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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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前，电报曾经是最为快捷最为便利的无线通讯手段。当年，生活贫困，物质匮乏，城市虽然不像落后的农村，“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取暖基本靠抖”，但是以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即使在大城市，绝大多数家庭也都没有电话，外地亲友遇有急事、要事，电话联系不上，写信邮寄时间又太慢，只有通过电报传递信息。到了邮电局，写好单子，发报员按照上面写好的内容，译好电码，然后“滴滴哒哒”敲击着按键，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信息传到了千里之外。

　　电报意味着事情的紧急重要，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用电报联系。为什么？打电报贵呀！电报的内容按发报的字数收费，没有急着要办的事，谁舍得花这份冤枉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打电报，更怕接电报，除非是事先做好了思想准备。比如出门在外，向家人报个平安；比如联系重要业务，通报请示紧急事项等等。但除了公务，绝大多数的家庭电报都和突发事件、重大事件有关，让接报人心惊肉跳，坐卧不安。

　　电报为了及时传送信息，争抢时间，不管是白天深夜，接到电报，邮递员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它送到收件人的手里。以当时的条件，最快的交通工具也就是摩托车了。什么时候见到邮递员驾着摩托车在街道上风驰电掣般地疯跑，那一定是在送电报呢。

　　有时候深更半夜，寂静的街上传来一阵“嘟嘟嘟”的摩托车声，就听外面有人喊：“某某某，拿戳子！”家里的大人们听到喊声，心惊胆颤、慌里慌张忙着找图章。深更半夜来电报，那十有八九是外地亲友出了什么大事。那年月，每个家庭都怕这种突如其来的电报，没有大事、要事、急事，谁会火急火燎地花钱发电报呢！

　　当然，当年也有一些假电报，那是双方事先捏鼓好，用来骗人的。大多数情况，是发报人迫不得已，用善意的谎言达到个人的目的。

　　上世纪70年代，城市的知识青年有不少到外地下乡插队的，自己想回家，父母想孩子，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有些人便通过电报传个假信儿。家长或孩子事先写信约定好用打电报的方式来掩人耳目，骗取领导的信任，然后孩子一脸焦急，拿着家长打来的电报找到领导请假：家里谁谁谁病危病重，让我马上回去。领导见多识广，处事老练，明知其中有诈，也不好回绝。千里之外，电报的内容真假难辨，无法核实，只好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如果不准假，耽误了人家大事，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没办法，起码的人道总得要讲，准假吧！您瞧，电报成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假条，屡试不爽，百骗百胜。只要你花得起路费，费点心思，一纸电报，准能找到请假回家的借口。

　　当然，利用假电报请假，人们心知肚明，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不到万不得已，不是事出无奈，没人愿意说瞎话骗人。

　　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打电报的代价相对昂贵，一个字三毛钱。这三毛钱，能买三斤棒子面、三十块水果糖，能吃三顿早点，喝十五碗豆浆……三毛钱在当年能干不少事，全家人吃捞面，买三毛钱的猪肉炸酱，几口人吃得头顶冒汗，通体舒畅。打一次电报花几块钱，想想就让人心疼。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打电报。遇到非打不可的情形，为了省钱，人们写的电报内容也尽可能地简明扼要，可谓是字斟句酌，惜字如金。“母病速归”，短短的四个字，便把要讲的内容及要求说清楚了。那意思是说：母亲生病了，肯定还是重病，要你赶快回来，如果回来晚了就有见不到面的危险。这样的电报，言简意赅，立竿见影，马上能唤回急切的游子。当然，真的假的，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

　　电报简洁，但得明了，得把事情说清楚。为了少花几毛钱，省几个字，事情没说清楚，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小者误事，大者毁人。

　　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的电影《黑炮事件》，主人公是个棋迷，出差回來后，发现路上带着的象棋中丢了一只黑炮棋子，急忙冒雨奔到邮电局，发了一封“丢失黑炮301找赵”的电报给旅馆，请求帮助寻找。岂料，这纸电文引起了人们的警惕，“黑炮”被怀疑为武器，公安干警以为他是间谍，会不会是特务组织在策划恐怖活动？于是迅即立案侦察。公司领导在调查未果的情况下将木讷本分的赵姓工程师调离关键的技术岗位，加以监控，以至造成工厂引进的进口设备烧毁。最终，黑炮棋子寄回来了，大家虚惊一场。主人公因为电报的内容过于简单引起了歧义，不仅给自己惹出了一身的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了上百万元的损失。电影的内容虽然属于“黑色幽默”，但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肯定发生过。

　　电报再快，也得人工传递，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电讯事业的飞速发展，电报已经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手机、电话、因特网进入到千家万户，别说是在外地，就算是在外国，操起电话，按下键盘，马上就能“千万里追寻到你”，你想躲都躲不掉。

