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火车一夜的颠簸，当我从东莞回到村庄的时候，差不多是早晨八点，正碰上玉凤奶奶的葬礼。三月的村庄，寒意料峭，水汽氤氲，雾霭凝重，铅灰色的天空压在头顶。低沉、悲伤的曲子在村庄上空盘旋、萦绕，陪伴抑或是护送逝去的灵魂去一个远方的彼岸世界。披麻戴孝的人群集结在村口跪拜，“嘣——啪”，“嘣——啪”……一个接一个的鞭炮在半空中炸响，夹杂着啼哭的声音。回音阵阵，在乡村并不开阔的空间里纠缠、飘荡。
在春天，一个人走完了短短的一生。春天是属于旅途的，属于旅途中一个驻足回望和留恋的起点。一切事物都在忙着出发，花草树木将积蓄了一冬的力量凝聚于小小的牙尖，一缕和风、一滴露珠、几声响雷、一阵酥雨唤醒了它们身体里向上的欲望；老人们刚挨过酷寒的煎熬，暗自庆幸又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和绽放的花朵。这几年来，村庄里的老人陆陆续续地走了，现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只剩下两位了。大前年，我的祖母以近一百岁的高龄谢世，她是村庄里活得最长寿的老人。是的，时间是一把无形的剪刀，会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进行剪刈。一些生命在成长，一些生命在衰老，一些生命在消失，相互交替，又周而复始。我们的内心景象被不断地填补、涂抹和修正，呈现出我们所不能预料却又不能抗拒的必然人生。
歸途是一场充满诗意的旅行。铁轨这头是异乡的城市，铁轨那头是春天的故乡，中间就是我长长的旅途。坐在回乡的列车上，我散漫地看着渐次向后消失的山峦，棋盘似的葱翠田野，恍惚的人间烟火。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河面涨水了，河水一改往日娴静、澄澈的模样，咆哮着挟裹着黄色的泥浆，像疾驰的野马一样撞击着堤岸，又沿着河道奔泻、呼啸而去。我回到村庄的时候，已是三月下旬，油菜花稀稀落落的，即将凋谢。我没有看出故乡的春天有什么变化，与我记忆中的没什么差别。三月的田野像稚气未脱的毛孩子，虽然深度不足，但还算有活力、通透。天空中的小鸟啁啾地欢叫着，跳上蹿下的，互相追逐、嬉闹，忽地从这个电线上“唧”的一声，尾巴一翘，就落到那个泥墩上，不知是在游戏，还是在练习飞翔？水田里清波轻漾，映照着闪过的小鸟和飘过的云影，它默然、安静，但蕴含着磅礴的母性力量，等待着新鲜生命的移栽。小草嫩绿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舒展开来，含着两滴露珠，有点儿害羞。自从漂泊到东莞这个南方以南的城市，我已经有六年多时间没有看到过故乡春天的景致了，我失去的岂止是春天里故乡金灿灿的油菜花、燃烧着的映山红和听到雷声就“刷刷”长高的竹笋？所谓梦想，所谓生命，就是一边开花，一边凋谢；一边寻找，一边丢失。
回到老家，晚餐一定要喝点儿高度白酒，我满满地倒了一大杯。母亲炒了几个春天里特有的新鲜菜肴——折耳根（鱼腥草）炒肉、香椿芽炒鸡蛋、清炒野水芹、春笋煮酸菜，还有刚刚做好蒸熟的清明粿，给我下酒。晶莹、透明的酒花在杯中盛开、跳跃、醇香飘荡，往事从酒杯中缓缓地浮上来，显现出它本来的狰狞面目。
1995年7月，那时我22岁，大学毕业回到故乡的乡村中学教书，我的快乐像春天里淙淙流淌的溪水，一天到晚“叮叮咚咚”地唱个不停。但好景不长，1997年的暮春，未跨过51岁门槛的父亲，在四月末的一个早晨，摔倒在田埂上，第二天凌晨，他匆匆辞别了这个悲苦的世界。我得到噩耗，匆忙骑车从学校赶回家里，这短短的五里路让我深深地品尝到了生死离别的悲痛。我抚摸着父亲一根一根翘起的头发，摸着他沧桑的脸孔，感受他尚未褪去的体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这一夜，我坐在房间里，守着父亲的亡灵，捱过了今生最漫长最黑暗的一个春夜。
那几年来，父亲养了一头牛，一直帮人犁田、春耕、夏耕、秋耕、冬耕，一刻也没有歇下。耕田在各种农活中算是最累的。牛走一步，人跟一步，犁铧破开一圈犁沟，人绕着犁沟兜圈。一片田野就是这样用脚踩出的。并且，料峭的春寒、凛冽的冬天，赤脚踩入水中，冷如刀割。从春耕开始，犁秧田，犁稻田，耕油菜田，耕过冬田，父亲从年头忙到岁尾，又从岁尾忙到年头。特别是夏耕，双抢一开镰，大伙儿都急着要插秧。每晚，我家坐满了硬缠软磨的乡亲，央求父亲挤个日子，父亲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父亲也显得很焦急，有时一天要耕好几家的水田。起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天还没麻麻亮，父亲就打着手电筒下田了；摸黑也是一种劳动习惯，夜幕四合，父亲才吆喝着水牛，拖着月光下的影子归家。夏日，毒日裂肤，稻田里的积水像烧开的温水、暑气腾腾的，滚烫、溽热，浸泡着糊满泥泞的腿脚。偶尔老天爷变脸，暴雨鞭身，披蓑戴笠地穿行在淤泥里。临近傍晚，蚊虫漫天飞舞，肆意叮咬散发着汗臭味的身体。但父亲都是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挺过来的。往往一个季节下来，父亲要耕好几十亩水田。每逢我放学回家，一般是掌灯时分，父亲卷着裤脚，光着脚板，正踏着暮气荷犁而归。望着父亲憔悴的面容，深陷的眼窝，凸出的颧骨，头发像野草一样，晚风一吹，更是蓬乱。
