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是我文学的起步年。
这一年，我有四件好事。第一，我在这年暑假创作的儿童体裁小说《我和爸爸》投稿《鹿鸣》。不到一个月就接到编辑发来的采用通知；通知还告诉我，说杂志社在固阳县办创作学习班，约我参加。一个新作者一篇作品还没有发表就有机会参加学习班，是多么高兴的事啊。这是第二件好事；在固阳学习班上就听说，包头文联和包头师专联合办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学研究班。那些曾经发表过作品，已经小有名气的作者欣喜若狂，参加这个研究班学习似乎是铁板钉钉了。那么我呢？不敢有奢望，也不敢去想。这时候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望洋兴叹。意外惊喜的是，不几天我也接到录取通知书，成为这个研究班的一名学员，这是第三件好事；在这一年末，我作为一名代表出席市“文代会”。这是文革后的文学艺术界盛会，这算是第四件好事吧。
这时候，我已经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应该说，走向文学创作这条路我是晚了一些。
我的文学写作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的禁锢打破，思想解放，兴起了读书热，写作热，处处有读书声。许多年轻人以读书写作为荣。那时候在报纸上登载征婚广告上常常看到“热爱文学，喜欢创作”一类字样，似乎这样才会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萌动写作念头的。
我的写作缘于一次黑板报上的文章。那时候在二机（现为北方重工）一中任美术教员。除了一周六节美术课外，就是每两个星期出四大块黑板报。文章出自老师和一些高中文学社同学们之手，都是很有质量的文字。一位高三同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春归校园》。这位同学的形象我一直记在脑海里，只是他的名字今天想不起来了。
《春归校园》写的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学生，在文革中造反，批斗老师，迫害校长。后来上山下乡走向社会，懂得了许多道理，也明辨了是非。感觉到在校时的恶行，忏悔不已，再返校园向老师道歉赔罪。这是一篇散文体文章。文字清晰，感情表述丰富。成为那一期热点文章，每天都有师生站在板报前阅读。作者也成为校园的“小作家”了。
我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心想，一个高中生写得，我为什么写不得？于是也就用这个题目，扩写成一篇小说。起先写三千字，反复求人指教，一次又一次修改，后来写到五千字、七千字。内容也不断充实加厚，最后已是近万字了，觉得差不多了。寄发给复刊不久的《儿童文学》。自发出后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编辑部的回音。当然等来的不是采用通知，而是一封退稿函。来函首先是一番鼓励，说作品的故事感人，人物塑造也有个性。也说了不被采用的理由。一封写了两页的信，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激起我创作的热情和坚持一生追求文学创作的信心与勇气。
一个是我的学生，一位是素未谋面的编辑，成为我走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引领者。那位《儿童文学》编辑的信我至今收藏着。
《春归校园》是我未发表的“处女作”。
在刚刚改刊名为《鹿鸣》刊发我的第一篇小说《我和爸爸》后，这本杂志成为我最喜欢读的杂志，每一期出来，必到书刊亭买来，每一篇小说、散文都要读上一遍。喜欢的作品一读再读，向人家学习。我读陈忠实、贾平凹、肖复兴，还有内蒙古作家肖亦农等一批作家的作品，一开始都是在《鹿鸣》上读到的。那时候《鹿鸣》牛，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国“四大青年文学期刊”之一。
1981年十月，我们在包头师专学习一年后，四十几名同学离校安排深入生活半年。我深入生活的地点选在阔别二十多年的辽西老家。这时候的农村正经历的一场轰轰烈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这个政策大多数人是支持，也有少数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得到广大农民拥护的“包产到户”政策，仿佛是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在中国大地上奔流。分到土地农民喜气洋洋，就和当年土改分田地的翻身农民一样，喜气洋洋。那年春节村里的春联写的是“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我就在这时候走进农村，走近农民，坐在土炕上创作了两篇小说。一篇叫《“小气老汉”更名记》、一篇叫《媒婶儿》。分别寄给《草原》和《鹿鸣》。
《媒婶儿》发表在1982年《鹿鸣》第9期上，还获得两年一度小说征文三等奖。这个奖虽然是一个刊物奖，征集的作品却是全国性的。包头作者获奖的只有张崇溶和我两个人。这篇作品还收入《1982年内蒙古小说选》。编选这本书的是时任《草原》主编的张志彤，他在一次草原笔会上讲课，说：马宝山在小说《媒婶儿》里塑造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媒婆形象，这个媒婆可爱可敬，是新时代出现的新人物。
这年十月，《鹿鸣》隆重举行了“百期纪念活动”，其中一项就是为我们颁奖。