　　这几年，因特网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有了无线局域网（wifi），有了微信、QQ等工具，不仅可以免费通话，就连视频聊天也不花一分钱。全球各地，远隔重洋，只要你在网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亲友见上面、说上话。前几年，有一次去国外旅游，我用手机给家里报声平安，打了几次电话就花了上千块钱，那叫一个心疼。这两年，老婆和在国外读书的儿子视频聊天，絮絮叨叨，说起来没完没了，愣是没花一分钱。通讯的方便快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信息时代把地球变小了，变成了地球村，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电报能不被淘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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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进步，淘汰了生活中太多的东西，许多变化在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改变着我们，每一天生活都会出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新元素，在这个像闪电一般瞬息万变的时代，有些东西我们还来不及熟悉，它就随着城市的河流匆匆而过了，留下的只有斑驳的记忆。比如留声机，真正进入家庭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成了都市旧物，淡出了人们生活。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留声机始终是一件较为罕见的高档商品，普通人家屋里带响的，最多也就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只有极少数富裕家庭才有可能买得起留声机。当然，除了经济条件允许，还得有品味，懂得享受，至少是喜欢听戏曲听音乐，用马克思的话说：得有两支欣赏音乐的耳朵。您想，这两样条件都具备的人家能有多少，说百里挑一一点也不过分。留声机曲高和寡，不可能在社会上普及。

　　早期的留声机靠发条为动力，椅子面大小的机座上放上唱片，唱针与唱片金属膜面上的声纹接触，震动频率传到喇叭里放大发出声音。这种老式的留声机，又称唱机，我最初只在电影中见过，《英雄虎胆》中王晓棠扮演的女特务就常听这种玩意儿，那里面播放的嗲声嗲气的女声歌曲，当时被认为是所谓的“靡靡之音”。而前几年王家卫在电影《花样年华》中更是用留声机营造出一种奇妙浪漫的情调，引起人们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温馨回忆，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留声机镜头，不仅留声，而且传情。

　　留声机唱片最初由又黑又硬的胶木制成，圆形，碟子大小，内容多为戏曲和歌曲，尤其是戏曲，不少名家的唱腔唱段都是通过老唱片保留下来的。留声机留下了一代艺术大师们优美动听的声音，也算是为传承文化、弘扬国粹立下过功劳。

　　我最早接触到的留声机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候随着技术条件的改进，留声机的动力改用电机，声音也由扬声器放送，人们称它为电唱机，属于留声机的升级换代版，其原理与早先的机械唱机是一样的。而唱片也由老式的黑胶木改为塑料薄膜，唱片薄而透明，分大小两种型号，价格低廉，便于收藏。

　　电唱机是当年参加工作不久的表哥买的，人家是为了学习英语。表哥勤奋好学，每天端着本书坐在唱机前一声声地颂读英语单词——“Book，School，Everyday……”记得当年英语热中最受社会青年追捧的是两套教材——《英语九百句》和《基础英语》，风靡一时，倍受青睐。表哥沉迷其中，刻苦用功，那台电唱机在呆板地教着他蹩脚的英语，而我那时年龄小，对英语丝毫没兴趣，只是觉得电唱机新奇好玩，想听听歌曲。表哥在学习之余也会放上一两张唱片，我们全神贯注、侧耳聆听一些“文革”前的老歌曲。有限的几张歌曲唱片我们反复听过多遍，歌词、旋律早已烂熟于心，至今我还能想起那嘶嘶啦啦并不悦耳的声音。

　　我清楚地记得，电唱机呈长方形，浅蓝色造革包面，有密码箱大小，当时表哥是花60块钱买的，大概是留声机中最便宜的那种，可是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来讲，仍然价值不菲，相当于他两三个月的工资。这样低档的唱机放出来的声音，效果可想而知，转速慢了或快了，声音都会失真。表哥通过它学会的英语口语，肯定不会是正宗的英式或美式发音。而我们通过它学会的歌曲，多半也是少腔没调。后来我发现，自己之所以唱歌五音不全上不了台面，也许就是当年模仿唱片歌曲留下的后遗症。

