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庭

　　梦的工厂是普遍被人接受的对于电影院的比喻。这一比喻的背景是电影院改变了城市的昼夜更替规律，而营造出了永恒的黑夜。电影院的播映厅里，即使在白天，也一定要切断明亮的自然光线，让银幕成为唯一的光线来源。也许正是因为这人造的夜，梦的比喻才会顺理成章。

　　电影院有着与城市自身相反的照明逻辑。城市人千方百计想要延长白昼的长度，想要把真正的夜晚推迟到零点以后，甚至更晚。这种延长白昼的方式并不是改天换日，而是运用各种灯光。灯改变了城市的生物钟，甚至营造出了不夜之城——其实，现代的城市都是不夜城。如果一座城市在晚上完全像山村一样黑灯瞎火，不是遇到了停电等事故，就是它还不够发达以至能被称作城市。而当城市人到处用灯光延长白昼，赶走黑夜的时候，电影院却刻意营造了黑夜。这一与城市光照逻辑相反的行为，与农村的自然光照逻辑也并不相同。如果说城市延长白昼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的原始生物钟的话，电影院就是城市对这种理性白昼过分扩张的感性弥补措施。夜晚，在为人类提供睡眠的同时，也提供了梦——人类最极端的感性活动之一。而电影院，不仅为城市人提供人造的夜，更提供人造的梦。它在这个实用理性过于强大的空间里，为人类提供无功利的感性空间，成为城市的梦工厂。

　　电影，就是一个个人造的梦。电影工业已走过百年历程，却并未像许多同时期的工业一样被淘汰。许多预言电视将取代电影的人，也不得不接受电影仍然生机蓬勃的现状。尤其是中国的观众，更在这十年里见证了一次次票房奇迹。而这些动辄过亿的电影票房，在十年前还几乎是一个梦。准确地说，是在电影《英雄》诞生的那一年之前。这部商业电影取得了张艺谋本人也不敢相信的成绩，并且开了国产商业大片的先河，全面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虽然如果不是《英雄》，也会有其他电影来开创这个先河，但让《英雄》担当这个角色，让我们对商业电影的认识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在《英雄》诞生之前，张艺谋的电影可谓只叫好不叫座。他之前的代表作品《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等，这些关注现实，风格写实，并且获过奖的作品都没有取得好的票房，而《英雄》却成为了第一个票房过亿的电影。与他之前电影相比，《英雄》有幾个特点：大投资，大制作，大牌明星，一流的影音效果，非现实的武侠故事，肤浅甚至暧昧的主题等等。在《英雄》之后，这些几乎成为了票房成功的商业电影的必备元素。

　　同一个导演的不同作品，观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虽然这里还有其他因素，但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后者更接近一场奢华的白日梦，而前两者却让人无法摆脱现实，无法区分现实的电影的界限，而被拒斥。电影的票房高低，意味着走进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人数的多少。那些吸引最多人进电影院去看的电影，往往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趣味。总得来说，普通观众走进电影院，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再一次感受现实的残酷或平淡，不是为了接受思想上的教育，也不是为了改变价值观。《英雄》之后，中国电影人开始抓住人们的这种心理，制造出一部部中国式大片。近年来，颇有泛滥趋势的商业大片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艺术价值不高，但它们却把观众拉回了电影院。一度变得冷清的电影院重又恢复了热闹的生机。这时，电影院的装修也变得越来越讲究，明星海报等各种电影文化元素布满了影院的各种角落与空间，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梦幻氛围。这时电影院的名称也在影院的宣传中大多变成了电影城。由院到城的转变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同样也是空间形态上的改变。列斐伏尔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提到：“今天，对生产的分析表明我们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院的空间生产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如列斐伏尔所言“开始创造剩余价值”。

