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实

　　《鹿鸣》创刊500期了，要出纪念专号，四月份《鹿鸣》的两位中青年编辑郭盛、马端刚请我和另一位退休老编辑李同振先生吃饭，席间向我们布置了任务，嘱我们两个老家伙写点回忆文章，说我们是《鹿鸣》化石级别的人物，再不写，哪天“哏”了，许多《鹿鸣》曾经的往事就带走了。想想也是，我都退休十一年了，李先生更比我退得早，我们写点回忆性质的文字，应当属于“抢救性发掘”了。怎奈年事已高，记忆力不济，加之多年不动笔了，写点与自己工作经历有关系的小文也不那么容易。断断续续想来，都是零星片段了，也只好写点“断想”，聊作交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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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鹿鸣》缘分不浅，算来大概也有50多年了。在上个世纪的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中专，从重庆一蹦子考到塞外的包头机械工业学校。由于从小就爱好文学，小学时手里常拿《儿童时代》，初中时换成《少年文艺》，进了中专课余读物就是正儿八经的文学杂志了。那时学校附近的青山区百货大楼对面有一家小邮电所，架上常摆有新出的文学杂志售卖，有一天我发现了有《包头文艺》，因为是本土的文学杂志，毫不犹豫买了一本，拿回寝室细细研读。以后遇到《包头文艺》每期必买，对里面的文章佩服得很。时间长了，有些作者的名字也记住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乐拓”的，与“骆驼”谐音，好记。那时打死我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与乐拓老师成为同事。到我被调入《包头文艺》编辑部，才知道乐拓老师真名叫王念临，是编辑部副主任。也知道了《包头文艺》1959年创刊，原名《钢城火花》，多年来为培养本市作者、繁荣创作做出了贡献。我1980年到《包头文艺》工作的时候，刊名还没变，第二年才改刊名为《鹿鸣》，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改名前多方征集刊名，最后确定“鹿鸣”二字。包头蒙语音为“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鹿鸣”二字来自《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鸣》做刊名，既有文化气息，又有地方特色。我国文学巨匠茅盾先生为《鹿鸣》题写了刊名（据说是茅盾先生生前题写的最后一个刊名），沿用至今。调去编辑部前，我参加了《包头文艺》办的固阳创作班。参加创作班纯属偶然，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没几年，1979年我写了两篇短篇小说，送到复刊不久的《包头文艺》，当时不知道编辑部在哪，多方打听才找到，文学青年要找“娘家”，条条大路通罗马。去了后在一间办公室碰见两个岁数稍大的老师，聊了一会，放下稿子就回去了，后来才知道那两位是汪焰主编和编辑部主任李任华。大约一个星期，通知我去固阳参加创作学习班，后来那两篇稿子经学习班上修改，都发表了。当时写得十分稚嫩，完全不懂人物、情节、环境这些“小说三要素”，我的处女作只能算概念演绎，相当不成熟。1979年的固阳班，是“文革”结束、包头文联恢复和《包头文艺》复刊后的第一届创作学习班，地址是在固阳县党校，当时的许多学员后来活跃在包头文学界，因之被称为包头文联的“黄埔一期”。我1980年去编辑部后，文联当年又在固阳县举办了创作班，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当时编辑部人手还是比较兴旺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编辑有王志云、方溦、李同振和我四人，诗歌编辑张之静（后张之静按知青政策调回北京，任北京出版社《十月》杂志社编辑，包头师院教师杨挺调来任诗歌编辑），理论编辑周铁民，美术编辑韩金宝（后韩金宝调深圳，贾方舟调来任美术编辑，贾方舟调内蒙之后，孙吉珍调来任美术编辑），我們上面有三位主任李任华、陈予漠、王念临，最上面是主编汪焰（文联主席兼）、副主编李仰南（当时文联副秘书长，后为副主席）。我是小字辈，老老实实跟老师们学怎么当编辑。我们是编校合一，记得第一次校对大样，是随方溦去东河宾馆（刊物在东河区印），校样改得密密麻麻花里胡哨，几无再落笔的地方。看几行校样就要翻翻《现代汉语词典》，生怕出错。那些年我天天骑自行车往办公室跑（家住青山区，编辑部在昆都仑区），那时城市建设不像现在，所过之处田野甚多，只觉得蔬菜庄稼随日子更替在不断长高。到了办公室看稿、改稿、接待作者来访，忙忙碌碌，但心情甚好。我最初的编辑工作就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年《鹿鸣》有一个纪念专辑（好像是创刊多少周年），我已是编辑部副主任，写了篇小文，发在专辑里，题目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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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包头市文联和《鹿鸣》文学月刊对发掘和培养本地作者是抓得很紧的，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创作班（俗称“学习班”），把二三十位作者召集起来，一段时间内朝夕相处，相互切磋，集中精力写稿、改稿，每次创作班都有一批作品修改得日臻成熟，许多都陆续发在《鹿鸣》和其他文学阵地上。