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龙

　　父亲上午就要做白内障手术了，这可是父亲第一次做手术。我一早就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本想安慰他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想对于从小就吃苦受难的父亲来说，这点儿疼痛根本就不算什么。

　　下午一下班，我急匆匆赶往医院。他半躺在病床上，左眼蒙着白色眼罩，毕竟刚做完手术，很憔悴的样子。好久没和父亲聊天了，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一提起他那异常艰难的生活经历，父亲就一下子来了精神，也开始话多了起来。

　　因家里贫穷，12岁时，父亲就开始给别人家放牲口，没上过一天学。别看父亲自幼身体瘦小，可有的是力气。为了接替已几乎累瘫的爷爷，父亲自告奋勇到毕克齐修红领巾水库，那年，他只有18岁。挖土，他一天竟能挖十来方，只是为了挣工分年终换口粮。父亲那一米六刚出点儿头的个儿，竟能担起将近150斤的担子，想想那该是怎样的步履维艰啊！后来，他又到东河区的磴口修扬水站，一干就是一年，直到腊月要过年才回的家。

　　父亲特别喜好骡马，整天驾着二套马车东奔西走，为生产队拉煤、拉石头、购粮。父亲是个要样儿的人，干活特别认真，春播时节提耧种地非他莫属。在新翻过的土地里，骡马拉着耧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父亲双手提耧不停地左右晃动，要保证种子均匀地洒落在土地里，还得恰到好处地把握住种子埋在地下的深度。一天干下来，累得几乎走不了路，但父亲乐此不疲，似乎很享受他掌握的这个技术活儿。土地包产到户后，承包了土地的村民们每到春播时节，依旧爱找父亲帮忙，他也总是有求必应。后来，母亲为此颇为不满，每次都要责怪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也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可父亲固执得很，嘴里虽然答应着，有村民一喊他就又去帮忙了。

　　父亲尽管老实本分，可仍然受尽了白眼。清代中期，自陕西府谷走西口逃命而来的我的先祖们，首先在我村落脚，成为我村的首批拓荒者。经过四五代人的辛苦劳作，到我曾祖父时家境逐渐殷实，在土改时期，我祖父被划为破产地主。出生在地主家庭，在那个年代自然就低人一等。生产队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就都留给了父亲。冬天，他铡草、喂牲口;夏天，就赶马车、掏渠筑坝。更可气的是有时还光干活儿却不给吃饭。有一年秋天收秋，大队书记让父亲把刚拉回来的谷子扔到垛上去。谷子垛已经将近七八米高了，父亲一个人硬是使尽全身力气，用叉子将一捆捆的谷子全部挑了上去，而大隊书记正招呼着一群人在屋里欢快地吃着肉，饥肠辘辘的父亲闻着那勾魂摄魄的肉香，难过得几乎要落泪。

　　父亲是个的的确确的文盲，可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明白得很。以前，农村都要交公粮。每年夏天一收完小麦，就是交公粮的时候。父亲常说，种地纳粮天经地义。每年交公粮特别积极，而且还把晾晒得最干净的、颗粒最饱满的小麦挑出来上交。当然，对于我来说，能和父亲一起到镇上交公粮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一路上，父亲驾着马车，哼着二人台，我或坐或爬在小麦袋子上，想着镇供销社柜台里那香甜诱人的锅盔边流着口水。

　　父亲有着吃苦耐劳的农民本色。在粮食紧缺的时候，他曾到固阳替人割过小麦赚回莜面吃，80年代还背上铺盖卷只身到包头的建筑工地打过工，为了节省两块钱，他能肩扛一袋90多斤的小麦，徒步七八公里，从萨拉齐汽车站送到我就读的高中。

　　大概是尝尽了没文化的苦头，父亲一直支持我们上学。可三个孩子的上学费用，对于八九十年代仅靠种地为生的父母亲来说，几乎就是天文数字，遇上收成不好的年景，连开学交学费都得靠贷款。好在我们也没让父母亲太失望，都挤过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先后来到市里上学、工作。每当乡亲们说起我们姊妹仨，父亲满脸都是幸福和自豪。

　　年轻时干活儿不知惜力，五十多岁时，胸闷、气短等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一次回家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经常难受得晚上睡不着觉，可父亲从来不说，在我的一直催促下，才来市里看了一次病。为了照顾日渐年迈且体弱多病的父母，我将他们接到市里，住进了楼房，但父亲仍然怀念乡下他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总是住上一段时间就要回乡下走走，看看村里的老房子，看看左邻右舍，听乡亲们说说村里的事儿。

　　护士小姐给父亲点完眼药水后告诉我们要早点儿休息，我和衣躺在父亲身边，竟莫名其妙地有些激动。自上高中离开家后，这似乎是第一次和父亲紧挨着一起睡觉了。听着父亲那微微的鼾声，我好像又坐在了父亲那交公粮的马车上，只见他在马背上方娴熟地甩了一个响亮的马鞭儿，口中依然是那曲悲切幽咽的《走西口》：“二姑舅捎来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莲不依从……”

　　那一晚，我竟睡得分外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