我是从父亲的犁沟里走出的孩子，日子的芬芳和书本的馨香都来自犁沟，怎能忘记那一步一步的艰辛？皮鞭轻轻地落在牛背上，重重地落在我心里。铁制的犁铧会锈，坚实的铁耙会朽，但我对父亲的感激永远不会消褪。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下堂箩筐里有烧酒谷（酿烧酒后的稻谷），你冲一些米糠下去搅拌好，喂牛。”暮春五月，早稻田已经全部耕好，禾苗青青，田野里一片葱茏，父亲躺进了自己刨好的犁沟。奶奶唯一的儿子走了，她凄厉的哭声夜夜飘过乡村的上空，阴森森的，揪着每一个人的心，乡村的黑夜变得更加寒冷和漫长。那头陪伴他多年耕作的老牛似乎也知道主人的不幸，双眼满噙着泪水，木木地呆立着，不饮不食，形容枯槁。这个场景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的悲痛。
多年以来，我一直为我的父亲骄傲。父亲身材健壮、高大，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大力士，也是一把干活的好手，吃苦耐劳、憨厚正直、沉默寡言，在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的一切美德。我深深地知道，父亲死于劳累，也死于多年前的一场意外。父亲18岁的时候，去五十里之外的浙江江山三卿口，扛杉树，走了一夜的山路，饥渴、疲乏袭来，快到家的时候，一脚不慎，跌入一个山坑里，粗大、沉重的杉木沉沉地落下，砸在父亲的头上，父亲当即昏迷过去，头部大出血。鲜红的血不停地流出，洇红了身下的泥土。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苏醒过来，满身都是血污，几经挣扎，历尽艰难地爬回家。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趴在门槛上，气息微弱。当时是1965年前后，贫瘠的乡村里没有通公路，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生命力顽强的父亲死里逃生，休养了几个月，终于痊愈，但好端端的嘴巴被砸歪了（我拥有父亲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他的身份证），英俊帅气的小伙因此破相，落下一个祸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曾经简单地认为，善良、宽厚的父亲一定能拥有一个美好晚年，哪知命运和我们开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玩笑？
父亲走了。那时，小妹13岁，小弟10岁，祖母84岁，家庭的重担落在母亲肩上，我能帮上的并不多。瘦弱的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延续着父亲起早摸黑、不辞辛苦的劳作。
“父亲”这个词语，从此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沉重的名词和动词。作为名词，它的解释是容易的。作为动词，它是变化和移动的，好像平静温热的皮肤下面，刻骨铭心的悲痛化作绵长恒久的暗伤潜伏在我体内，随时都会被引燃，爆发。
我的悲怆从此便在春天里扎下了根，无法剔除。
时间真是一位奇妙的魔术师，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它的摸捏之下变幻、消逝，朝着未知的前方一路狂奔。我出发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归来时已是沧桑中年。一转身，我在乡村中学待了十年。
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生命中的春天，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八年的马拉松恋情。1996年，我爱上了一位因贫穷辍学而外出打工回来的女孩，她聪慧、执著，心中有一个强烈的读书梦，我支持并辅导她去广丰中学补习高三。1997年9月，她如愿考上了南昌大学，2001年7月读完本科后，她顺利地考上了厦门大学的硕士和博士。我也一直坚持阅读和写作，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捡起了一穷二白的英语，选择以考研的方式走出乡村。我在一首小诗《乡下十年》（原载2013年1期《星星》诗刊）中这样写道：
