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那一年，我刚满十五岁。

　　那年暑假，我常常带着十一岁的弟弟去森林里拉木头。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拉回来的木头只能当椽子。那天，我拉的木头要粗一些，弟弟拉的那根略细。我们把两根所谓的木头，连背带扛，好不容易弄到溜槽入口那儿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溜槽很陡，最平坦的地方坡度也有六七十度。从山腰的溜槽入口放木头，手只要一松，白晃晃的木头就飞一般向山下冲去。溜槽一边是比我还高的茅草，覆盖着整整一面山坡，另一边则是灌木树林，树林足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如果木头中途跑偏，一头扎进茅草地或灌木林，找到的可能性不足十一。找不到，奔波一天，只能空手而归。

　　溜槽长约一千米。两根木头放进溜槽，松手之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兄弟两人跌跌撞撞，连忙顺着溜槽飞奔下山。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跑到山下，在溜槽出口那儿找我们的木头。只要找到了木头，虽远未到家，却也仿佛到了家了。

　　这样的感觉，由于经历多次，是那么强烈，又那么真实。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只要木头出现在溜槽的出口那儿，接下来的路就再也没什么风险了。真正到家，其实还远。还要拉、还要扛，还要累死累活快走大约三小时。

　　但那一次，兄弟二人到了溜槽出口那儿，却没有木头，一根也没有。出口空落落的，那么安静又那么无辜，仿佛在说：“我没见到你们的木头。”

　　找呗。

　　我和弟弟分了工，他在较浅的茅草地里找，我到密不透风的林子里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一根也找不到。

　　太阳已经落山了。弟弟不死心，还要继续找下去。我也不死心，但我更清醒。再不回家就只能摸黑回家了。眼下，平平安安回家才是最要紧的事，木头已经不那么要紧了。

　　那个年代，我身处的林子里常有熊出没，狼更多。我和弟弟都是娃娃，白天我可以大着胆子说我不怕熊和狼，天黑之后还说不怕，连自己也骗不了。

　　弟弟只有听我的。兄弟二人，垂头丧气，急忙回家。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回到家里，因为父亲那一年都不在家，母亲和奶奶早已急得团团转。看见我们空手而归，嘴上仍说：“只要平安就好，只要回来就好。”也是因为这一次，无论我好说歹说，弟弟再也不肯跟我去山里拉木头。我有什么办法？拉木头本来是大人的事、男人的事，不是娃娃该做的事！

　　弟弟不去，我还得去。弟弟年纪小，可以耍赖。我已时时处处知道要替奶奶和母亲分担一些了，我认为我已经懂事了，我认为我已经成了大人了，我不能耍赖。

　　隔了两天，我跟着几个本村的成年人，又去拉木头。

　　路实在太远了，仅仅走路，就已足够消受。

　　天不亮出发，一路都是慢上坡，大人走路都比我快，我很快落在队伍的后面，呼哧呼哧大口喘气，脸上身上汗水淋漓，但我不能歇。我得努力跟上大人的步伐。走到山下的溜槽出口，大约用了三个半小时。这时天亮才不久，溜槽出口附近有泉水，可以歇歇，吃点儿干粮，补充补充体力，准备爬山。爬山爬到溜槽入口大约一小时，这时才到山腰。从山腰到山顶，又得一个半小时。真是“这山望见那山高”，我看见的山顶并不是真正的山顶。在这个山顶的侧面斜插，爬到另一座山的山顶，还得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真正的山顶了，时间也到中午了。又吃干粮，作为午饭。山顶上，松树随处可见，但这些树太大，砍也无用，我拉不动。还得顺着山脊走半小时，再下山，到山脚下，才会见到小一些的松树。

