沙丘给我说,那是咱们的家园,给沙漠侵略走了。你要记住,赶走沙漠,把家夺回来。”他说完回头问我:“你离开北京跑到南方去,又为什么去援藏?”
我说:“我小时候,我爷爷指着远处的山丘给我说,山的那边是海,爷爷一辈子都没去过,你长大了,要去山的那头,代爷爷去看看那海。我爷爷是货郎,年轻的时候挑着针头线脑跑西藏。我小时候就喝酥油茶,戴藏族人的首饰。我觉得我爷爷是英雄,虽然是那种为了生存而奔波的英雄。”
“所以你看完大海,想去帮帮藏族同胞?”
“说不上那么伟大吧。”我笑笑说:“不过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情。”
“这是不是叫不忘初心?”
我们相视而笑。
车子经过他住宿的小镇,我回头,看到远处的沙丘。那些沙丘很近,可是我跑了那么远,却只看到一片一片的绿色。车子继续往前,沙丘越来越远。我眼前出现了更高的杨树,更綠的花草,超过了沙丘,与蓝天接成了一片。
老高送我到火车站,才想起一件事,慌忙道歉说:“老杜,对不起,本来想带你去看那棵70年的老杨树,却忘记了。”
我说:“老高,我已经看到了!”
杜亮亮,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电力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8年入选浙江新荷人才库,2018年援藏帮扶那曲。作品见于《江南》《飞天》《小说月刊》《文学港》等杂志。出版长篇小说《未曾牵手》,散文集《北风吹过江南》,小说集《高复班》。长篇报告文学《天海一线》入选宁波市2019年度文艺创作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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