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路11号。我说的是1993年——1995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位于青岛市四方区内的南北两个院落。其后，变化是疾速的，令人目不暇接，更因为，1995年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院落，我再也没有去过四方区，也没有去过青岛。远在千里之外的我，看到身边的、外地的许多地方的惊人变化，我照样可以想象抚顺路11号的改变。或许，它已经不是199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样子了，或许，它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了。
甚至，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是抚顺路11号，它还是不是位于山东路与抚顺路交叉口处的11号，它还是不是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的驻地。
这是一个小小的、美好的、只有一座教学大楼、一座图书馆、两座男生宿舍、一座女生宿舍的学校，此外，还有医院、有食堂、有影院、有体育场、有巨大的塔松、有通幽的小径。这是1995年或者以前更早时的抚顺路11号，我也只喜歡1995年或者以前更早些时候的抚顺路11号。在这里，我留下了一些带着梦想的、忧郁的、野心的、朦胧的、羞涩的、混合的种子，然后迅速地消失，然后，它们在我的身体里潜移默化般地变异，久久的。
那一段年轻的岁月，在南院或者北院，我把我的带有着太多的无知与精力的愉快、不愉快都不经意地洒在那里。在1990年代，我还是贫穷的，成绩羞人，干瘦、长脸、嘴歪的相貌令我较他人迫不得已地更多了一些含蓄、沉默。我只好把我的大多时间放在那座红色的大楼里面。在那里面，我忘记了一切，我沉浸在那安静的、有点好闻的、偶尔有细细碎碎翻书的声响之中。我忘记了我自己，以及所有的人。
像是哗啦一声，许多东西被无形的大手打开了，我猛地惊呆了，原来我还珍藏着这一个地址：抚顺路11号，东边是山东路，向西下去不远是鞍山路市场，再向西是人民路，海泊河公园就在附近，我常常坐1路车去火车站或者海边，或者沿抚顺路走下去过人民路去纺院找老乡去吃蛤蜊，往往是喝得晕晕乎乎地回来。我再次想起它，这个位于青岛市四方区内山东路与人民路之间的抚顺路上的院落。里面包藏着许多的人、事、景象。如今，这些人雪花般纷纷散落在人间的喧嚣之中，如我一样带着对这个地方的深深的、永久的怀念与敬意。
在1993年初秋到1995年夏初，我几乎天天步履匆匆地穿过抚顺路，从北院到南院去上课，或从南院回到北院休息、吃饭、其它。这可能是我的灵魂的一个漂泊点，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似乎觉得在抚顺路11号度过的这几年，我没有收获什么。迫于生活，菜金与馒头让我近于斤斤计较，穷于应付学业，努力而无效，几次补考，对于一些课程，我觉得是在浪费着我的青春精力乃至美好生命。最后离开11号之际，我在自己的毕业纪念册上写到：“终于毕业了，可以不考试了，可以想做自己的事情了。”没料想，心藏着这样幼稚的想法，我陷入到更加不自已的繁杂之中。
在不经意间，我突然意识到，在有着几千人的抚顺路11号里，或者说是在一个叫做涉企931班的仅有着三十人的小小集体中，我的朋友仅有着同宿舍威海籍的三个同学与另一宿舍滨州籍的一个同学，其他的均不曾有过深交往……十几年后的某一时刻里，二十九张面孔突然亲切起来，但是却丢失了一些名字。莫名的遗憾、伤感紧紧攫住了我的心，我失去了太多，在十几年的一瞬之间，我们的成熟里已经间夹了太多的无奈与沧桑。不久前的一天，那个有些胖胖的、善良的，临别给我留言“同船修得百年渡”的淄博女孩张炜在回复我的邮件里这样说：“毕业十多年，每个人都变化很大，要是能聚在一起谈谈就好了。你联系得到柏雪芹吗？我挺想念她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柏雪芹，这个与我近距百里之地的同学，十几年里我却没有她的半点音讯，当时滨州的那位好友也失去了消息。蓦然发现：我们都是那个有着三十个儿女的、紧紧簇拥在一起的、有着一些可爱的小矛盾的大家庭中的一员，那是三十张亲切的、永生难忘的面孔，那是十几年前最后一次聚餐时的伤感的、泪水的惜别，以及内心里永久的惋惜、隐隐的痛，温暖着。以及，我对另外二十九个人的深深想念。
图书馆：幽暗的、迷人的
红楼，隐隐地，我内心里想起了那特殊的红色时代，不确切的，红色时代有两个，一是1950年前后的，一是“十年文革”的时代。从校史上猜测，这应该是建于1950年代的一座红楼。1995年或者以前，它是学院的图书馆，兼行政办公楼。更早的时候，这个学校应该只有这座红楼以及与之紧挨着的作为女生宿舍的红楼。图书馆门前是学校的正门，舒体的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的牌子就挂在前面的石柱上，但1995年或者更早的一些时候，学生们就都不太走这个门，只有毕业合影时才利用一下这个地方。