　　人们进入林子，四散而去，都在找一棵合适的松树。

　　我也在林子里找合适松树，但我找来找去，总觉得找到的树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我继续找。我就不信这么大的松树林，这么多的松树，没有一根适合我。远远近近的林子里，叮咣叮咣的砍伐声，声声入耳。别人都已找到了，别人都在砍树了，我还没有找到要砍的树。我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终于找到一棵。这一棵松树，笔直、匀称，让人称心的是，树的中途半段无旁枝，要是砍了它，会是一根非常漂亮的木头。美中不足的是，这棵松树比我预想中的大了不少。我想，这棵树砍了，足够当檩条。我以前拉过的木头都只能当椽子。怎么办？砍了它，我能拉得回去吗？不砍它，我还要在寻找中耗費时间吗？我陷于两难。我是跟着大人来的，他们拉的都是木头，我也得拉一根货真价实的木头。有了这种想法，我就咬咬牙，狠了心。就是它了。

　　砍树。去枝条、剥树皮。一根木头呈现出来了。

　　我吼叫了一声。远远近近仍有人用吼叫回应我。我放了心。

　　去皮去枝的松树已经不是树了，是木头了。白晃晃的木头饱含水分，比冰还光滑，几乎拿捏不住，必需让阳光晒掉一些水分，我也可以借此机会，坐下来歇歇，再拧一根趁手的柳条，用钉牛（拉木头的铁制器物）把柳条拴在木头上。有了这根长约八尺的柳条，我就可以拉着木头赶路了。但这时，我在山下，木头还不能拉，我还得在磕磕碰碰的林子里，在无路的地方，或背或扛，花大约两小时，把木头弄到山顶上，才能拉着走。

　　我又吼叫一声，林子里只有一人回应我。我有些慌了。

　　拉木头最艰难的就是将木头弄上山顶的这一个过程。林子里没有路，树木稠密，山很陡，我得仰面朝天才能一步一步向上爬。这样的姿势的的确确不是走，而是爬，笨牛一样爬，驴子一样爬，头几乎着地，这没什么，问题在于，木头老在肩上滑动，我却只能用一只手紧紧抓牢牵着木头的那一根柳条，另一只手得腾出来，要随时随地抓住附近的树干树枝。有了树干树枝作为依靠，我才能使得上劲，才能向上爬出一步。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腰似乎没有力气，腿似乎不听使唤，脚似乎无处可落，手似乎拿捏不稳，任何部位有一个闪失，木头就会脱离身体，哧溜一下，径直窜向山下。如果真这样，我就不知道什么地方才能挡住木头、停下木头，我也只能听天由命重头再来。

　　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三次。我都气得想哭了，但我闭紧嘴，咬紧牙，没哭。好不容易把木头弄到平坦的山脊上，重体力活儿，总算完成了一半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我又开始吼叫。我反复吼叫。吼叫是人们在山林里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老一辈人都说，在山林里不能叫别人的名字，即使叫了别人的名字，人家也不会回应你，人家要是应答你，很有可能会被山神勾了魂。失魂的人就得死。但可以吼叫。我吼叫一声，他也吼叫一声，既是彼此壮胆，也能知道对方仍然在，在哪一个位置。

　　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没有回应。

　　山林里静悄悄的，鸟也懒得叫一声。

　　别人都走了！别人都走得很远很远了，别人都走得听不到我的吼叫了！

　　回家的路还很遥远！我有些慌了。

　　顺着山脊拉着木头，急急忙忙走了大约半小时，终于到了第一个山头，终于到了下山的路上。我努力向山下张望，还是看不见一个人。我是真的慌了，立即加快脚步追赶先走了的那些成年人。跟他们一路走，好歹有个照应，有人壮胆，就算天黑未到家，我也不会害怕。我也明白，我是追不上他们的。他们都是成年人，力气都比我大。他们拉的木头，多半跟我今天拉的这一根木头差不多大。他们比我轻松。他们晓得路很远，给自己留了余地。我不同。我非但没给自己留一点儿余地，今天拉的这一根木头，反而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木头牵着我在跑。下山的路，走得很快。二十分钟后，我开始朝另一个山头斜插，又是一段重体力活儿，我用了大约一小时。到了第二个山头，我又马不停蹄，让木头牵着我奔跑，半小时后，我已到了溜槽口。