一九九五年，我22岁
大学毕业来到乡下中学
二〇〇四年，我31岁
背一箱书，远走他乡
暮色中的村庄渐渐模糊
只剩下摇曳的灯火在缓缓上升
风在空中打了一个唿哨
没有回音。老家的那条黄狗
摇着尾巴，送我到村口
我登上去县城的中巴
一声喇叭，击中了我的心脏
车窗外飞扬的尘土迷住了我的双眼
2004年春天，我报考了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因英语少了一分，后调剂到贵州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2004年9月，我已31岁，忐忑地登上了开往贵阳的列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活，但我们的爱情却枯萎了。我的积蓄所剩无几，还要支付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她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里，我无意看到《厦门大学学报》，随手翻了一下，竟然发现了女友的一篇论文，这个细节掀起了我内心的狂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电脑上用“百度”和“Google”搜索她的名字，然而，我又能寻找到什么？
白纸与黑字，诗歌与现实，故乡与异乡，乡村与城市，在这架永远无法平衡的天平上，将我的宿命搁在上面。是的，墨水里面蕴藏着生命中的黑和重，含碳元素，性质稳定，不易挥发，沉淀着永远无法清洗的毒。2006年底，我研究生即将毕业，参加了北京一家单位的招聘考试，在全国硕士以上学历的20名初选考生中，其中不乏有各大名校的高材生，我取得了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名的好成绩。2007年3月12日，我34岁，在老家和女友小管扯了一张结婚证，开始结束一个人的流浪。后来，政审的老师从北京飞到贵阳，私下和我说，北京户口很麻烦，如今你结婚了，不可能把你老婆的户口和工作带去，你自己看看怎么和领导沟通一下？结果自然是不妙的，他們查阅了我的档案，找了几个荒唐的“莫须有”的理由，比如说我缺少一张高考时的报名表（档案虽然是我的，但我从来无权去收藏和翻阅），我读大学时英语补考过一次，还有，好像我比较喜欢独来独往，恐怕与同学的团结做得不好……北京之路彻底黄了。后来，我又考进了贵州省艺术研究所，工作不到几个月，经受不住东莞朋友的诱惑，于2007年10月6日来到了东莞——这个注定与我生命和生存息息相关的南方城市。
在东莞，我像屋檐下的麻雀一样，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我在这里待了六年，暗暗扎根，慢慢找到自己的逼仄空间，将生命触须一点点地伸进坚硬的水泥地板。我像绝大多数打工者一样，在这里就业，失业，再就业，再失业……我觉得离不开这座城市了。假如离开，也只是等到我50岁以后，我想返回故土养老的时候。
2009年3月，我在老家过了春节，刚刚来到东莞，正处于失业期间，22岁的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我身体有点儿不舒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第二天，他再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中带着哭腔，“杭州的医院确诊我得了尿毒症”。
这是一个坏消息！
生于1987年的弟弟，比我小了十来岁，不幸罹患恶疾，双肾衰竭，坏死，命悬一线。这个消息无异是晴天霹雳，无时无刻地折磨着我，让我坐立不安、茶饭不思、失眠、做噩梦，我一醒来，就会想起“尿毒症”这个可怕的魔鬼。我在网上一次又一次地百度“尿毒症”，百度出来的结果都是绝望。这是不能治愈的病症，除非换肾，换肾之后还要服用一辈子抗排异的药物。
母亲一个人在乡下老家，她的悲痛更甚，儿子是她心头的肉。她急急地赶到杭州，陪小弟做检查，做血液透析。在杭州打工的弟弟，没有购买社保，一天的医疗费都要几百上千元，母亲带去的数万元钱短短几天就不见了踪影。这是一个无底洞，一周三次、无休无止的血液透析将持续下去，脆弱的生命之灯才不至于熄灭！再说，母子两人在杭州租房、吃饭，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我们急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换肾，只有换肾才能解决问题。不进医院不知道这世上患病的人真多。杭州浙一医院四楼、五楼、六楼肾脏病专科，汇集着众多的尿毒症病人。上至八十来岁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下至七八岁满脸稚气的孩子，还有看上去很年轻很美丽的姑娘，他们都是不幸的患者，隔天准时到医院里来，躺在椅子上做血液透析，与病魔进行着暂时是势均力敌、但结果终将是惨败的抗争。肾源是如此紧张，在医院里，也许排上几年的长队，才能等到一个换肾的机会，但我们拖不起！五十七岁的母亲决定把自己一个肾换给弟弟，经过一系列的化验、检查，母子俩血型吻合，可以进行肾移植。