气派、庄严、肃穆，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红色大楼前给我的印象。台阶很高，门前柱粗大，老式的格子窗，除去玻璃以及少许的彩绘，均是朱红。我卑微地站在它面前仰视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我刚刚从很远的乡下来，第一次见到这么气派的房子。两边是高大的、蓊郁的塔松，遮得满是阴翳，没有多长时间，我便喜欢到塔松下的石栏上来坐坐了。沉浸在一片阴翳之中，在舒适的凉意里，是时光静止般的安静。
我走在图书馆一楼由东向西一条长长的、又高又窄的过道里，光线有些昏暗，因此白天也开着发红的灯。我恍若穿过久远的年代，我觉得自己也陈旧了下来，我安静了许多。为了独享这种感觉，有时我不去楼上看书或者借书时，也常常绕道穿过这狭长的古老过道，我低着头，不说话，就一直由东向西，或者由西向东，脚步轻极了，几乎不发出声音，身后或者前面偶有吱的推门声传来。独自静静地走在这长长的、幽暗的过道里，我想得更多的是神秘、肃穆、庄严的教堂，和蔼、慈善或者略有点怪怪的伤感气息的修女。在这不太见日光的地方，修女们脸上白得吓人，看上去觉得她们内心里也孱弱得可怜。她们窸窸窣窣地在幽暗中穿行，却没有丁点害怕，她们都去做功课了。想到这些，我穿行在这长长的过道里，身子突然莫名地战栗了一下，是敬畏，也有小小的害怕。
记不清是二楼还是三楼了，那才是我常去的地方，去借阅室，去期刊室，去阅读室。这些，是因为我当时正迷恋文学、傻傻地做着关于文学的梦的缘故。那个时候，我迷恋的是巴尔扎克，在借阅室里，我几乎借遍了巴尔扎克的所有小说，而且还必须是傅雷的译本，我沉醉于巴尔扎克的或者说是傅雷的那很长的有气势的句子，为此，我还模仿着写了一个小说的开头，终因写不下去罢手了。在期刊室里，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山花》、《花城》等，我看的是小说，有一点一直没说出的疑惑：我为什么看不懂那些小说。抬头看看四周，大家或者认真地翻着杂志，或者在书架前来回地走动，我终于没有说话，又低下头去。我硬着头皮慢慢地看，就像看那些现代诗歌。也看散文，但是只看目录，有点随便翻翻的意思，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太简单，写得也一般，有点小儿科。虽然看的是小说，但是我那时喜欢写的是所谓的杂文，我以为只有杂文才是纯正的，才是文学的，我中了鲁迅太深的毒。几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有些落伍，就像图书馆里那些发黄的、散发着好闻的霉味的、一本本的书。
图书馆里，我去的最多的是阅读室，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去那儿。有一年冬天，我只看了一本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有些读不太懂，因为里面有关于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但我着迷的是关于天文的描述以及恩格斯的语言。每天晚饭后，我会准时穿过那幽暗的过道，上二楼或者三楼，去阅读室，径直奔向书架抽出那本《反杜林论》，然后找好位置，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我读得一头雾水，但却好奇，我觉得是那些关于天文的描述攫住了我好奇的心，那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部分，这与我十几年后读霍金的《时间简史》的感觉一样，内心震动甚至有些害怕，但不忍释手。我还把我的一些朦胧的、甚至是可笑的理解记录了下来，有一大本，但可惜后来被我弄丢了。
那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我长久地留恋于此，却在南院令我一直分不清的教室里把学业给弄得一塌糊涂。许多年后，我依旧怀念这座有着长长的、又高又窄的幽暗过道的图书馆，我在里面找到了许多心仪已久的神灵，以及似曾相识的面容。
弥漫的气息：情欲的、亢奋的、无知的
在1990年代的中期，抚顺路11号的天空里弥漫着青春情欲的气息。旺盛的荷尔蒙像春雨一样，浇灌着每一颗青春的、欲望的乃至有着太多迷惘的心。但是，并不是每一颗内心都会得到女神的眷顾，多情的种子有些就在暗处自生自灭，但是，也可以在自己内心里萌发出甜蜜的、蠢蠢欲动的气息。