　　有过一次放木头的深刻教训了，再也不能马虎了。

　　我没有松手。我不能让木头成为自由落体。我牵着木头，其实是木头牵着我。木头在溜槽里横冲直撞，我几乎控制不了木头，但我必需努力控制它。木头在溜槽中间，我在溜槽边沿上，刚刚还在木头的左面，转眼又在木头的右面。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还在，木头就得在。

　　有几次，我被木头打翻在地，但我没有松手。又有几次，我被木头碰落的石头，砸破了腿、砸疼了脚，但我仍然顾不得。木头一直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终于到了溜槽出口那儿。终于到了山下。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回头望望溜槽，又想起几天前我和弟弟丢了的那两根木头，我在心里恶狠狠地跟溜槽说：“还想欺负我？门儿都没！”

　　这一根木头终于成了我的了，它是跑不了的了。

　　我松开了牵着木头的柳条。

　　除了我，林子里早已没有一个人，静若坟场。我不吼叫了，也不害怕了。有什么好怕的？不是没有邂逅熊和狼嘛！

　　我也不知道这一天出了多少汗。我只是觉得快要虚脱了。口渴得难受，嘴里好像塞满了糨糊。我走到泉边，咕咚咕咚一气牛饮，身上立即有了些劲儿。回头摸摸背上的干粮袋，还有一点点干粮在袋子里轻飘飘晃。干粮就是馍。馍已在磕磕碰碰中成了拳头那么大的一坨馍渣。它是我的晚饭。

　　月出东方，日落西山。我已饿得受不了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坐下来吃硕果仅存的那点儿晚饭。我一边拉着木头向前走，一边向口里不时塞一撮馍渣。剩下的都是下坡路。沿途都是溪水。木头吸饱了水分，表面又变得冰一样光滑。我几乎是小跑着往家里赶，但我跑了不久就慢下来，而且越来越慢。因为多半是平路，木头越拉越重，越拉越重。我却又累又饿，几乎用尽了力气。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回家的路，像未来，似乎没有尽头，仍然很长、很长。天很快黑了，路上沒有一个人，好在天上有月亮。

　　大约在午夜，我才到了家。

　　平时，天黑前后，我就回了家了。

　　弟弟睡了，妹妹睡了，奶奶（因为父亲是上门女婿，奶奶其实是外婆）没睡，母亲没睡，母女二人都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我。

　　母亲和奶奶都不知道我那天去拉木头有没有同伴。天黑前，母亲曾派弟弟去接我，天黑尽了弟弟也没有接到我，他觉得害怕，又回了家。弟弟回家后，母亲又到村里挨家挨户去打听，看看是否有人与我同行。当然有。但同行的人都回了家了。母亲想，也许在外村，还有与我同行的人。她也只能这样期望着。母亲还想，山林里有看山人的简易庵房，也许我会在山林里借宿一晚，明天回家。她不知道我怎样选择，她的选择只能是等待。

　　我的家乡，人们修房子，房子的开间，一般一丈二尺。这根木头还是树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这棵树砍了，如果可以当檩条，它就是木头，不再是一根椽子了。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拉一根椽子是一个娃娃力所能及的事，是小打小闹，檩条则不同。檩条就是木头。柱子、楼扶，也是木头。柱子比檩条粗一些，楼扶比柱子粗一些。能拉一根木头的只能是大人，不可能是娃娃。此前拉回来的多半都是椽子，或比椽子大了些，跟檩条比，又明显小了些，是二不楞（两个方面都不像），这次明显不同了。我这一次拉回来的是木头。这一次随木头回来的不再是娃娃，是一个大人了。

