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斌

　　

　　202的寓言

　　我躺在202寝室的床上。我在读法布尔的《昆虫记》。淡黄色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蔽了我与外面的距离。夜色正浓，我能听见凛冽的风卷起落叶或者拂过建筑物的声音——粗砺和坚硬的声音，像刀子的冷硬一樣，在冬天的夜里不断肆虐。我在想象着那些隐匿在草丛或者泥土深处的虫子，那些孤独的背影——他们此刻的从容或者无所适从，总让我联想起一些无关的内心和外物。

　　我在这里住下来已有一月多的时间，住下来的时候，我没想过要把窗帘拉开，现在我已决定不再把窗帘拉开。这是一幢学员楼，却没有一个学员，也不向外营业，据守门的老头说，偌大的学员楼就仅有我和文江住着，所以显得有几分幽深。再加上那些高大的、茂密的松柏的影子在迷离的光影下不断晃动，幽深之外，还添了几许沉寂，一种人去楼空的沧桑时时让我涌起莫名的怅惘。特别是文江把房门钥匙交给我然后开始在外面飘荡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拉开窗帘。

　　现在……法布尔笔下那些隐匿的虫子告诉我，在冬天里隐匿，这是一种智慧。现在，我已把自己当作了一只虫子——这个冬天，我蛰伏在这个城市的一角，除文江之外，没有谁认识我，没有谁知道我，就像蚂蚁或蝉，独自在自己的寓言里行走或者停留。我不断地记下了各种昆虫的名字——红蚂蚁、蝉、螳螂、蝈蝈儿、蟋蟀、蝗虫、蝴蝶、萤火虫……他们的爱情悲歌与生存困境，不断反衬着法布尔这个昆虫研究者的残忍和粗暴——这来自人类的暴力，特别是法布尔惯用的那个钟形罩，它甚至让我做了这样的梦：窗外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鸟儿鸣啾。但我却置身于一片黑暗和混沌之中，我不断飞翔、冲刺，企图朝窗外飞去。我无数次飞起，无数次撞在玻璃罩壁上，始终飞不出钟形罩的控制。这让我很是沮丧——我甚至突发其想地猜测我前世作为昆虫的多种可能性。我也许就是一只不幸的昆虫。所以当我在这个冬天与法布尔相遇时，就不自觉地要以一只虫子蛰伏的姿势，自己打量自己。

　　只是我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只昆虫。是一只享受爱情和新婚快乐后旋即被爱人吃掉的雄性螳螂？抑或是刚才还委身于爱人迷陷于爱情的地老天荒但转瞬间就残酷地把爱人杀掉的雌性螳螂？抑或是不断迁徙的红蚂蚁或者其它？……我陷在自己设置的梦境里，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宿命与轮回的悲剧，始终让我无法确定自己所属的时光与族类。比如现在，我一个人躺在这里，除了《昆虫记》，除了法布尔，除了我掀亮的两盏床头灯和我左边那个空着的床铺，连同我，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提醒我原本置身的热闹与真实。现在，它们分明被这一袭淡黄色的窗帘所遮蔽，通向自己，或者通向外面的路已被这寂静的夜阻断，只剩下我猜想的多种可能性在橘黄的灯光里独自似是而非。

　　我还看见了那本《在路上》。这是刚到这里时，文江从西西弗书店买回来的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我不知道文江是喜欢这本小说的内容还是喜欢它的标题。文江跟我是师范的校友，那时候，当我整天只知道打球、下棋时，他就已经写起了诗歌，并把诗歌发表到了全国的各大刊物。文江也因此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崇拜的对象。那个80年代末的校园，甚至有一个女教师因为他黯然选择辞职，使得他除却诗歌之外，还收获了更大的声名。似乎从此，沿着诗歌，文江开始上路——生命的，或者爱情的，文江开始上路。他曾让自己从所任教的某乡村小学消失，四下金陵、三下广州……他还告诉我，当他在广州街头听到王杰唱《回家》时，情不自禁就跪了下去……他其实也是矛盾的，但他依然选择在路上。比如这个冬天，他就告诉我，他必须要酝酿并完成一个中篇，他别无选择，必须在路上……在路上，我不知道是否就是他的宿命？包括这个冬天，我不知道他选择在外面飘荡，是否也与这种情结有关？