　　前些年偶尔有个应酬，朋友们酒足饭饱之后喜欢到歌厅里吼上几句，我大多数情况都是瞪着两眼干坐着。没办法，自小咱就没打好基础，我心知肚明，自己的“卡拉”一点不“OK”，全是当年那台留声机惹的祸。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经济搞活，首先进入人们生活的是录音机，它的出现，三拳两脚便把昔日的电唱机、留声机赶出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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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早接触到的是老式录音机，学校每天用来播放广播体操乐曲。老式录音机十分笨重，像小型的旅行箱卧放在桌子上，大开盘的磁带有盘子大小，褚红色的带子缠绕其上，密密匝匝长度有千八百米。录音机的音质也不理想，放出的声音嘶嘶啦啦，可是在当年，它也许是学校最贵重的广播器材。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港台的流行歌曲开始在城市青年人中间偷偷流传，传播的工具主要就是录音机。我们这些初、高中学生，任何人家里都没有这种高档电器。有一位同学是本校老师的孩子，有办公室的钥匙，他每天晚上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偷偷溜进办公室里躲在那听流行歌曲。我们几个人围在录音机旁，竖起耳朵，屏气静声地听着，音量不敢放高了，怕外面的人听见。歌曲已经翻录了不知多少遍，歌词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曲调分明与革命歌曲大不一样。轻柔缓慢、缠绵委婉、如泣如诉，所谓的靡靡之音就是那种感觉。这种港台流行歌曲当时被有关方面认为是不健康的，我们只能像做贼一样怀着一颗忐忑之心偷偷地听。

　　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邓丽君的名字，知道了凤飞飞、张帝、刘文正等港台流行的老歌手。时间不长，市面上开始热销日本产的单卡的盒式录音机，体积比饭盒略大，卡式磁带，轻便灵巧，音质优美，备受城市青年的喜爱。以当时的消费水平而言，录音机的价格比较贵，最简单的单卡录音机也要一百四十多块钱，是一个青年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除非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一般家庭置办不起，录音机在家庭生活中属于凤毛麟角的罕见之物。

　　我的一位同学，是家中的独子，学习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即顶替他母亲参加了工作。有了收入，家里条件又好，早早地就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有时候，我们聚在他們家的小屋里听歌，那些旋律优美、歌词动人的港台歌曲让我们如醉如痴。几个同学一边听歌一边精心地记下歌词。从录音机里记下的歌词，都被我们工整地抄在歌本里，抄的最多的是邓丽君的歌，她成了我们当年最崇拜的歌星和青春偶像。邓丽君柔美婉转的歌声，一如荒漠中的清泉，滋润着我们苍白干涸的精神世界。她的歌我们反复听了不知多少遍，每一首基本上都能烂熟于心。《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甜蜜蜜》等等名歌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

　　我的这位同学为人仗义，跟我的关系很好，他破例把录音机借给我几天。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天，每到晚上我都是带着耳机，在录音机歌曲的陪伴下入睡。我当时是多么渴望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录音机呀。可是为了听歌让家长买一台录音机显然不是适合的借口，只能把这种渴望深埋心底。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录音机品质的迅速提高，许多国产的品牌陆续占领市场。80年代中期，中国最火的一段电视广告就是推销录音机的，“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可谓是唱遍全国、家喻户晓。录音机开始慢慢地走进家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了大众追求音乐享受的一件必备之物。尤其是城市青年，一度把录音机当成了相互攀比、热衷追捧的高档消费品。个别时髦青年甚至眼戴蛤蟆镜，手提录音机，招摇过市，目空一切，成为当年都市街头的一景。

　　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考上大学的暑假，身心放松，时间宽裕，我到外地旅游时，从街头小贩手里花五块钱买了一盘邓丽君的磁带，虽然不一定是原版的，但彩色封套，印制漂亮，里面的歌曲音质也不错。这种磁带当年国内还没有正式发行，都是地下交易，广东福建一带伪造翻录的，买磁带时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如同前些年街头交易黄色光盘，唯恐被人发现。

　　我一直渴望有一台自己的录音机。上了大学，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向母亲提出要买一台，这一次理由相当充分，为了学习外语。从小到大我极少向家里要东西，母亲每一次基本上都能满足我的要求。那时已经是80年代初，人们在工资之外开始有了少许奖金，我就是拿着母亲当年的三百多块钱年终奖买了一台比较高档的双喇叭录音机。说句心里话，那台录音机主要用来听歌曲、广播，对学习外语丝毫没有起过作用。

　　这以后，我陆陆续续买过、用过多少台录音机，自己也说不清了。这些年，我再也没用过录音机，倒是柜子里、抽屉里总能找到一盒盒磁带，它们就像生活中的“鸡肋”，扔了可惜，放着无用。好在占不了多大地方，暂时没被清除门户。

　　我相信，现在录音机有些家庭很可能还有，但基本上都成了摆设，极少有人再用了。如今电脑、电视、手机、MP3等高科技影音产品越来越多，人们像抛弃书信电报一样抛弃了留声机、录音机，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播放功能被整合在MP3、手机里，成为现代都市人乘公交、地铁时的耳朵快餐。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报、留声机、录音机等等连物带词一起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成了古董，成了文物，成了一些人怀旧的收藏。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真是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