我发表作品，参加学习班，进文研班进修这一路绿灯走来，我知道这是党和政府培养民族作家政策关怀。没有民族政策的照耀，这一系列活动我想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我知道创作成绩比我大的作者还大有人在，我在这里沾了蒙古族的光，沾了改革开放的光。
在一系列喜事好事关顾我的时候，我的压力和发表作品的欲望也强了。当时的文联主席汪焰已经看在眼里，他找我谈话说：民族政策是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帮助与关怀，可是作为一个民族作者就不应该过分要求得到政策的照顾，应该想到我们是主体民族，在感谢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更应该有主人公的意识，发挥主人公作用，尽一个主人的责任。
汪主席的话，语重心长。开释了我对民族政策，和民族政策中应该怎样去感受和获得民族政策关怀的关系。领导的话对我教育启发很大，至今不敢忘怀。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在《鹿鸣》上發表了《饥饿引出来的故事》、《武安乞魁》、《校园不寂寞》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先后加入内蒙古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
这时候我是《鹿鸣》的忠实读者和积极的写作者。
1993年，我调入市文联，在组联部做了几年事后，在1997年转到《鹿鸣》杂志社，担任副社长、副主编。我也由一名读者、作者转换成为编者。我感念杂志，编辑老师对我扶持培养。今天我作为一个编者，把感念转化为一种责任，去办好杂志，去扶持培养新人。我到杂志社后，就和编辑郭盛两个人组织一期讲习班，从江苏、呼市请来老师讲授文学创作。讲习班60余人，每名学员收取的费用不多，讲课费、租场费、交通费最后結算下来，手里只剩下五角七分钱。这也是我和郭盛常常在街边吃大碗面节省下来的，我们却无怨无悔。想想编辑部的老师以前不也这样在我们身上花过的心血，心中很是愉快释然。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波澜汹涌，自然也对文化产业产生影响，文化走向市场。这时候一些文化文学刊物改变原有的办刊宗旨，去适应市场去了。文学期刊改革是对的，可是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是对社会，对文化事业的一份责任。
杂志改革，我们曾经酝酿过多次，因为意见看法不一致就没有动作。1999年，《鹿鸣》新任领导一来就提出改革的想法，我们编辑也想改革，打开一条新的办刊路子。可是在怎么改革上编辑们与领导意见分歧。领导的意见与人合作办刊，走市场，改变杂志社经费问题。编辑们则认为，与人合作，编辑方针，办刊宗旨都要听凭他人意见，那么我们培养作者，繁荣地区文学事业的任务怎么完成。不同的意见很是争论了一番。消息也传到作者群里。老作家王彦耘，是我们领导的同乡，他上门与老乡畅谈，说《鹿鸣》杂志创刊至今，坚持的是培养本土作者，繁荣包头文学。文革复刊后，坚持培养青年作者，跻身全国四大青年文学刊物，影响很大。如果走与他人联合办刊路子，任凭他人主使，丢失阵地，你怎么向市委交代，怎么向作者、读者交代。这个历史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
王彦耘一席话说动了领导。
王彦耘为《鹿鸣》的坚守，应该说做了一份贡献。
我在杂志社工作七年，不敢说做的多么好，自己感到是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在扶持帮助青年作者创作上尽到责任了。也因此减少自己的写作。2003年，首届金麻雀奖评选了1985——2002年创作发表的小小说。获奖的有大名鼎鼎的王蒙、林斤澜先生；有蜚声文坛的冯骥才、许行先生；还有小小说专业户的孙方友和王奎山等几位作家。本人获得提名奖，名字和作品排列在这些名家前辈之后，编选在《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品集》里。如果我坚持写作，第二届或者第三届总该得到这个奖项的吧。
我在《鹿鸣》工作七年，到2003年退到二线去了。也在这时，被自治区作家协会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学习。
从此，我不再是《鹿鸣》的编辑了，而是她的读者和作者了。凡是适合在《鹿鸣》刊发的作品，我总是选最好的先给《鹿鸣》。近年，《鹿鸣》坚持打造主题性文学杂志，所发作品力求精短，又多是散文。我写的稍长文字的短篇，中篇小说，只好另投别的刊物。文字短的一定选好的给《鹿鸣》。比如去年发表的《沉香佛珠》、《相府的客人》都被选刊用，又被《小小说月刊》、《海崖文学》等多家杂志转发，还编选进《2017年度小小说》。
《鹿鸣》的前身，叫《钢城火花》，于1959年1月创刊。风雨兼程已经走过67个年头。由玛拉沁夫、戈非、许淇、伊德尔夫等为代表的几代编辑团队，几十年的努力耕耘培植，成为绽放钢花和草原百花的园圃，她是一个城市的文学摇篮和阵地，是一个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见证。包头几代作家、诗人从这里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大军的一员，成为新时代文学劲旅中的一名战士。六十多年的纯文学阵地的坚守，不忘初心是一种责任与担当。发现新人，扶持作者，出人才，出作品，传播文化，服务社会是我们这个杂志矢志不渝坚守的宗旨和使命。
祝愿《鹿鸣》的明天更美好，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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