　　总之文江丢下了这本《在路上》。就在床头柜上。但我除了对一只虫子的蛰伏感兴趣外，并不想翻开它。尽管我也隐约地觉得，我此时的蛰伏，也隐藏着某种对于“在路上”的渴望，或者说原本就是“在路上”的另一种形式，但我还是不想翻开它。这个冬天，除文江外，我认定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的内心，知道我的忧伤我的痛。我们到这里来，我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怎样一种命运——是就此离开原来各自生活的小城，到这个市级城市重新承受另一种生活？抑或是短暂的停留？……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于生命的旅途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意义？而当我们一起谈论起需要共同编撰的经验交流的书，当我们忙里偷闲同时在一张会议桌上敲打键盘为本市同一个文化老人写书评，当我们时常有着共鸣——对这一个冬天的生活乃至俗常物事及内心品质的统一认识时，这一段邂逅，是否会成为这个冬天彼此珍惜的风景？……现在，“在路上”的文江，究竟夜属何处？流浪真是他的宿命么？而此刻，他又是否知道我正企图进入我们彼此的寓言——在虚无抑或荒诞的幻景里，企图延续我们的故事？

　　而我，必将继续在蛰伏的世界里做梦——在作为昆虫多种可能性的假设里，在关于自己的寓言里，我必须继续读着这样的诗歌：

　　你原来在唱歌！这真令我高兴。

　　那么，你现在就去跳舞吧。

　　“……当凛冽的寒风吹起，蝉一无所有，跑到它的邻居蚂蚁那里喊饿。可是这个借粮人却不受欢迎，得到的是一个一针见血的回答，这也是那虫子出名的主要原因……”（《昆虫记》），杜撰或者传说的背后，也许，有着某种神秘的指向？也许，被遮蔽的窗外，正悬挂着一轮冷月，在凛冽的寒风中见证着某种隐约的期待？

　　路上的距离

　　我很奇怪会想起这样的词句。

　　此刻，我被迫站在道路的边上，等待着这排崭新的小轿车队驶进校园。这是我入住这所学校以来看见的第一次热闹。这让我觉得有了一丝的欣慰。我明知一所学校的辉煌与冷落，与我并无实质的关联，包括我的入住，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对这所学校而言，我只是一个借宿的人，就连守门的老头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什么时候离去。我的到来，仅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已。所以我的欣慰似乎让我觉得了多情，特别是当这些车队丢下我竟自离去时，我的确感觉到了自己的好笑——像一种黑色的幽默，自己安慰或者奚落自己。

　　跨过这道门，跨过那些贴在墙壁上的口号式标语，我就看见了加油站。一长串的车队正有秩序地排队等候买油。几乎是一夜之间，柴油、汽油就成了人们无比关注的对象。汽油还要稍好一些，听说柴油必须由经贸部门按計划办理采购手续，一夜之间似乎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这让我还想起了“不可或缺”一类的词——生活中有什么东西能缺少呢？我同样有了一种惶恐，正如我在202寝室关于前世作为昆虫多种可能性的假设——这突然的短暂的油荒还是引起了我的各种假设：假设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假设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人突发重病，虽然有车，但却没油，事件将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假设一起突发事件需要相关单位相关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理，但由于车子没油只能步行，事态发展的结果将会怎样？……但关键是，在平时，我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假设呢？在我们熟视无睹的习惯里，我们显然已经忘却了一些不该忘却的存在。

　　包括我自己。现在，当我准备描述加油站出口处道路两旁的垂柳和那些低矮整齐的绿化带时，我竟然只有一个模糊和大概的影像——我的日日从它身边走过的目光，显然从未注意过它们的存在——它们细柔的腰身或者是极有秩序的排列，它们在这个城市这个冬天的意义或者内心的距离，我并没有走进。我只是记住了一块挂在垂柳枝头上的黑色塑料袋和两只叫不出名字的黄色小鸟。那是一个早晨，我按照往常一样的惯例朝我和室友临时的办公室走去。寒风夹裹着湿湿的细雨笼罩着这座城市，不断闪耀的红绿灯似乎成了某种留守，街道空无一人。我双手插进上衣的口袋，我目不斜视，目光朝下。我就这样看见了那双黄色的小鸟，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们的羽毛被湿湿的细雨紧紧粘黏在一起，失去了平时的晶莹与光芒。它们显然是在觅食——它们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不断徘徊，企图发现哪怕是只有一粒的谷物或者一只虫子的影子。它们心无旁骛。但它们还是被我的脚步所惊扰了。就在我准备驻足走进它们时，它们抖动沉重的翅膀，有些吃力地飞向了垂柳的枝头。紧接着我就看见了那个黑色的塑料袋——只剩了一块近乎残破胶片的塑料袋，它显然是被人随手扔掉然后被风移动到上面的，它高过所有的人头，在风中招展着。它也曾有过自己的言语吗？它的这一归宿，是否比走进垃圾箱还要充满危机感？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迁徙，正如同此时的这两只鸟儿一样，那些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迁徙，随时都有可能让它从此销声匿迹。但它显然应该是幸运的，我想，此刻，当我的突然撞入的脚步，当那两只鸟儿向着它飞去，它们一定是把它当成了巢穴——肉体和精神的避难之所……