记忆中，比较有印象的学习班有固阳（不止一次）、白云（不止一次）、郊区、土右、铝厂、一机厂、梅力更、园林所等等。办学习班，首先要考虑几十人半月二十天的吃住问题，写稿改稿的环境问题，最好是当地有一个小的作者群，如白云矿区、铝厂，当地作者与学习班作者互动，有利于出成果和带动当地作者。办班时，还可集体外出采风，开阔眼界。白云矿区是办班次数最多的地方，因为诗人张钟涛在铁矿任工会主席（后为党委副书记），在铁矿招待所便于安排吃住，再说那里有一个很抱团的作者群，有的作者基础甚好，如王炬、樊春岗、靳宝琪、葛俊仙等。记得每次在白云铁矿办班，都要去达茂草原转转，在蒙古包里吃一顿手把肉。有一年在白云办班，全体人员午后撒到下过雨的草原上捡蘑菇，晚餐就喝上了蘑菇汤，那鲜香的滋味几十年都忘不了。1994年在土右办班时，还去了九峰山原始森林采风。因山道崎岖，大轿车肯定不行，一早醒来，发现驻地停了一排吉普车（俗称京吉普），原来土右旗接待方连夜全旗动员，从各单位借来吉普车，于是六辆吉普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开上九峰山。只见花草摇曳，林木参天，苔藓湿滑，鸟鸣山幽，好不惬意！下山时有一辆车突然踩不了刹车了，一头撞在干河槽壁上才熄火 ，那辆车里有李肖宁，下车时脸都白了。想想真是后怕，要是在山道上刹车失灵，那后果不堪设想。在郊区办班，由当时郊区武装部政工科长黄建中大力帮助协调，此前他的一个中篇小说《戈壁草》由我责编，原稿13万字，我看后从总体结构到人物情节，一章一章地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改定为11万字在1983年的《鹿鸣》增刊上发表。《鹿鸣》几十年来只出版过那么一期增刊，就是为了缓解正刊难以容纳四、五万字以上的中篇小说的问题，那期增刊共发了四个中篇，我责编的还有团市委刘立威的《麦浪滚滚》、二电厂冯利光的《街心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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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文联和《鹿鸣》在汪焰主席领导下，气氛十分宽松融洽。采风或办班时，工作人员常拎着一个大收录机，播放邓丽君歌曲，当播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时，有顽劣之人往往顺韵怼一句：“不采白不采！”大家哈哈一笑。汪主席性格本就乐观，他爽朗的笑声感染力很强。他虽已辞世多年，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83年《鹿鸣》百期纪念和《鹿鸣》小说奖颁奖后，文联组织大家去伊盟采风，参观响沙湾、成吉思汗陵以及“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那句著名广告词的发源地伊盟羊绒衫厂，大轿车上众人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时车上传来高亢的独唱：“山药开花结疙蛋，如今的姑娘爱老汉，老汉我是个好老汉，可惜有枪没子弹……”原来这是文联创联部柳陆先生在亮嗓，满车人哈哈大笑，睡意全无。柳陆平时就是个活宝，文联机关每周的集体学习，大家就看柳陆来了没有，有他在，不时的插科打诨、串话俗语迭出，枯燥的理论学习就变得气氛非常轻松。他介绍自己常是这样一句话：“我叫柳陆，柳树的柳，陆地的陆。”他是“近朱者赤”的最好例证，从文联的专职司机到参加师专“文研班”学习，出书十几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鹿鸣》常发表柳陆的作品，我与他也多有合作，其中采访包头戒毒所的特写发在内蒙古总工会《五月风》杂志上，我们合作的报告文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获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文学二等獎。他的多部新书都曾交由我编辑校对。柳陆先生已去世，谨以此段文字作为怀念。正是这次伊盟之行，见到了后来成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肖亦农，他当时是伊盟公路总段的工会干部，学习写作时间不长，1982年，他第一篇短篇小说《赵二狗杀猪》作为自由来稿投给了《鹿鸣》，我作为责任编辑负责处理这篇稿子，记得只在开篇改了几个字，就很快发表了。当时电信尚不发达，编辑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和作者建立通信联系。记得信末常用词有“顺致大安”、“谨祝笔健”等等。我当编辑29年，给作者的信记不清了，但留下了几捆作者给我的信件，历经多次换办公室和搬家，均未散失，这是我的一笔精神财富。《赵二狗杀猪》采用后，我按地址给肖亦农去信，通知他作品采用了并约稿，他不久直接寄给我一篇《赵羊换转运记》，很快又发表了。这两个短篇的发表使肖亦农在伊盟青年作者中崭露头角，为他日后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不俗成绩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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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鹿鸣》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作为我国地市级的纯文学期刊，印刷量达到每期7万册，并不多见。