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疾驶的列车，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穿越中原腹地，呼啸而来，向着莽莽苍苍的大西北挺进。铁路两边的田野、树林，混沌成一片碧绿，矫健的身姿飞也似的向后躲闪，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潺湲流淌的河流，仿佛被这个庞然大物惊吓到了一般，忙不迭地让开一条路。

　　车上，坐着一对古稀之年的老学者，精神矍铄，侃侃而谈。听声音，竟然还是那么清脆，与他们的年龄简直不相称。显然，两位老人有些兴奋，如烟往事随着他们的语流汩汩而出。那里，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那里，有着他们抹不掉的青春记忆……

　　两位老人，是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丁尔纲先生和他的夫人。

　　此行，他们从济南上车，前往包头——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青年时代播种理想、洒下汗水的地方。

　　此行，他们专程为一件事而来。

　　行李箱里整整齐齐摆放着的，是自创刊号以来的全套的《鹿鸣》杂志，1980年以前，刊名为《钢城火花》。保存完好，品相上乘，边边角角有折痕的地方，已用书枕压平。完完整整，一本都不少，按着出版的先后顺序摞在一起。有的纸张已泛黄，斑斑驳驳，尽染岁月的风霜。打开来看，丁老师勾画、批注的墨痕，或深或浅，或旧或新，历历在目。流利的字体，涂改得略显紊乱的笔迹，透着主人的峻急、敏捷和干练。纸页上，字缝里，有着这位学者的体温，浸润着他的心血，他对文学事业的一往情深。老人要把这份珍贵的礼物捐赠给《鹿鸣》杂志社。

　　是的，珍贵，这礼物太珍贵了！那年月，居室逼仄简陋，没有宽敞的书房；文化被“革命”，学者动辄被抄家；后来又长亭短亭，舟车劳顿，调回山东老家。无论怎样的辗转、迁徙，始终对一份市级小刊物不离不弃，相守相望，这该是怎样的深情厚谊啊？！即便是曾在雜志社供职的编辑，也未必拿得出一套来。

　　说来话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蒸蒸日上的建设事业中，理想主义如春风骀荡，激情燃烧，干劲爆棚。风华正茂的丁尔纲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支援边疆，来到条件还十分艰苦的内蒙古大草原。那时候，不像后来那么稳定，常常变动不居，青年人都自觉地践履“螺丝钉”精神。他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包头一中、包头师专任教。不管在哪，就高就低，他都热烈地拥抱文学缪斯，醉心于他所钟爱的文学研究与评论。

　　新时代，新生活，催生新文学。玛拉沁夫写出了《迷路》，许淇写出了《大青山赞》……文学的另一只翅膀——评论也振羽腾飞。2007年，我在评协工作报告中回顾：“我市的文艺评论事业起步于20世纪中叶。在建设包钢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文艺评论推波助澜。一批来自内地、支援边疆建设的学者，点燃了包头市文艺评论的火炬。丁尔纲、孙耀煜、杜得敏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性贡献，将永载我市文艺事业发展的史册。”

　　80年代初，我考入包头师专，有幸成为丁老师的学生，在他的谆谆教诲中，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启蒙。

　　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上小学时，赶上批林批孔，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歪歪扭扭的字儿，半通不通的句子，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儿。初中阶段，开门办学，以劳动取代学习，四五个老师，带着两个班的学生，在沙漠里盖起了十间房。上高中了，才回到教室，重新捡起丢开的书本儿。还记得，1979年的五四，我代表青年到公社广播站发言，纪念青年节。录完音，看见桌上有一本《草原》，大着胆子跟刘才老师借了。拿回家，如饥似渴，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完。那感觉，就是久旱之后逢甘霖。

　　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本来是步入快车道了。特殊的境遇，我们只好把启蒙与提高压缩在一起进行。