　　这就是我想要叙述的所谓距离的开始……我说的是市府路，也叫市东路。路的两头是我这个冬天工作和生活的两端，一端是202寝室，另一端是我和室友的临时办公室。

　　而我必须要提到那盏红绿灯和那条斑马线。而我必须要提到那些清晨和夜晚。这些时间和地点，人事和物象，显然已经成了我这个冬天隐匿的所有道具。当我最后看着那两只鸟儿消失在城市的高楼里时，我就告诫自己必须记住它们，一定要沿着它们的外壳，走进自己的内心。

　　红灯亮起来时，我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或者学生，静静地立在斑马线的这头，静静地等着那个红色人像下面所有红线的消失。我想我必须遵守这座城市的秩序，正如我虽然不情愿但却必须要服从抽调到这座城市工作一样。尽管我也看见有一些人并不按照红绿灯的指示行走，总是看见他们的身影，在斑马线上跟不断疾驰的车辆玩着惊险的游戏——他们总是行色匆匆，仿佛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他们总是及时寻找着来往车辆之间的缝隙，然后义无反顾地往前冲去……我在那个清晨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女士，她身穿黑色披风肩挎黑色皮包，她原本在我后面，后来就走在了我的前面，她的脚步始终像风一样迅疾，仿佛去赴一场生死之约。当红灯还没来得及熄灭，她就把自己投进了车流之中，她不断躲闪着，在疾驰的车辆间穿梭，像一尾鱼，在惊魂之中又坦然自若……我想这已经是她常年的习惯，她已经很多次从这里走了出去，这些红绿灯还有车辆已不可能构成她的任何阻碍。但关键是，在那个早晨，当我再次在斑马线这头站定，我就看见一辆疾驰的奥迪缠住了她在风中飞舞的衣襟，看见了来自她体内的血，在斑马线上绽开成一朵朵耀眼的红……她这次终于没有走出去，而红绿灯并不知晓这一切，在呼啸而来的警车的警笛里，兀自进行着有秩序的交换……

　　我其实也没有在意这一切。我必须在绿灯亮起的时候穿过斑马线，到临时的办公室去。那本尚未完成的经验交流的书，在有限的时间里等待着我再次走进它。我匆匆走过——包括聚集在市委门口的上访群众，包括推着流动摊子贩卖早菜和香蕉的小贩，我都没有注意。他们的存在以否，就跟那个用血绽放成花朵的女士一样，跟我并不相关。我并不认识他们，正如他们并不认识我一样。我匆匆走过，在每一个清晨或者夜晚，我走在路上，走向办公室或者202寝室，走向陌生的这座城市甚至是自己的内心。

　　我最后还想提起一个名字：三A环球。从202寝室到办公室，我还记住了这个店名。它是一家理发店，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我能透过玻璃看见里面的员工，都是一些长相漂亮的姑娘。我每次都忍不住要斜过眼去，尽管我始终跟它保持着距离，但每一次的忍不住，又分明显示着我隐匿的某种欲望。我常会看见这样的场面——一个明显是领班的姑娘总在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对其他姑娘进行所谓的规范化培训，虽然我不知道培训的具体内容，但从站成几排神情庄重的员工表情上，我知道这些培训，关系着这些姑娘的生计。所以我也是庄重的，总是绕开被她们的队列挤占的道路，努力不去惊扰她们，总怕一个意外的干扰影响到她们在这个城市的立足。我始终不敢惊扰她们，但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很快就发生了，很快，当我再次从这个小店走过时，店门早已紧紧关闭，至于这里边的缘由，没有谁告诉我，我也不想去问谁，一个小店的存在或者消失，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座城市跟我之间，终究存在着不可靠近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