有一次我用自行车驮上一捆新出版的杂志，到包头百货大楼门口售卖，两小时不到，100本卖光光。当时“文学热”现象，得益于社会大环境，即读者刚从“四人帮”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急于通过文学来解读社会，宣泄情感，提高认知，以致青年人搞对象，“爱好文学”也成了一个硬件。还不能不看到，“文学热”与文学刊物贴近生活、反映现实、开放办刊、可读性强也分不开。《鹿鸣》也是这样，在汪焰等老领导的主持下，办刊方针定位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注重品味，办出特色。除每天都有二三十件自由来稿外，我们编辑按地区划分了负责处理稿件、联系作者的任务，我是负责西南、西北地区及包头市昆都仑区（原有的作者联系不限），各位编辑每年尽可能都有一次外出组稿的机会。记得第一次外联就是编辑部主任李任华去南京《青春》杂志拜访组稿。《青春》在全国首先打出“青年文学月刊”的旗号，在青年读者和作家群中很有影响。后来《鹿鸣》也把目光聚焦于青年读者和作家群，也鲜明地标注出“青年文学月刊”字样，吸纳了大批思想解放、创作热情高的青年作者及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当时有一个说法，青年文学刊物有“四大名旦”，分别是北京的《青年文学》、南京的《青春》、上海的《萌芽》、包头的《鹿鸣》，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例如还有合肥的《希望》、成都的《青年作家》、广州的《广州文艺》等），但反映了《鹿鸣》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有一段时间，《鹿鸣》每期都在《中国青年报》刊登要目，后来《小说月报》每期篇末都在“报刊小说选目”中刊登《鹿鸣》的小说条目，这些都大大提升了《鹿鸣》的声誉。我们编辑那时外出组稿也是颇受尊敬的。记得我到过《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山花》、《边疆文艺》、《滇池》、《红岩》等刊物编辑部，都是主编副主编接待，交流办刊经验，推荐作者。我吃过外地同仁和作者的饭就多了，如今记得的有北京著名作家刘庆邦（原《中国煤炭报》编辑）、《当代》杂志前副主编周昌义（原川大中文系学生，我去川大组稿时认识，毕业后他分到北京，后调至《当代》）、北京《中国食品报》编辑于彬、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余德庄、重庆作家罗学蓬、重庆出版社编辑王从学（原四川达县地区《巴山文艺》杂志编辑，我去达县组稿时认识）、贵阳作家杨兴成、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晏开祥、峨眉电影制片厂编剧黄放、兰州作家王旺斌等，这些都是被郑重邀请到家的。吃了人家的，无从回报，深以为歉！最令我感动的是去《四川文学》拜访时与诗人流沙河相遇，应邀去他家小坐（他当时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家就在《四川文学》院内），告辞时，50多岁的他不顾孱弱之躯（“文革”前因诗作《草木篇》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到迫害，还在服药）执意送我到巷口，一个名冠全国的前辈诗人拉着一个30多岁的地方文学期刊编辑的手，“执手相送”走过百十米深巷，让我真正感悟到什么叫高品位文人的“礼贤下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鹿鸣》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与全国文学界的交流，先后有知名作家萧军、玛拉沁夫（他也是原《包头文艺》的副主编）等来包头讲学，1996年初，我与时任《鹿鸣》主编安泰走访了北京的《小说选刊》和天津的《小说月报》，当年秋天我们举办“金秋笔会”，《小说选刊》副主编、著名作家肖复兴应邀来包头讲学，还有《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编辑刘书琪和彩罕娜也来了，和包头作者见面互动，这些都大大开阔了包头作者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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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想人的一生，职业年限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四十年时间，如果职业能与自己的爱好相同，那是何等的幸运！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者。我39年的工作经历中，有29年从事编辑工作（《鹿鸣》27年，退休后聘留一年，后来应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之邀创办《西口文化》杂志并任副主编一年），这是自己喜欢的职业，所以在工作中，往往不是被动的“不得不”做，而是“快乐地做”。把工作当乐事，就有了热情和激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编辑部人手紧张，文字编辑少，有时不得不加班，住在办公室。偌大的办公室晚上很安静，只有日光灯镇流器发出的轻微嗡嗡声，在南京书法家饭牛的那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联下，我在阅稿、改稿、校对、画版、制作稿费明细单、给作者回信。