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吟

　　上小学时正值文革，只有半天课。一个个下午的大好时光可以肆意挥霍。闲得无聊时就喜欢翻翻家中的“箱底”，搜罗点故事填充一下空闲的时光和大脑。家中除了一盘炕就是两个板箱，所以，翻看我妈的老包袱也是乐趣，从那里可以看到我妈年轻的影子。先是抽出我爸和我妈的结婚证书——一张很有质感和光度的纸，看着我爸我妈的名字用端庄的毛笔字并肩排列在两行印刷体字前面，下面的大红印章让人肃然起敬。周边是由麦穗、齿轮、花朵组成的装饰，庄重、典雅、喜庆。我明白了，把俩人的名字写在一张这样的纸上，就成了一家人。然后再翻，有我妈的贴己小细软——布料、头绳、各色绣花线、绸子、照片……看到了我妈姑娘时的娇媚，青春，想象着她在阳光下挑著担子如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意气风发……正高兴，后背挨了一巴掌。我妈回来了。然后，一把锁断了我的爱好。

　　目光只得转移。

　　巴掌大的地方，转了一圈，目光落在小凉房里。那里除了一堆煤，木架子下面还有一个小木箱子，那里放着我爸的东西。掀开满是灰尘的盖子，除了几把扳子钳子，就是书！一本本翻出来，拍打干净后随意翻开，眼睛立刻被其中的文字吸引住。直到小院门被自行车前轱辘推开，才慌忙抬起头。我爸一脸严肃地拿过我手里的书，摇摇头说，你还小呢，先好好背毛主席语录吧，等上中学再看。估计知道我不会死心，思量再三，从几本书中挑出《欧阳海之歌》给我，说，你才认识几个字呀，就想看书？捧着书我就入了迷。正好家里的收音机播放情景剧《欧阳海之歌》，耳朵和眼睛并用，把我带进了书的海洋里。

　　从此，与书结缘。

　　之后，陆续读了《红岩》《红旗谱》《苦菜花》《创业史》等等。

　　喜欢读书，喜欢读书时的心情，喜欢眼睛在字里行间穿行时脑海中的自由想象。还喜欢在同学们讲故事时，把书中的情节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讲出来。自然而然，我的作文成了范文。五年级时，一位老师将全校的十来篇优秀作文用油印机印刷、装订成册，其中有我一篇。

　　这篇作文如一粒种子，成就了我的写作梦。

　　高中毕业后我成了“留城生”，闲在家里半年。父亲的箱子早已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借书看，而且限时看完，使我读的书杂且快。

　　第二年春天，当枝丫上刚刚绽出一丝新绿时，我成了工人。那年，正值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全国上下呈现出解禁后的欢腾与奋进。解禁的书籍、电影、思想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喷涌的思潮给了文学、写作开辟了舞台。大批的青年喜欢文学，喜欢借着文学作品抒发压抑多年的激情。那时， 一群群热血青年扬起被春风吹动的头发，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路上，按捺着沸腾的热情，摩拳擦掌地拿出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劲头。于是，文学社、文化夜校、文学课堂、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转眼间冒出一大片，并飞速地茁壮、蓬勃起来。我也被夹裹在这支队伍中，涌进了浩浩荡荡的“文学爱好者”大军中。

　　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二楼大厅里，每周两个晚上有文学讲座、论坛（必须说明，全部免费）。包头师专的教授丁尔纲、孙耀煜和文联的许淇、滑国璋、李同振等老师都登上讲台，为我们讲写作，讲文学，讲名人名著。记忆深刻的是许淇老师讲课基本是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讲到激动时，装在右手裤兜里的一串钥匙，会和着他的声音欢快地哗哗啦啦唱起来，听得大家由不得跟着欢乐起来。

　　灯火璀璨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青年。大家洋溢着青春活力，如饥似渴地耕耘着荒芜已久的心田。“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已成共性。课间休息时，大家在文学的海洋里畅游，相互讨论、争执，大谈古今中外文学及作家的趣闻、轶事、文学成就和历史功绩，火辣辣的热情沸腾着，令人澎湃不已。

　　那时，刚更名不久的《鹿鸣》是炙手可热的宝贝。大家相互传阅着包头市唯一一本由茅盾提名的文学刊物，细细品读着每一篇文章，向往之情油然而生。

　　“春笋工人文学社”就在那时成立，并在包头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活动月报上开辟了“春笋”栏目。我的小文《觅》刊登在1983年2月9日的报上。这张报我至今保存着。

　　那是一段一头埋进书海的日子。与书为伴的生活竟然那么单纯、美好。除了白天8小时上班，大多时间是捧着一本书或一把口琴。读完精彩片段，吹一段口琴。轻柔的曲子缭绕的书中的情节或段落在脑海里氤氲着，回味着。

　　看电影是有计划的。每周更换一次新电影，华建俱乐部是唯一的选择。2毛钱一张票，约上几个同学或同事，提前到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那个时候，我最羡慕两个人。

