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令香

　　他说，第一次给我送信时，我眼神里的凄凉无助让他心疼。他愿意疼惜我一辈子。

　　这是徐岩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情书。

　　我答应了。我信他。那个傍晚在狼窝岭，从他回身决定送我到葫芦峪的那一瞬间，我就相信他，想依赖他一辈子。

　　可，徐岩食言了。我等到现在，他也没兑现自己的诺言。

　　那天傍晚，我和徐岩在狼窝岭上偶遇时，正是我最尴尬的时刻。我坐在狼窝岭的歪脖子老黑松下，捧着血淋淋的脚，龇牙咧嘴。黑平绒袢带鞋底被荆棘扎透，脚前掌的血泡磨破，血染红了袜子。

　　眼看太阳橙红的脸儿慢慢滑下山头，满山的黑影子一层层漫上来，心里就有些发毛。强撑着站起来，丝丝咧着嘴一步一挪，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刀尖上。身后老有人跟着似的，我紧他也紧，我慢他也慢。我索性停下，猛然一个掉头，鸡肠子似的山路上空無一人，四周的老山林静得怕人。汗水早溻透了衣服，满身的血“呼”地涌上头顶，只有我“嘣嘣嘣”急促的心跳灌满耳朵。

　　“……来——信——喽——”山风涌动，一声喊隐隐约约扫过耳膜。我凝神捕捉，那喊声从狼窝岭下飘飘摇摇传上来，在山间回荡，走远，最终被山林消化吸收。

　　我循着声音，跌跌撞撞紧赶几步，喊声却再没响起。浓浓的失落伴着一股悲壮和恐惧，像夏天翻滚的闷雷，“隆隆隆”袭上心头。狼窝岭？！一股冷风“嗖”地卷过头皮，岩石后的暗影中似有双绿眼睛偷窥，伺机扑出。我顺手摸起块石头给自己壮胆，心里却后悔不迭，不该在城里多磨蹭那一个小时，我对这次见面没有多高的期盼值，人家是干部，哪能看上我这山沟里的穷教师？

　　从狼窝岭到葫芦峪小学这段山路，怎么说也有五六里，我这样磨蹭下去，天黑透了也到不了。一个人正悲悲戚戚，冷不防，一只乌鸦“嘎——”一声掠过头顶，鸡皮疙瘩“唰”地冒了全身。接着，一阵拉风箱似的喘息猛然在身后响起。我头皮发炸，紧攥着石头猛一回头，抬手就要砸过去。歪脖子老黑松下，一身邮政绿，一辆破旧的邮政绿二八自行车，后车座挂着帆布绿邮包，正是邮递员徐岩绕过灌木丛，蹒跚而来。我心里一热，泪水模糊了眼前。手里的石头“噗通”落地，“咕噜噜”滚进草丛。

　　徐岩看到我，显然有些意外，大嘴巴张了张却没吐出声，倒是眼波荡过来，瞟了几眼。他低头，登上自行车从我身边溜过去时，又忍不住扫了我一眼。我本能地站起身，想追上喊住他，脚底一阵钻心疼，忍不住“哎哟”一声又跌坐在地上。

　　徐岩的耳朵好灵，一下子捉住我的求助信号，一个急刹闸，脚支撑着车子，回头咧着宽厚的嘴巴一笑：“我送你回去吧。”黑黝黝的长方脸上，一口牙齿白生生的，一双大眼睛清澈如水，早看透了我心事。

　　我心里巴不得，却又抹不开脸。他“啪”地一声支好车子，温热的手紧抓着我的胳膊，一股力量簌簌传上我的身体，我竟然一个弹跳坐上自行车后座。他强壮的胳膊一推车把，我惯性后仰，赶紧抱住了车座。

　　“来葫芦峪有一个月了吧。适应了没有？”徐岩的声音浑厚而富有磁性，给人暖暖的踏实感。不知徐岩骑着邮政绿自行车，上山下乡会不会唱《骏马奔驰保边疆》。他那一声喊高亢有力，特有穿透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我来葫芦峪上班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他送到学校的。

　　一提起我的学校就心寒。报到第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卷，走进深埋在大山里的葫芦峪，就像“噗通”一声掉进瓮里的石头，气都喘不匀了。四周重重叠叠的山峰包围着，只有一条蚰蜒腿一样的山路，连通山里山外，走出三五里地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走进学校，心里更凉了半截。过膝高的一道石墙龇牙咧嘴，围起来就是校园。“大跃进”时生产队盖的两间牛棚改造而成的教室，孤零零地座落在村外的山头上。牛棚内，土坯支起几块青石板就是课桌。没有办公室，几截粉笔头，一块破布充当板擦，一个小土炉蹲在墙角……仅有20名学生，全校一至四年级俱全。