　　丁老师的人和课，都太有魅力了！

　　丁老师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细腻，面色红润，鼻梁高耸，他的发梢，自然卷曲，两眼炯炯有神，眸子里发出的光亮，仿佛能洞彻天地。丁老师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男子，用今天年轻人的话来说，是男神！自然而然地成为同学们崇拜的偶像。他走起路来，一阵风儿似的，雷厉风行，精神饱满，从来没见过他有半点迟疑、疲倦和懈怠。俗话说，身教重于言传。丁老师的精气神儿，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濡染着学生，影响着系风。

　　丁老师给我们讲中国现代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赵树理，史的勾勒和描述，清晰透辟，烙印深刻。他分析作品，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俨然就是那个擅解牛的庖丁。那时候，还没有ppt，没有辅助教学手段，他讲解长篇小说，总会带一张大表，用图钉按在黑板上，有人物关系，有结构剖示，直观简洁，一目了然。茅盾研究是他的学术专长，一部《子夜》，让他讲得头头是道，不留死角。我当时就想，丁老师就是吴荪甫！把一家大企业交到他的手上，凭他的智慧和勤奋，定然会成为功勋卓著的实业家。

　　丁老师的口才是一流的。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呈涌流状。他声音洪亮，语速湍急，犹如暴风骤雨。如果不是知识宏富、才思敏捷，无法达致这样的效果。那时候，学术已在拨乱反正中重启，丁老师经常去北京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就给我们做学术报告。他总是独立思考，独出机杼，不仅观点鲜明，而且阐说充分，让人口服心服。富有论辩性，构成了丁老师的治学特点。读丁老师的著作，我每每想起鲁迅先生，想起他与论敌论战时的智勇；孟子的那句话也会出现“同期声”：“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而已矣！”

　　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丁老师做全校规模的学术讲座。当时天气很冷，礼堂的玻璃破碎了很多，风刮进来，同学们冻得坐不住，吵吵嚷嚷一时无法安静下来。丁老师在开场白中引用鲁迅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接着他谈到今天的天气，对青年的期望，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后鸦雀无声，直到终场，同学们被他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了。

　　碰巧，丁老师给我们讲《阿Q正传》时，内蒙古话剧团正在恰特电影院上演这部经典作品。主角阿Q，由著名话剧演员谷子老师扮演。丁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徒步去看演出。从师专到恰特，十几里路，丁老师完全可以骑自行车去，但他没有，而是与我们同行，边走边和我们聊学术上的事儿。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提起往事，同学们都非常感动。

　　那时，一片荒芜，百废待兴。同学们渴求知识的心田，就像龟裂的土地，等待着被灌溉。学识渊博的丁老师，正是滋润我们的甘泉。

　　后来，丁老师调离包头，回到老家，在山东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包头文学界的老朋友们没有忘记这位播火者，包头文艺评论事业的播火者，《鹿鸣》杂志每期寄给他。丁老师也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着包头的文学。

　　后来，包头文艺评论的火炬传到了我们手里，丁老师为薪火相传而感到莫大的欣慰，并给予悉心的指导和帮助。《鹿鸣》头条栏目“鹿鸣星座”配发评论，我写的比较多，丁老师每期必读，读过之后，他或打电话或写信和我交换意见。丁老师的信，我都保存下来了，他总是写得密密麻麻，思维缜密，滴水不漏。电话里，他的声音永远那么年轻，那么亲切。我的一本评论集出版了，丁老师勉励有加，饱含着对晚辈的殷切期望。他在来信中写到：“突出的印象除知识渊博和有见地外，主要从文化视角致力于社会批判。在当今评坛流俗泛滥的恶劣环境中，敢于和长期致力于此，十分难得。曾有人慨叹地呼唤：何时产生鲁迅。就我的视野所及，恐怕在我有生之年起码产生不了！但我们总可以继承鲁迅风吧？但这也鲜见得很。而老弟此作，可算硕果之一，十分难得！”褒奖、鞭策，言犹在耳。

　　去年冬天，雾霾蔽日，那几天出奇的冷。2月4日，接丁斌兄电话，丁老师溘然长逝！我头脑一片空白，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之后，丁老师的音容笑貌，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呈现出来。

　　大明湖畔，曾有一位《鹿鸣》的知音。

　　一代学人，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