　　修一座房子是我家乡的农家孩子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我想，今年我能拉檩条，明年就能拉柱子，后年就能拉楼扶。有了檩条、柱子、楼扶，修房子就不在话下，有了自己的房子，娶个媳妇就不在话下，成家立业就不在话下，在乡亲们面前，在后辈面前，挺直腰杆做人，也就不在话下。

　　一个孩子，一个乡亲们眼里的所谓娃娃，居然拉了一根修房子都能派上用场的木头，累当然累，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到了家里，我的身体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但我又觉得，我似乎精神焕发，我觉得我心里藏着用不尽的能量和激情，我已经不觉得累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家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驮柴卖柴。驮柴要花掉一天，需要我，需要马（包产到户时我家分到一匹马），得用人畜两个劳力，还得驮到集市上去卖。等待主顾，讨价还价，又得半天。一驮柴却只能卖三元钱左右，我认为很不合算。拉木头虽极其幸苦，但只需一个劳力，收入也高，我一天就能拉一根椽子回来，一根椽子就能卖五元。但拉木头只能在夏天，其它季节不行，柴却是一年四季都能赶着马去驮。

　　拉这根木头的时间是一九八三年暑假。一九八三年，土地已承包到户，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就有一些人想修新房子了，木头也是供不应求。那年父亲不在家，我家的油盐酱醋日常花销，靠的就是我弄回来的木头和柴。村里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个人，过几天又会来一个人。他们都是来买木头的。买木头为了要修房子。那时，贩卖行为虽已合法，但人们对刚刚到来的好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仍在观望，对贩卖行为仍习惯地沿袭文革期间的定性，被称之为“投机倒把”，贩卖的人也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也是因此，贩卖木头，几乎无人敢干。

　　那天回家，我忘了饿，忘了累。我美滋滋地想，这根木头，要卖，怎么也得十块钱，少一分我都不干。我还想，有了这根木头，我的课本费、学杂费，也就有了。我已经能够自己供自己上学读书了，我已经不用依靠父母，不用依靠家庭，我已经在帮助父母，我已经在帮助这个家庭。我心里丰盈着难以掩饰的自豪。

　　过了几天就开了学了，拉不成木头了。拉回来的木头，也有了买家。

　　理所当然，这是一根木头。椽子也是木头。但是，木头就是木头，椽子跟它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根木头，我的心理价位是十块钱，十块钱够我家开销一个月的了。如果给我花，一学期的学费有了、课本费有了、作业本和墨水也有了。但买家中，肯出七元的、八元的，都有，肯出九元的、十元的，没有。卖不到十块钱我就不卖。我拉的椽子都卖了，唯独那根木头没有卖，仍架在我家屋檐下。

　　一九八四年初，有人愿出十二元买这根木头，我已不想卖了。我想，如果我修房子，就把这根木头用上。我是农民的孩子，我长大了也是农民，我得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长大了还得娶媳妇，我要娶媳妇就得修房子，否则没人愿意嫁给我。我修的房子，用上我人生中拉回来的第一根木头，不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吗？

　　我想错了。这根木头是我一九八三年夏天拉回来的最后一根木头，也是我人生中所拉的第一根木头，最后一根木头。一九八四年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那个暑假我没有拉木头。父亲回家后，不许我去拉木头了，他怕我挣坏了身子。

　　父亲为什么不在家？不在家的那一年，父亲坐了整整一年牢。

　　父亲错了吗？别人或许觉得他错了，别人或许认为他错了，但我不这样觉得，不这样认为。三十多年后，我仍然不这样觉得，不这样认为。父亲坐了一年牢，却是事实，无可辩驳。就算父亲错了吧，错了的也是父亲，不是我，别人为什么要拿那种阴阳怪气的眼神，冷冷地看我？我做错什么了？