　　如果说院是单一的空间，城则是多元丰富的空间。影院最初的空间模式是一个单一的较大的影厅，安放数量众多的观众座椅，座椅前是银幕，巨大的影厅就像是一个院子。这种空间模式应该是从剧院借鉴而来。剧院有着比影院更加悠久的历史。由于戏剧演出的特殊性，一般的剧院不可能同时上演多场戏剧，一场演出要容纳尽可能多的观众。而电影播映则与戏剧演出有很大的不同，相较而言，要简单得多。一部电影可以在不同的影厅中同时播放，不同的电影也可以同时播放。这使影院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剧院的模式。影院把原来那个单一的较大的空间分割成了数量较多的独立空间，其中大多成为独立的影厅。影厅由一变多，提升了同时上映电影的数量，满足不同观影需求的观众。观众数量的增加给影院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这种空间生产并不只是局限于影厅数量的增多，还有其它功能空间的存在。即使不同影厅之间的通道，也参与这种空间生产，在由影院向影城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作用。如果说影厅是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影厅之间的通道，则是城市中的马路。由于大影城中影厅数量较多，之间的通道往往曲折，我就在影城中迷失过方向，找不到自己要抵达的影厅。这种经验与在城市的马路上迷失方向，找不到要去的地点有相似之处。而影城中的售票处也从最初窗口模式变成了更加开放的吧台式，与现代城市更加开放的空间理念相合。吧台紧邻着候影厅。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与其说这里像城市空间中的候车室，不如说它像是城市空间中的广场。它们相较于影城里的其它空间更大，可以步行，也可以坐下休息，娱乐。这里除了座椅和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城市广场中常见的雕塑。只是与广场雕塑较为坚实恒久的雕塑材质不同，这里的雕塑更多是一次性的，材质多为纸板或塑料等。它们随着相关电影的上映矗立，又随着电影的下线而消失。实际上，它们只是立体的海报。但也有一些“雕塑”矗立的时间更长。我在电影变形金刚上映之时，看到一个影城立起了变形金刚的纸板雕塑，电影下线之后，这个雕塑被留存了下来，并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城市广场上的雕塑往往有一定的内涵，表征着这个城市的精神或气质。而这留存时间最长的雕塑同样能够起到表征影院精神内涵的作用。它们富于梦幻气息，原本就科幻虚构的产物，是一代人童年的超级英雄。从卡通变成真人版，这些形象显得更加形象逼真，体现了电影工业技术的进步。而这些外在的元素之外，它们所表征的其实是商业电影中几乎不可或缺的元素——暴力。机器之间的暴力战斗是人与人之间暴力战斗的升级版，成为电影暴力美学最好的代表。

　　这些不同的空间结构组合，构成了电影院“城”的空间模式。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影城的模式成为了电影院的最标准的空间构造。空间构造的变化，也改造了影院中的时间。影城依靠对空间的分割，把一部电影的时间均匀分割成了多部电影的时间，使相同的物理时间中，不同电影的时间能够同时前行。时间在这里从单一的线性发展，变成了多元的空间式的发展，时间最终变得空间化。影院对空间的分割，看似是比之前的模式节省了空间成本，实际上是比之前的模式节省了时间成本。时间成本的节省，给影院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除了空间格局之外，电影城中还有其它的元素也与城市相似。电影海报是最重要的装饰元素。它们就像是城市中的广告一样不可或缺。海报的确是电影的广告，不过相对而言，这种广告比许多城市广告做得更加艺术化。只是它们的寿命也相对较短，往往随着电影的下线就会消失。影院中还有一些类似海报的装饰则更为长久。它们往往是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这些照片让明星从角色中脱离出来，但却又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形象，而是经过了艺术的加工。这些照片中，明星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是精心设计和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明星演员以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中。这些照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院的艺术气质。但不能因此就说影院就是电影艺术的殿堂。如果比喻的话，它们更像是电影商业战场的前线。每天都有电影在这里上映，更在这里厮杀。票房在这里成为衡量电影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工具。对于票房好的电影，影院会安排更多的厅上映，也会对它的播映延长档期；对于票房差的电影，影院会提前结束它的档期，这对于许多电影来说就几乎意味着被处决。许多电影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甚至不惜作假。此前《叶问3》和《捉妖记》被曝出票房造假，显示出电影院并不是电影艺术的纯洁圣殿。那些用来装饰影院的照片中，多是演员而导演很少，更不可能有编剧。而编剧和导演才是一部作品艺术价值的核心。即使有导演，也往往是商业上较为成功的明星导演。那些更为小众的艺术片导演并不在他们之列。这些装饰更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商业性的考虑，而非出于对电影艺术的致敬。

　　在一般的认识里，处在电影商业战场前线的电影院并不参与生产，只是电影发行、放映阶段的主角。事实上，在商业化的大潮中，电影院从电影生产的起始阶段就参与了进来。甚至编剧、导演构思一部电影时，影院可能的上映天数、排片情况就开始出现在他们大脑中，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之内。影片《百鸟朝凤》上映时导演向影院排片经理们的下跪，就是影院在电影产业中的权力最好的证明。影院作用于电影生产之后，造成了电影创作的过分功利化。在影院的无形之手的干预下，更多娱乐片被打造出爐，而许多艺术片则半途夭折，甚至胎死腹中。即使能够放映，电影院也往往成为这些艺术片的伤心地。商业上的失败，要么使这样的导演消失于电影行业，要么使他们改弦更张，招安于商业电影的阵营。