　　一个是华建俱乐部有一中年妇女，每天负责检票和管理卫生。听说文革前她曾经唱过青衣，后被当作牛鬼蛇神下放到俱乐部。有几次我在俱乐部紧闭的大门缝隙中，见她在院子里双腿夹着一把扫帚走小碎步。她神态严谨，形态娇媚，葱尖似的十指花一样绽开，配合着步履。我诧异万分。不沾烟尘的高雅竟是一位扫卫生的牛鬼蛇神啊。我悄然退出，忍不住问师父，答曰：练台步呢。哎呀，我好羡慕她呀。她不仅可以有自己的喜好，还可以每天看电影，多美呀。

　　另一位是新华书店戴眼镜的老售货员。我去买书，一般要先隔着柜台仰着脖子看架子上摆放整齐的书，或趴在柜台上隔着玻璃仔细欣赏书的封面，然后让售货员拿这本拿那本。其他售货员按照你指点拿书，换到第三本时，脸就门帘子一样下来了。这个老售货员不一样。他一边给你拿书，一边做简要介绍。我的好多书都是他推荐的。“这套《约翰·克里斯多夫》非常好！我都看好几遍了。你应该买。还有这本……”他知识渊博、态度温和，让我找到了自己。书店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然后拿起了笔。

　　第一篇小说，在《鹿鸣》编辑部李同振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历时半年，七易其稿，最后刊登在1982年第3期女作者专页上。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写小说，写散文，还写消息，写通讯，也写报告文学。

　　《透明的夜》《远方有片云》《淡妆》等小说、散文相继在《鹿鸣》上发表。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四月的风》发表在《鹿鸣》1988年3月头条，此篇小说得到李同振老师和主编戈非老师的称赞。

　　参加过《鹿鸣》编辑部两次笔会。1984年在郊区招待所，有游文俊、马宝山、安泰、陈童华、李耀明、耿男。会议结束时，我们几个人跑到东河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写着“包头文联作品讨论会留念1984年6月”。这张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照片，见证了我的成长经历。1987年，第二次笔会在东河宾馆。王炬、马宝山、张改娟、李志刚等参加笔会。讨论会上，大家认真负责地针对每一个人的作品展开讨论，拿着“放大镜”找毛病挑不足，然后对症下药，作者再反复修改。马宝山的一篇小说得到王念临老师的高度赞扬和推崇。现在想起，那热情的激励成了助推器，推动了马宝山的创作。如今，马宝山的作品在全国知名度颇高，部分作品走出国门，成为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大学教材。

　　那次笔会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在一次大家讨论国内一些作家的作品时，我信口雌黄——那谁谁的水平不过如此呀，也能上某某杂志？被方溦老师直接批评：精神可嘉，缺乏冷静思考。回来反观自己，不禁为自己的无知轻率而汗颜。从那时起，认真审视、检讨自己的不足，塌下心来读书学习。

　　1992年，我被包头文联推荐，参加“第三届文学研究班”考试。

　　其实，工作以后，向往读书的念头一直在心里茁壮着，尽管枝繁叶茂，但却因种种原因而日渐萧落。然而，当儿子半岁时，接到的这个令我振奋消息，同时也吹绿了已被油盐酱醋和儿子的尿布淹没得奄奄一息的念头。

　　时机竟有意往一起凑，扭结着、蜂拥着检验着我的应付能力。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竟发现了儿子的异样。大惊失色地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北京儿童医院，中年女医生也和我一样的疑问又重新鼓起了我的信心。最后，在一家研究所里留下血样后，我们回了家。

　　命运真是捉弄人。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同时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师范学院共同签发的“内蒙古第三届文学研究班”录取通知书；一封是儿子的诊断书——此属疑难病症，十万分之一的几率，目前世界上没有治愈的先例。捧着这两封信，我竟不能自已。硕大的泪滴打在信封上，摔在脚面上，将我泥泞成一滩。

　　“怎么办？”撕扯的滋味和肝肠寸断的疼痛让我终生难忘。

　　几经商榷，我揩干了眼泪登上了去呼市的大巴。那天，我和包钢写小说的马振复、写诗的宋志刚，迎着朝阳，一同踏进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校门，成为“内蒙古第三届文学研究班”的学生，开始了为期2年的学生生活。

　　文革后恢复的“文学研究班”，是由内蒙古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班主任是时任内蒙古宣传部部长的乌云其木格、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包明德、内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志彬。

　　我们这批学员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包头市文联推荐了我们四个人——马振复、宋志刚、胡蝶，经考核、考试后，我们成为“一拖二带”的学生——拖家带口带薪。当然，也有干脆不要工资，只身赴学的。

　　报到的那天，我还没有给一岁零两个月的儿子断奶。

　　那晚，奶涨得无法入睡，在宿舍的卫生间里，眼泪和着乳汁纷纷而下，令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敲起退堂鼓……