　　人的目光也是有重量的！就在那一年，我强烈感觉到了人的目光的重量。

　　我觉得委屈。一个敏感少年，承担着来自于面前和身后的阴阳怪气的眼神，同时，这个敏感少年内心所能感受到的，是更为强烈的屈辱。但我什么也不说。别人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所谓“娃娃”，在我眼里，我早已不是“娃娃”了，早已成了大人了，别人只是不知道而已。这一根木头就是我成为大人的强有力的证明。看到这根木头，我就在心里跟人们说，看看这根木头吧，你还要把我说成“娃娃”吗？

　　懵懵懂懂中，我已长大。

　　这根木头是我那年暑假拉回来的所谓木头中，最粗的一根。这根木头，我一眼相中它时，就已知道它是做檩条的材料。既然是做檩条的材料，就得让它做檩条，不做檩条就委屈了它了。我知道委屈的滋味。我受够了委屈。我不能让我拉回来的木头也觉得委屈。我要是因为木头再受一次委屈，只能说明，是我看走了眼了，只能说明当时的我，并未长大成人。

　　上师范的第二年，暑假回家，突然发现那根架在屋檐下的木头不见了。

　　家里的事都是父亲做主。我立即进屋，质问父亲：“我的木头呢？我拉回来的木头呢？”我是真的生气了。那根木头，考上师范以后，家里的经济更加拮据，我却舍不得卖，如今居然不见了，我能不急吗？我把“我”字咬得很重，我要让父亲和站在父亲旁边的母亲都明白，那根木头是我的，不属于这个家庭的其他任何人。

　　父亲心中有愧，低了头，并未说什么。母亲故意轻描淡写，给我解释：“你爸爸送给你的二堂哥了呗。”

　　“我拉回来的木头，他有什么资格送给别人？”我一下子急了。

　　我的话戳到了父亲的痛处。父亲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他立即抬起头来，不客气地训斥我：“我是你爸爸，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不是你拉的，你就没资格！”我立即还嘴，毫不示弱。

　　父亲噎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劝我：“送的是你二堂哥，又不是别人。”

　　“堂哥也是别人！”我知道我那爱认死理的劲儿又上来了，“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就是别人！”我大声争辩，振振有词。

　　能言善辩的父亲居然无话可说了。沉默了一阵子，父亲突然大吼一声：“我现在就去你二哥家，到他家的新房子上，把你的木头拆下来，扛回来！”

　　我暗自想，你能拆得回来吗？二堂哥的家在对面山上的村子里，路远不说，父亲就算真的去了，他会拆下已派上了用场的木头吗？他要是真拆，二堂哥会让他拆吗？这已经不是一根木头的事儿了，而是关乎一座房子的事儿。

　　母亲连忙拉住父亲，说这说那，尽力拦他。父亲就势不再坚持。我知道他不会真到二堂哥的新房子上去拆木头。父亲只是说说而已。

　　我还知道父母给我演双簧。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那根木头，父亲送给二堂哥那时，卖二十块钱没一点儿问题。我上师范的四年中，父亲每月汇给我的生活费只有区区十块钱。二堂哥修房子时，我还在读师范。父亲把我两月的生活费送给二堂哥，我不心疼。我心疼的是我拉木头吃的那些苦。

　　后来，母亲又在我面前，背着父亲，替他开脱：“你爸爸也不想送人，可他是你二哥，你爸爸好面子，不送也不行。”

　　我氣鼓鼓说：“他没拉过木头，不晓得拉木头的艰难！”

　　我说的是气话，也是实话。父亲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男人，却也不曾拉过一根木头回家。父亲晓得拉木头是本地人最苦最累的差事。父亲要用木头时，都是请人帮他拉，所以，父亲这个上门女婿当了十多年，虽然修过房子，却是一根木头也不曾拉过。在我们村，从不拉木头的成年男人不止父亲一个，父亲觉得不拉木头没什么好羞耻的。不拉木头却有木头可用，父亲甚至引以为荣。他那时认为，是自己的人缘好，这么苦的差事也有那么多人肯替他干——当然，这是题外话。说这么多题外话，只有一个原因，父亲是真不知道拉木头的艰难。