在抚顺路11号里，散发出这种暖得令人头脑发晕的气息的场景随处可见，在由北院去南院或南院回到北院的路上，在餐厅里，在下午或者晚上的自习室里，在周末南院二楼阶梯教室的录像厅里以及北院的剧院里，他们旁若无人地紧紧地牵着手，或者挨在一起，晚上的时候，他们散落在黑暗里，他们更放肆了一些。他们的大胆令我多了些不好意思，反倒是我的脸有些红了。他们是我的师兄、师姐或者师弟、师妹，他们在给我上着青春期的教育课，他们在教导着我，诱惑着我。旺盛的荷尔蒙小兔子一样在我身体里四处乱撞。我隐隐觉得一个名为更加开放的、实际失去主流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一直呆在乡下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被他们讥笑为少见多怪。
我们几个在宿舍里往往要说到那些恋爱，说到某某的关系是否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实我们说的是性欲的，是仰望着那一颗略带有羞涩的、美好气息的神圣果子，在欲望的指引下，朦胧的男女彼此伸出了不该伸出的、颤抖的、无力的手。在黑暗中，济宁的尚秋季同学躺在我东边的下铺上激动地说，刚刚他在路边走过的时候，听到了树木、花草丛后面阴暗处的呻吟声，真是不像话。我在他的叙述里，仿佛觉得自己身体里的火在不由自主地燃烧着，但是我抑制着，我随时加入他们的谈话以掩饰自己的异样。后来，尚秋季同学的女朋友也不远千里来到抚顺路11号看望他，几天后，他又离开了抚顺路11号好几天去送那个女孩子。威海的于涛同学在西边靠窗的上铺笑嘻嘻地说某女同学每周都要收到在济南的男友的来信，某次没有收到来信，急得她每天去收发室问有没有济南的信，结果是周末男友从济南匆匆赶了过来，写信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后他笑着说自己怎么没女朋友呢，要不也能体验一下这感觉到底怎样了。这些，我们都是当笑话说的，也是当笑话听的，许多年后，我已经失去了听这样的笑话的心情。那些爱情的或者情欲的，肯定是神圣的，可惜来的早了一些。那些迷乱的气息令人昏昏沉沉，当这一次爱情失败之后，第二次真正的、永久的爱情来临之际，那些过早发泄完的荷尔蒙，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激情。他们体验的，将是无味的、失去激情与新鲜感的、白开水式的爱情。
我隐隐看到，那一张张曾经饱满、稚嫩的脸，在迷乱、激情之后突然忧郁、苍老了许多，这气息，如瘟疫般传染了起来，抚顺路11号也不知所措地被这巨大的瘟疫裹挟在里面。
后来我知道，抚顺路11号里的爱情不是一个特例，或者说，它还更为保守一些。后来，再后来，更为迷乱的、情欲的、直奔主题的快餐式性爱代替了爱情，这卷起的巨大漩涡是否也在抚顺路11号里发生着，我无法知道。无知、刺激像毒瘾一样席卷着所有年轻的内心，抚顺路11号里的青年男女们是否知道那是外表美艳的罂粟花。当年我们那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们可否为年轻时的轻狂与无知感到了内心里隐隐的痛，以及深深的愧疚。
他们：新潮流的，早就开始的风暴
风暴早就孕育着了，社会已经把抚顺路11号裹挟其中。在11号里的时候，我像个没有脑子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时隔近二十年后，再次回忆起11号的时候，我猛然想到了这一点，这也是11号里的必修课，可惜我一直学不好，直到今天。11号，不仅是一所学校，还是一个过道，外面的声音、气息与里面的声音、气息在此自由地交汇、混合，有的人早已经在自由地呼吸着外面的气息，有的人已经略略有所感觉，但也有人依旧麻木、遲钝，依旧一无所知。
我们班里订了份报纸——《青岛日报》。有几个关心青岛新闻的，开始我也是那几个中的一位，后来我就只关心那个好像是叫做琴岛的文学副刊了。再后来，大家都不大看了。而只有王国岩同学还在坚持着看，其实他看的是股票，后来我也陪着他看，每天看股票的价格，只看一股，当时大约叫作金杯汽车的，起初我看不懂，后来我大略知道了其中的意思，就如菜市场上卖菜的菜贩子一样，贱买贵卖，道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却复杂得很，要不然，为什么老多人都被套在里面呢，这样一想，其实他们都是买菜的，他们的好处都给了菜贩子。比如教我们证券与投资的胡老师，课堂上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我们去上海实习的时候，说好了是他带我们去的，结果换了一个姓丁的老师，经打听好像是胡老师炒股票赔了，心情不好。当时我有些奇怪，他的理论那么棒，听他讲课的时候，我们都佩服得要命，他知道那么多关于股票的事情，怎么会赔呢。我记得他曾经在课堂与我们说过，行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一窍不通的，我不清楚胡老师究竟属于行家还是炒家。证券与投资对于我这个刚刚从鲁北乡下跑到都市里的穷学生而言，无异于天书，所以胡老师的课我也听得一塌糊涂。即便这样，我还是很热心地为王国岩看他的股票行情，后来我不大喜欢报纸上的副刊了，但是我依旧坚持陪着他看股票的涨跌。