　　报到的第一夜一直让我心有余悸。死寂的夜晚，山风骤起，案头的油灯忽明忽暗，山林“呜呜”乱吼，窗纸“啪嗒、啪嗒”像有人敲打。山间狼在嚎，猫头鹰在惨叫，周围阴森凄凉，令人毛骨悚然。我提着嗓子眼儿，拿小板凳顶住木板门，把洗脸盆放在后窗台，躺在房东大娘家的土炕上，热泪“扑簌簌”浸湿了枕头：“走，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越快越好！”

　　走？！我向哪里走？第二天，我红肿着眼睛走进葫芦峪小学上课，成了全村人打趣的笑料。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班的所有课程，我一篮子挎，一天下来手忙脚乱，但萦绕心头的恐惧和愁闷一直没有化开。

　　就在那个傍晚，徐岩送来了我在葫芦峪的第一封信。当时，晚霞像被山头挤破的西红柿喷溅而出，家家户户的风箱“咕哒咕哒”欢唱起来，一缕缕青烟像恋家的孩子徘徊在屋檐下，缠绕在树杈上，拉拉扯扯浮上半空，炊烟的味道填满葫芦峪的角角落落。我心里正空荡荡，没着没落。一个一毕业就一脚坠落进大山皱褶里的人，早就与世隔绝了。一个孤身流落山野荒岭的姑娘，面对的每一个夜晚都是恐惧和煎熬。就是这封薄薄的信，戳透了我与外界的联系。我没有意识到，从此后，我对他的喊声会那么期待，甚至有些依赖。每当他飘荡在山间隐隐约约的一声喊，穿透寂寞的风，打破四周的烦闷和抑郁，都能引发我心里的滚滚热潮，尽管这封送达的信根本与我无关。他的喊声是闯进大山重围，沟通这封闭的世界与外界的唯一桥梁。

　　我不知道徐岩骑着自行车，怎样对付那条忽高忽低，曲里拐弯的蚰蜒腿似的山路。那满路“叽里咕噜”的鹅卵蛋，我稍不留神就会磕绊摔倒，甚至有跌下山沟的危险。尤其狼窝岭下山的这段山路，想想就发怵。而此时，徐岩离我这么近，我荡荡悠悠的腿不时擦碰着他强健的小腿。

　　“你这样满山喊，收信人能听见吗？”为了掩饰内心的尴尬和激动，我打破僵局。

　　“嗨！别提了。”徐岩纯净的大眼睛扫我一眼，打开了话匣子。“知道我负责的这片区域有多大吗？版图面积155平方公里，34个行政村、182个自然村、531个居民点。境内拥有大小山峰200余座，全镇1.1万户、4.2万村民！”

　　我心里一声惊呼，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细细打量眼前这个健硕的小伙子。邮政绿短袖早已溻透，一层层汗碱花蘑菇朵儿似的重重叠叠开满脊背。这葫芦峪，七沟八梁十三岭，全村百十户人家就零星点缀在一个五六里长的葫芦型山坳里。村外最高的狼窝岭，只是这200多座山峰中的一座！

　　“那么多山，这么难走的路，你能跑得过来吗？”我疑惑地盯着他的脸。徐岩咧嘴一笑，嗑瓜子似的脆生生吐出一串字：“习惯了，五年了。我18岁那年上班，邮局只给我一根绳子、一块雨布、一个邮包。所有路，全凭两条腿跑。”

　　我不知道，徐岩送一封信要在山间转几圈，才能迂回到达山顶那家住户。有些山头根本就没有路，只能踩着酸枣和荆棵等灌木丛往前走，腿上扎满了刺、胳膊刮出血口子，甚至扛着自行车翻过山沟、攀上山梁也是常事。最让人沮丧的是，找到收件人家，却发现家中无人，他们也许去邻近的山岭上干活了。徐岩只好打住自行车，站在山顶对着四周的山头，双手合成喇叭筒，气运丹田，大声呼喊着收件人的名字。反反复复几声喊，没有回音，他再推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地找。

　　“你别叫‘徐岩了，改名‘徐喊吧。”听着我的打趣，他呵呵一笑，转而若有所思地说：“每个人来到这世界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吧。我没考大学的命，接班顶替当个邮递员，这辈子也知足了。”

　　那时，运送邮件的专车还不能直达这个山镇。徐岩每天中午12点半之前出发，骑自行车走30多华里到另外一个镇上接送“专车”，把“出口”的邮件带出去，再把“进口”的报刊、邮件驮回来。邮局有条铁的规定：接邮车必须是人等车而不是车等人。每天他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即便自行车坏了，步行到达接站点也不会误事。有时，邮车晚点，等他返回邮局时，已是万家灯火、满天星斗了。

　　有天傍晚，徐岩接站取回邮件，走到半路爬坡处，因驮回的包裹严重超载，自行车链条“嘎吱”断成两截。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20多里回到邮局。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看到还未吃晚饭的父母一直在等他，辛酸的泪花旋转了几遭，他又强收了回去，埋头抱起饭碗，一阵风卷残云。