　　不独艺术片，许多优秀的类型片也都在电影院遭遇过滑铁卢。电影《大话西游》最初在影院上映时就票房惨淡，但随后却因在影碟和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受到了无数青年的膜拜，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在经典影片的生成过程中，电影院经常扮演后知后觉的角色。很多年之后，无数《大话西游》的粉丝以“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名义走进电影院，促成了《美人鱼》三十多亿的票房，荣登内地电影票房榜首的宝座，虽然它在艺术性和影响力上无法和《大话西游》相比。还有更多优秀电影在电影院折戟，又通过其它传播方式死而复生，甚至大获全胜。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电影院并不是电影经典生成过程中的必经环节。与此同时，电影院中票房成功的烂片也会越来越多。目前中国已是烂片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电影审查机制是烂片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电影院本身的商业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影院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另一个证明，是影院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外在空间的变化。单体的电影院越来越少，而存身或依附于大型商业设施如购物中心等之内的影院越来越多。这种依附并不是单方面，而是相互的。影院带来的巨大人流量往往是一些商场所需要的。而电影本身的时尚生产也与百货商场类的时尚地标达成共谋与共识。而电影的娱乐性正是许多商业机构所需要的，在商品时代，购物的娱乐化倾向需要靠电影的推波助澜。与此同时，电影院与更多的文化机构变得疏远。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书店、画廊等机构中一般不会设置电影院，也较少与之为邻。

　　但商业化并非电影艺术的天敌。在商业化的大潮中，电影产业的整体票房越来越高，影院数量也越来越多。功能更加细分的电影院会出现；在更多的人又走进电影院的时候，电影的风格和类型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电影院在满足大众胃口的同时，也会越来越多地满足有艺术追求的细腻品味。

　　这些对于多年前的我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在县城长大的我，目睹过电影院畸形的繁盛，也目睹过它的彻骨萧条。那时对县城电影院的熟悉是因为学校组织看电影。每一次组织看电影，对于初中生来说，都像是一次狂欢。虽然这样的电影往往都是主旋律或教育性的，并不好看。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电影院就像是拥有魔法一样，将白昼变成黑夜，又通过银幕变出一个个光影法术；而众多人一起观看又造成了一种独特的仪式感。与曾经有过的乡村露天电影观看经验比起来，电影院所营造的仪式感格外强烈，它让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受到极大的冲击。而更早的关于电影院的记忆，是我在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几个班级的小学生，一起排队徒步走几公里，到镇上的电影院观看电影。这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成为了一个节日。电影院因此在我心中留下了盛大庄严的印象。这种印象持续到在县城读中学时。那时已经能够完全看懂电影，又因为观看的电影所拥有的教育甚至意识形态色彩那些座椅就像是用来让人正襟危坐的，那些黑暗又像是为泪流满面或深刻反省提供空间。这个时期的电影院，也是造梦的工厂，只不过造出的是意识形态或道德色彩强烈的梦。这样的梦，曾经影响了一代人。

　　后来，我渐渐发现了这个县城电影院的另一面。在不放映那些教育影片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广告上写的都是一些港台艳情片，宣传画面很暴露，用词也很露骨。那个时候，大陆的电影工业还没有足够商业化，也没有产业化，可以拿来当作话题吸引人走进影院的电影还太少。于是那些打擦边球的艳情电影才会占据这个私人承包的小县城电影院。电影院因此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景象：一边是正襟危坐，刻板说教，一边是搔首弄姿，百般勾引。它们展现出了电影院的人格分裂，展现了一个小县城的文化分裂，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分裂景观。再后来，DVD家庭影院和盗版影碟的兴起，彻底干掉了电影院。这个县城里唯一的电影院，还没有等到商业电影浪潮的到来，就关门了。

　　当电影商业化的浪潮袭来之后，电影院重又迎来了辉煌。与电影商业化同步的是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越是发达，夜晚越是明亮的城市，越是需要电影院所营造的黑暗。就像越是现实残酷的地方，越是需要梦的柔软抚慰一样。这就像是一种互补，是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这个城市里，我也养成了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每年都要进几次电影院。有时，我是想做一回白日梦，遗忘或释放日常工作中的压力；有时是为了在电影院里，全方位地感受和体会那些经典电影。现在的电影院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不再那样强，虽然商业性越来越强，但随着观众观影数量的增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商业化对艺术性和个性空间的挤压也慢慢有所收敛。随着艺术片的增多和电影整体质量的提升，电影院在内容上也会越来越多元化。毕竟，它需要不断地满足城市人越来越复杂的白日梦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