　　办完手续，将行李放到各自的宿舍里后，我们在校门口遇见了刚从鲁艺学习回来、在文联签约的作家路远和刚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生班的邓九刚。一帮人在路边的一家莜面馆坐下，几碟小菜，两瓶白酒，然后就激情澎湃地暢谈文学，憧憬未来。大家相互鼓励，摩拳擦掌地准备在这两年里做出一番成绩。一顿饭吃到夜色阑珊，依然意犹未尽，又到路远在文联招待所的宿舍里，一人一杯茶神聊了一个通宵。

　　“好好学吧。看你们的了！”学长笑着对我们说。

　　从踏进校门的那天起，我便经历着难以忍受的煎熬。两年里，半个月回一趟家，每次都把路途放在晚，而每次我都在一轮明月的清辉里，在车厢的嘈杂声中一遍遍地想着儿子那苍白的脸，想着他那水葡萄般的大眼睛，然后，将一切的一切和着汹涌的眼泪强压在心底。我知道，从此，命运注定给我明月清辉的日子，让垛起的书墙左右着我的日日夜夜。

　　当火车再次轰鸣地行驶而来时，头顶的月儿已经变成一弯清秀的月牙儿。

　　那时，因家里大部分工资都给孩子买了药，我还要经常回家看孩子，所以，我把伙食费严格控制在每天7毛8分钱。上学的第二年，和着社会上一些企业家的需要，我们开始撰写报告文学。优惠的稿酬是先决条件，我们明明知道这会影响学习和创作，但却禁不住诱惑。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同学老王又找我写篇报告文学。我特“江姐”地拒绝了，然后昂首阔步地抱着书去教室。谁想，这时家里来了人。请了一顿饭，上了一趟街，一个月的工资就剩下几个钢镚。傍晚回宿舍后，只得不好意思地去找老王同学。晚上宿舍熄灯后，点上蜡烛，伴着其他7位女生的梦境，开始看资料，写稿件，直到凌晨3点收工。吃早点时，我肿着两只眼睛去交稿。老王特哥们地说声“免检”，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尽管无奈，但一个晚上挣一个月的工资，写这类文章成了唯一的生活补贴。不过，我们由此推开了走进企业和社会的另一扇门，练就了写报告文学的手笔。

　　那时，无数次艰辛和泪光中，想退缩时，激励我继续挺起腰杆的，是我们同学们一致选定的班歌——《水手》。常常，那坚定的旋律一次次抚慰着内心的挣扎，那刻骨铭心的歌词激励我到今天——

　　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如今，听到黄渤和庾澄庆的组曲《水手》，依旧激情澎湃，热泪盈眶，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许多年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人生旅途上，最糟糕的不是贫穷，不是艰难，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时，人们需要的，是寻找到另一片风景。这片风景就是承载着追求、憧憬和向往的乐园，就是心底的乌托邦。

　　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砺后，我真切地感受到，文学是个硕大的暖棚。无论外边的气候如何，我们都可以在那里培植理想和心愿，在浇水、修枝、锄草中找到快乐，得到收益。看新芽破土、茁壮成长，看遍地绿肥红瘦，看枝头果实点点，便有了“胜似闲庭信步”的豁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坦荡、“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超然。在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中触摸人生的经络，感受生活的艰辛和美好，“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可以说，文学创作是我对命运的另一种抵抗。

　　白天，必须面对生活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一一打点上苍布置的各课作业；晚上，和着台灯橘黄的光线烹文煮字，在稿纸或键盘上构建一个充满感性的精神世界，让思绪和意念把每一天都填满，把每个空间都涂上色彩，给每一闪念都注入生命。既然最初选择了文字，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精心耕耘着心中的那片田地。我知道，只有这样，这辈子才不后悔。只有固守着自己的颜色，坚持着曾经的信念，生活才有内涵。

　　2010年出版散文集《粗瓷碗细瓷碗》，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包明德老师为我做序，鼓励之辞溢于言表。他告诫我：“文学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要继承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开掘民族文学的本土资源用以构筑文学作品的血肉；同时，要走向现代化，要有世界的眼光。文学，要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成为时代精神的创造者，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文学，要以正确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秉承着老师的嘱咐，相继发表作品百余万字。《粗瓷碗细瓷碗》2004年荣获内蒙古首届职工文学创作二等奖；2013年散文集《我在黄河北，我在黄河南》出版，荣获包头市“五个一工程”奖。

　　如今，我已经到了拥有自己“箱底”的年龄。蓦然回首，浅浅的足迹里曾经的憧憬和向往依然清晰可见。很幸运当初选择了这条充满荆棘和激情的路。尽管艰难，尽管收获甚微，却滋养着我几经疲惫的心，抚慰着我不肯屈服的灵魂，使我逐渐变得坚韧、成熟。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今天，36年来，初心不改，追梦不辍。伴随着《鹿鸣》，和众多文友一路走来，并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走下去。

　　此生以文为乐，以文为荣。不问结果，只要过程。

　　如此，解开爬满手迹的缆绳，升起远征的白帆，准备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