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一开始，我对电话是很神往的。当然首先是觉得这个物件神奇。无论远近，人的声音怎么可能通过一条细细的电线传递过来而不走样呢？所以儿时诸多游戏中就有了一个打电话的游戏：卷两个底部小开口大的废纸筒，将奶奶纳鞋底的麻线从底部穿过去，两个纸筒连接上，一个将大开口套在耳朵上，一个嘴巴对着大开口，你说一句，我应一声，算是打过电话了。那时候还没有见识过真实的电话机，完全是模仿，是从电影上学过来的。

　　世间的任何一件器物，你是否有缘得见，是否有能力拥有，是否具备使用它的身份，都是前定的。等到我真正见到并可以使用电话，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乡村小学里有一部黑色机身白色号码盘的电话机，安装在校长办公室。一般情况下，学校的老师很少去打私人电话。打给谁？谁的家里也没有安装电话。而只要是公事，除了校长，别人没有那个资格和身份。

　　但是我有私事，我需要打电话，恨不能天天打，恨不能像英雄王成那样身后背一个电台，把步话机抱在胸前，大声喊：向我开炮！

　　我毕业参加工作之前是在县城第二小学实习的。认识了她，感觉很投缘，虽然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分配到乡村小学，跟已经在城里教书的她，可能会有缘无分，但依然保存了城区二小的电话号码。现在我也成为小学老师了，身份上是对等的；我单位上也有电话了，心理上也不再胆怯；唯一横亘在我们中间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和那几十公里的空间距离。但这个差距不是我造成的，这个距离我是可以跨越的：我迟早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调动进城。

　　难处在于：写信可以信马由缰、自由自在，而打电话却要经过校长同意，是必须垂下自己那高昂的头颅，用低三下四的语气来说话。

　　第一次，校长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刚参加工作的一个毛头小伙子，有什么紧急和重要的事，非得打电话不可呢。

　　打哪里？

　　就打到县上，不是长途。

　　按捺住心跳，拨通了那个号码，在等待对方接起听筒的那几秒里，她的脸庞、头发、身段、语态和气味涌进了我的脑海里，就像她正轻盈地走向我。

　　但一个苍老且傲慢的声音传到耳朵里：喂，哪里呀？找谁？噢，她在上课，去叫一下？我这么老，传达室到教室那么远，我又是老寒腿。你留个电话吧，让她下课打给你好了。

　　咔哒。掛了。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对老态龙钟的门卫大爷有好感。

　　校长在暗暗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多少也有点儿幸灾乐祸吧。就这么几句话，损失不了学校的几个电话费。

　　我仓惶地逃出了校长办公室，坐在自己的宿舍里给她写了很长的一封信，顺带写上了我们学校的电话号码。我的宿舍离校长办公室很近，我没有老寒腿的毛病。

　　但，那个期待中的电话一直未来。

　　我实在等不及她的回信，我就是想听听她的声音。我再一次走进校长办公室，我惊讶地看到，电话被装进了一个丑陋的木盒子里，外面挂着一把小巧精致的钢蓝色的锁。

　　我在校长的注视下，再一次屈辱地拨通了那个电话，愤怒地又听了那个苍老男人说了同样的话，然后轻轻地搁下了电话，像是害怕触动一个梦，走出去，背后传来校长的嘀咕：公家电话又不是为谈情说爱安装的。

　　此后六年，整整六年，我未曾摸过座机。

　　六年中，我埋头于文学，调皮捣蛋地写了一些文字，从乡村调到了县城，一步到位，离开了教育系统，进入了人大机关。至于小学里的那位女教师，那部电话，就像是一个遥远的、不可触摸的梦境，消失了。

　　在人大机关当秘书，我必须天天面对无数的来电和去电。座机已经不是那种转盘拨号机了，而是直接按键了。

　　我拒绝在家里安装座机。我觉得我并不需要。每天在办公室里接打无数个电话，安排事项，处理事情。按照人大办公室的制度，谁接电话，这个事情就是谁的，必须负责到底。电话铃响起，就如同押赴刑场的警笛鸣响一样折磨人的神经，一天忙到黑，为什么还要在家里安装电话折腾自己呢？

　　但是所有人都开始安装宅电了，是时尚，是时髦，是风潮，是你生活质量提升和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安装一部住宅电话，需要排队，需要等待，需要缴纳不菲的初装费。

　　和人相识，互留电话，问及宅电，说，没有，虽心里不虚，但脸面上多少也是有点儿尴尬的吧。

　　我依然拒绝。

　　但确实很不方便。社会的发展就是如此。当某种事物进入人的正常生活，进入大众的生活，成为必需，而你却不具备，那你就有被众人遗忘、被时代淘汰的危险。没有电话，你的生活圈子硬生生被缩小，你的社交活动明显在减少，许多机会在你不知情的状态下与你擦肩而过。