　　“你咋这么说你爸爸呢？”母亲用责备的眼光，瞪了瞪我。

　　那一个时期，父亲因为坐牢，变得非常脆弱，母亲怕我会再一次刺激他。

　　我也知道我的话有多重。这样的话，在父亲面前，我断不会再说。我想，送也送了，还能怎样？我再怎么生气也是于事无补。

　　父亲后来又跟我解释：“你二堂哥修房子，正好缺一跟檩条，我家又闲着这么一根木头，他也看到过，晓得它完全可以当檩条。瞒是瞒不住的，他跟我说了，我能不给吗？也就是一根木头的事儿。”

　　父亲是个重亲情的人，我知道。我不想再顶撞他。心里却想，“一根木头的事儿”，你倒说得轻巧！

　　我在心里，其实早已原谅了父亲。

　　我成长的标志，可以说，就是这根木头。木头送给了别人，并未为我所用。这也许是一种暗示。

　　人当然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人還得在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也为别人活着。

　　这么想时，我已释怀。

　　一根木头，如果不能为我所用，那么，能为他人所用，就比闲置要好。让木头发挥一根木头应该发挥的作用，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木头不是如我所愿做了檩条吗？我考上了师范，当上了教师，后来还改了行，进了城，不可能在乡下当农民了，不可能在乡下住了，也就不可能去乡下修一座房子。那么，这根木头送给堂哥修房子，或许是它最好的结局。

　　我认为木头可以做檩条，它也做了檩条，我又何必怨天尤人？父亲将木头送给二堂哥是对的。因为那根木头所能承载的，已经不是钱，是仁义或亲情。仁义和亲情都不是钱可以衡量得了的。木头送给二堂哥，既成全了木头，也成全了我。

　　我仿佛也是木头。是一根从山林里走出来的木头。

　　那么，父亲把我送给了谁？

　　答案自在我心。

　　木头的前世，是树。是一棵松树。那是一棵正直的松树，虽然过早地，因我的砍伐而成了木头，虽然不曾如它所愿，清清静静终老山林，却也未必是一种不幸。

　　木头的今生，当然是木头，至今还是木头。

　　我现在想，那根终于架在二堂哥家屋脊上当檩条的木头，肯定还在，还支撑着那块小小的屋顶。因为那座房子还在。二堂哥修的那一座房子，他也没有住多久，房子修好后，他也有了工作，进了县城。那座房子又留给了二伯。二堂哥不是二伯的儿子，二伯没有儿子。二堂哥是大伯的儿子，但他接受了父亲和大伯的安排，负责赡养二伯，二堂哥也在尽心尽力赡养着二伯。如今，那一座房子，一直都是二伯住着。

　　这些年，我到那座房子里去过多次，多半是去看望二伯。

　　房子在，木头在，我在，二堂哥也在，父亲和大伯，却已不在人世。

　　我仍在县城，仍在今生，仍在此刻，仍在我想在的位置上，仍在父亲给我安排的位置上。像那根木头。

　　只是，我与木头，已然物我两忘。

　　很多很多的时间中，我是真的忘了那根木头。即使去看二伯，身在那座房子里，坐在那根木头下，我也不曾想起它。我忘记了它，像在很多时候，我忘记了我。如果不是失眠，如果不是跟妻子彻夜叙旧，我早已忘了那根做了檩条的木头。

　　木头会不会记得我？想起我？

　　我成长了吗？我在心里对我说，我还在成长着。

　　我成熟了吗？我在心里对我说，我正在成熟。或者，我还在一天天地，走向成熟。

　　我会越来越成熟。当我瓜熟蒂落，那座房子，那根做成了檩条的木头，那根此生拉回来的唯一可以称之为木头的木头，也许还在世上，还支撑着那块已显陈旧的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