　　“这山里人祖祖辈辈不识字，拿得动锄镰镢锨，拿不动笔杆子。十几年前，葫芦峪连记账员也找不出来，四个生产队合用一个会计。这会计是方圆十几里的几百名成年人口中，唯一的‘大学问家，只上过几天私塾，连信也不会写。我们邮递员不只要送信，还要帮着乡亲们读信，写回信。以前派来的老师，干不了几天都走了……”

　　一天的劳累早就耗干了精力，大脑疲惫混沌渐渐不听指挥了，我努力驱赶着困神，强睁酸胀的眼极目眺望。四周夜幕渐浓，青幽幽的天幕上星星眨着晶亮的眼睛，正俯瞰这茫茫的大山。沟壑山峦之间，灯光忽隐忽现，与天上的星星心领神会地交谈。天与山贴得那么近，恍惚之间，我都怀疑自己走在天上还是山间。一阵阵山风吹来，遍身舒爽。徐岩扭头看我，那眼神里是欢欣，竟有些陶醉的意味。那一刻，他一天跑跑颠颠的疲劳似乎全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那晚，徐岩说了一路。他把我送回房东大娘家时，浑身大汗淋漓，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来不及进屋喝口水，他匆匆走了，转弯前又回身打着手电筒向我示意。

　　徐岩的手电筒光被黑夜吞没了，不安和恐惧立刻蛰伏进我心里。这黑漆漆的山路，够他推车子走一阵了。再想想自己，又要独自面对一个个漫漫长夜，一股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我是坠到井底的水桶，绳子断了，不知道哪根扁担钩能把我捞上来。我闷闷地关门，不知不觉不争气的泪竟流了满脸。

　　从此，盼徐岩来送信成了我潜意识中最强烈的念头，我也盼家里给我介绍的那个干部的信。见面一个多月了，一直没回音，难道我依然没有遇到愿意打捞我出井的人？

　　一场秋雨后，天凉了，我的心一下子坠进了冰窟窿。有一些村民开始对我指手画脚，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涌来，吞没了我。我班里几个孩子突然退学，更让我惶惑不安。我不知向谁解释，更不知如何面对。

　　办学离不开钱呢！笔墨纸张灯油书本作业本，离了哪一样学校也转不动。我心里明镜似的，葫芦峪家家靠鸡屁股银行攒几个零花钱，再向他们收钱，恐怕这20个学生也保不住！靠山吃山。我带着学生闯进了大山，向荒山索宝了。

　　山高崖陡，荆棘丛生，衣服刮破了，手脚扎得鲜血淋漓，可一看校园里晒满的金果银花、青草黄叶红酸枣、黄芩野菊等中草药，我高兴得甩着麻花辫，领着孩子们放声高唱。

　　入夜，一场大雨突袭而来。朦胧中，我听到雨打窗棂的“唰唰”声，激灵灵一个冷战，一骨碌爬起来。“糟糕！晒在校园里的那些草药！”我一头冲进了雨地。外面，雷电交加，风狂雨急。山路崎岖，泥泞溜滑。我一连摔了几跤，可什么也顾不得了，直到把那些血汗换来的成果全部收进教室，才觉得冷气袭人，跌破的膝盖火辣辣地疼，不敢迈步。

　　暴雨中手电筒一晃，竟是徐岩披着雨衣赶来了。“不要命啦？你！这黑天野地的？”我的眼圈一热，泪水和着雨水顺脸而下。我后怕了，在这荒郊野岭上万一碰到野兽……

　　看着哆嗦成一片树叶的我，徐岩脱下雨衣裹在我的身上。我突然感到一阵虚脱，软软地靠在他的肩上。一股急促的喘息猛然扑在我的脸上，我的心狂跳不止。徐岩火热的唇颤抖着贴了我的额头，又猛然噙住了我的双唇。

　　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突然打来，我被徐岩仓皇推开，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笼起手掌遮挡，才看清眼前的阵势。两个村民闯进教室，满脸鄙夷和不屑，那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压倒了电闪雷鸣的夜雨。

　　第二天，我就成了众矢之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成了缠在我身上的毒咒。我实在受不了孩子们疑惑的眼神、村民的冷言冷语和指指戳戳。我不辞而别，逃离了葫芦峪。

　　其实，只不过是一次巧合。白天，徐岩经过学校给羊倌儿李送信时，我正领着学生翻晒草药，放声高唱。清脆嘹亮的歌声在山间回荡，传出很远。山坡上衣衫褴褛耕作的男人，石屋里洗刷缝补的姑嫂姐妹，拖著“过了黄河”的鼻涕虫……都不时停下手里的活计，侧耳听这新鲜清亮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