　　正好有个亲戚调去省城。临走，他说：把我家的电话移到你家里去，既不用交初装费，话费也预交了一年，你用吧，以后不想缴费了就报停算了。

　　等于是白捡的，所以装上了。

　　多年形成的习惯，顽症一样地陪伴着我。六年乡村小学的悠闲生活，使我养成了午休的习惯。但是这个曾经装在亲戚家的固定电话，除了我的亲戚朋友打，还有那些并不知道他已调离的有关系的人打，而且不是在中午打，就是在傍晚下班之后打，更多的是在周末打。这些选择在如此时段打电话的人，可能一个个都抱着热切的希望吧？即使你给他说明他并没有打错电话，但却找错了人，依然会带着深深的失望在电话中嘀咕：就是这个电话呀，怎么会不对呢？

　　回绝这些电话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电话线直接拔掉，避免打扰。自己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再接通。安装电话是为了方便我自己，而不是为了让别人找我更方便。

　　这部安装在客厅的座机，陪伴了我三年。三年，也没有把亲戚预交的话费使用完，家属院拆迁的时候，这部座机无形中报停了。

　　此后，BB机、汉显、大哥大、小灵通、手机、智能手机一路马不停蹄地杀奔过来，升级换代让人应接不暇，原来记录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密密麻麻，每个姓名的后面都连缀着几串不同的数字，直到后来，不经意地丢弃：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记忆深刻的是：当初有人在大庭广众中粗声大气地昂头举着砖头块一般的大哥大显摆的人，没几天，就在粗壮的肉腰上别上了不辨真假的皮盒子，装上了手机。那时候，有个漫画家画了一幅画，题目是《会有那么一天》。画面极其简单：在城市的街头，一个人正用老式的秤在托盘里装满了手机高声叫卖。我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一天也许会到来，但没有料到科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这种超前的想象和判断成为了现实，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哪里会叫卖，直接是白送，只要预存话费，大多数都是零元购机。

　　为便于联系，单位曾给每个人购买了一部小灵通。号码5位数。从呆头呆脑的方块，到流线型的直板，再到华美的翻盖，因为酒后摔坏、或被盗窃、或者遗失，机子换了好几个，功能不断在刷新，但是我的号码一直没有变。后来手机普及，小灵通使用受限。陕西一个奶牛养殖户，不断给小灵通预缴话费，就是不停止使用。电信公司没办法，只能通过高价回收这个号码，才拆除了基站。我倒不是想学那个养殖户，只是觉得这个号码陪伴了我多年，给所有和我有联系的人都留了这个号码，突然间换成手机，这个号码停用，将会跟许多朋友失去联系，因此拒绝使用手机。但电信公司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一个客户经理把我召去，跟我谈了條件，赠送给我一部4G天翼手机，帮忙把我小灵通上所有联系人和号码复制在我的新手机里，我就心甘情愿地停止了陪伴我好多年的小灵通。

　　我免费拥有了手机。手机的命运和小灵通是一样的。手机一直在不停地更换，但号码一直都是当初的那个。因为我明白，这是我唯一同这个繁杂浮躁世界保持联系的日常用品。正是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颠覆了我们的情感。正是手机让人们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身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正是手机让一个偷情的人却对着另一端的人说“别再打电话了，我正在开会”，也让一个蹲在马桶上的人说“对不起，我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等等谎言成为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这是拴在自己身上的一根无形绳索，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境，别人只需按下那一串数字就会找到你。也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将手机的电池取掉又安上，让对方无休止地聆听“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当然也有一些老实人，干脆关机，以逃避杂乱无章的追寻和荒唐无聊的聚会。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人，即使没有电话和手机，也总会想办法找到的。但是请放心，现代人早已丧失了用走路方式“烟花三月下扬州”去寻找一个人的能力。

　　自从有了微信，有了朋友圈，这个每时每刻都在陪伴我们的东西，简直就成了我们的亲人，成了身体上的某种器官。离家出门，什么东西都可以忘记不带，唯独不能没有它，也不可能忘记它。早上一睁眼，先看朋友圈，晚上临闭眼，还看朋友圈。走了多少步，它在给你默默计数，吃了什么饭，喝了什么酒，抽了什么烟，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景，见了什么人，都要晒在朋友圈。这并不是表达的需要，仅仅是一种表现自我存在的需要。

　　电视发明以后，有人认为电视是家庭成员之一，因电视而淡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现在看来，真正能够终身陪伴我们的，只有手机了。假如某一天，您拨打我的手机，接通的是另外的人，那就证明，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