这实在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钱，没有钱什么也干不了。日渐年迈的母亲，在家务农，没有什么积蓄。在外打工的弟弟也没有存到什么钱。巨额的医疗费用几乎全部由我来打算，我豁出去了，带上我在东莞近三年的所有积蓄，才五万来元，远远不够手术费用。我挖空心思地四处拨打电话，找同学、朋友借来三万多元钱，再加上东莞、广州、深圳、南昌、杭州、北京、贵阳和老家广丰等朋友的捐助，我终于凑齐了十来万元钱，装进塑料袋，塞进背包，于2009年五一节前夕坐火车来到了杭州，将厚厚一叠人民币递进医院的收费窗口，开始未知的等待。
暮春之际，“人间天堂”杭州的阳光已经很毒辣，惠风和畅，花朵盛开得那么艳丽，母亲、我的老婆、近两岁的孩子、我的妹妹和妹夫，我们一家人在西湖边转了一圈。即将手术的母亲，脸上挂着微笑，抱着孙子，在依依的杨柳下、在粼粼的水波边，留下一张合影。我偷偷地转过身去，将流下的泪水悄悄地抹去，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的悲伤。我勉强地挤出笑容，面对灿烂的阳光、澄澈的湖水和络绎不绝的游人，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也许，有时候，微笑也是一种痛苦。这笑里隐藏着生命最深的痛和爱。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移植手术开始了，母亲和弟弟同时进入了手术室。等待，等待，我们的脚步像踩在针尖上挪动，每一步都是鲜血淋淋的惨痛。
在杭州，母亲休息了一个多月，等弟弟出院后，又照顾了他一个多月，母亲就返回乡下老家，继续开始力所能及的劳作，摘茶叶，种庄稼，以换来每一分钱给弟弟治病。
事情至此，看起来还是比较圆满的。但此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无法理喻，将我的悲痛又推进了一步。弟弟手术后，必须每天服用昂贵的抗排异药物，一个月要五六千元，他没有上班，也没有收入，母亲卖掉了家中值钱的东西，一直汇钱给他支付医药费。为了赚钱，他跑去销售安利，与一帮狂热的年轻人吃住在一起，因为囊中枯涩，他竟然停用了一个月的药物。而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和我说。等我知道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他换上的肾出了问题，生命危急，重新住进了浙一医院。虽经全力抢救，那个母亲移植给他的生命之肾、那份伟大的母爱，都被他扔掉了。
我发怒了。我失望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搭了。身体和金钱，一样都没有留下来，还赔上了母亲的身体。弟弟又回到原来的道路上，每周三次定期去医院做血液透析。他在杭州补买了一份社保，每年透析的七万多元钱，自己只需要支付近万元，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他在淘宝网找了一份工作，一边上班，一边跑医院，支撑到现在……身体算是暂且稳着，继续等待一个机会。
几年过去了，这份磨骨伐肤的悲痛像一块儿烙铁，火焰没了，褐色的阴影还在，炽热的温度还在，疼痛还在，它会在某一刻燃烧，灼伤我在他乡暗夜里的焦虑和眺望。我的春天始终笼罩着砭人的寒冷和灰蒙蒙的雨雾。
多少个春天翻着跟斗甩落在身后，没有影子，也没有回音，它以沉默和从容包裹了模糊的过去和茫然的未来。这些年来，我的整个旅途都是颠簸、流离，甚至有些是猝不及防的。有的人提前下车，有的人继续奔跑，有的人则摔倒在路上，需要别人的搀扶，我们的终点站只是一个人在翘首盼望暗夜中的满天星光。这一切都是亘古不变的往复。
“我们所向往的，就是在春天的隧道里怀念身后的光。其实，身后的光根本不存在（傅菲語）”。是的，我们一直生活在春天的蒙蔽之中。一个人是怎样发芽、绽放、盛开和衰老的？一个人在春天里出发，是怎样将青春、生命和梦想一点点丢失的？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们无从知晓，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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