由于无人打扰，效率还挺高。我曾用两句诗描绘当时的情景：“起看中天横北斗，伏案滴血铸珠玑”。后来有一个招聘来的编辑常陪我加班，他就是郭盛。说起郭盛，也是奇人一个，这小伙子是农村来城市做瓦工的打工仔，也是从小爱好文学，打工期间就完成了北京人文函大的学习，工余常写点东西。我原先不认识他，有一天他和我曾在工厂的一个同事来我家，带了一摞他写的小说稿子，我看后觉得这年轻人作品生活气息浓，文字基础尚好，挑了几篇在《鹿鸣》发表了，还发了头条。《鹿鸣》缺编辑，我向领导建议把郭盛聘为临时编辑，每月工资200元（他当时做瓦工每月能收入1000多元），就这样干了两年多，他逐渐熟悉了编辑业务，我们也离不开他了。到1996年时我们《鹿鸣》第6期发表了他的小说《羽毛在风中飘荡》，我去庐山开《小说月报》特约编审会时建议《小说月报》选载，后来选载在《小说月报》当年第8期。以此为契机，文联向市公安局打报告，以“特殊人才”为由首先解决了郭盛的城市户口问题，接着他爱人孩子的户口也解决了，再后来，在市人事局帮助下，将他招录为国家正式干部，安排在《鹿鸣》任编辑。因为此段经历，郭盛被评为全国十大自学成才典型之一。后来他不断努力，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入了党，评上了副高职称。一个农村娃，成为正式文学编辑，十分励志，估计全国也是特例。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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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29年的编辑从业工作，收获最大的是交了一批朋友。老朋友有交往几十年的，如李肖宁、朱丹林、张世极、栗文光、武翔、张钟涛等等，都是《鹿鸣》的基本作者，我与他们都已有三十到四十年交情。有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默契。李肖宁是我在青山区文化馆编辑文学刊物《繁星》时（约在1978年）认识的小说作者，原是二机厂公安处干警，后来成为包头市十佳青年作家之一。朱丹林是1979年固阳创作班同学，一个学者型作家，高级教师，现在是内蒙古文史馆馆员，年近70了，激情不输年轻人，已自驾到新疆遛了好几遭，微信上常见他发的精美图片和文采斐然的文字。张世极是包钢煤气公司工人，大学专科毕业的，虽然爱叨叨点，俗称“话痨”，但心地良善，与他说话可以完全不设防，现在还动不动就打电话请我去他家吃炖羊肉。栗文光是1980年固阳创作班学员，性情中人，争论问题常脸红脖粗。有一年我和游文俊等几个作者去看石拐的文友武翔，他把我们领到黑咕隆咚的矿井下体驗了一把矿工在巷道里的生活状态，回来后直接杀到栗文光家，高谈阔论，烧酒伺候，四个人分食了两只烤麻雀。张钟涛也是多年好友了，每次在白云矿区办班都要麻烦他，没有他的鼎力支持，我们不可能在白云办那么多次创作班。记得一次《鹿鸣》杂志理事会活动后，给有的理事单位发奖，是一个大花瓶，白云铁矿也有一个，但一直未领走。某天听说钟涛来包头了，住在包头宾馆，于是我把大花瓶两手抱在胸前，到宾馆给钟涛送去，进宾馆大门时由于有雪摔了一跤，下意识地保护花瓶，后脑勺重重磕了一下。见到钟涛时我开玩笑说为保护这奖品今天差点牺牲，钟涛哈哈大笑，以后见着我还说过这事。还有诗人白峰，由于他在铝厂任厂医，隔得远，平时见面并不多，但这两年在朋友的饭局上见过几面，一见面打招呼还是必定用包头本地话说：“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哪。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不要朝（往）两边‘捞洒（看），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这是他20多年前在梅力更笔会和我开玩笑时，用包头口音对我演绎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经典台词，其戏谑效果我一直没忘。这个见面语类似“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的黑话，别人可能不明所以，个中妙趣只有我们懂，会心一笑中，满满的都是友谊和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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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时在老朋友、包头师范学院教授王鸿应老师召集的饭局上，见到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包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包头师范学院《阴山学刊》主编张伟教授，想起几年前我与张伟教授曾作为“专家”应《鹿鸣》之邀去招聘两名编辑的事。从出题、监考到面试，我们全程参与了。当时弄得挺正规，历时几天，我们住在宾馆与外界隔绝，市纪检委也派员参加了，最后招聘了一名文字编辑、一名美术编辑，现在这两名年轻人已成了《鹿鸣》的中坚力量。张教授在与我碰杯时对我说：“现在包头文学界还有人认为你是个好编辑。”我心头一热，忽然想起微信中看到的对“最高的荣誉”的定义：“你已远离江湖，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我觉得，这是对我29年编辑生涯的最高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