其实他的炒股，是受青岛的同学宫相钰的影响。宫相钰同学看起来文文静静的，谁想到他还有这般的经济头脑呢。后来听逄静说，宫相钰股票炒得不错。但是，王国岩当时却栽在了股票上。我陪着他关心了大半年的股票，但依旧是股盲，我以为那是神话中的事情。后来我想，人心都是贪的，但真正赚钱的却是不贪的，比如这股票，你永远买不了最低价，也卖不了最高价，最好是适可而止，理想的是比你想象的低价要高一些买进，比你想象的高价要低一些卖出，但结果大多都在里面出不来了，其实这是个内心的境界问题。比如那个被我称作是好像只有在医院里才能看到的那个走势图，其实我说的就是心电图。
宫相钰、王国岩绝对是我们班里的新潮流，比起其他几个有经济头脑的。当时，我们宿舍里的李秀军同学每周末都去即墨批发市场批发老人头牌子的皮鞋，回来后在学校或者去夜市练摊，忙得他不亦乐乎。有一天，滨州的同学周洪峰突然找到我，神神秘秘说与我借100块钱，我问他做什么用，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做买卖。后来他叫上我陪他去青岛双星鞋厂、孚德鞋厂找人家批发鞋子，套路与李秀军的一样，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他比李秀军想得要远一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想法。毕业之际，他还我的100块钱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双双星鞋，我说给他钱，他没有要，好像是算作我的入股分红了。毕业以后他在一家毛纺厂跑销售，后来又辞职跑保险，现在却如多数同学一样没有了消息。
他们的超前的、甚至是有些高明的举动并没有在我的内心激起任何风浪，后来我想到，其实在抚顺路11号里，这些早就存在着了，每到周末或者下午休息的时候，在北院的门口，不是有很多学生模样的人也如周洪峰、李秀军他们一样在练摊么，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上的狡黠表情里依然夹杂着难以剥蚀去的书生气。我现在以为，那也是一张张真诚的脸，那也是一张张好奇的脸，他们在抚顺路11号里好奇地向外张望着这个越来越有诱惑力的世界。那时候，那个受到国人景仰的年逾九旬的老人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不久，在这方面，他们都是这个老人的刚刚入学的小学生，而我还在校门外向里张望着，脸上一幅茫然的样子。
抚顺路11号，其实还是一个更大的学校，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向社会学习的学校，这也是宫相钰、王国岩、周洪峰、李秀军他们以实际行动教给我的认识。在这方面，我始终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一直不曾向那个学校的门口迈进过一步，甚至是连想法都没有过。
我的理想：好笑的、狂妄的、隐忍的
“老孙，不要总是飘在天上，还是脚踏实地的好。”隋彬彬临别之际给我写下了这样的话。看着这个济宁籍小胖女孩对我刁钻的打击，我有些脸红，莫非我内心的小想法被她看穿了，她看到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者。
我有些多变。在来抚顺路11号之前，我曾经一本本地讀鲁迅、托尔斯泰们。我像一个饥不择食者在囫囵吞枣地读，混混沌沌的，结果弄得消化不良。我的精神上有些游移，飘飘忽忽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无法把握自己，我是不是有着某种神经质。1990年代的中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做些什么，我一本本地看那些读不懂的书，究竟是不是为了一个单纯的文学梦。记得还要早一些时候，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一次我在一个修车摊前问修车人的收入，修车人叹了口气说不太好，我竟有些像模像样地跟着叹口气说，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现在想起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来，自己都感到没意思。正如隋彬彬说的，我一副“总是飘在天上”的样子。令我至今想起来都脸红的是，刚刚走进抚顺路11号不久，大家在班上作自我介绍，我在台上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大通，大意是因为读鲁迅、托尔斯泰读得多了，我的理想由爱好文学转到了爱好政治。现在仔细回味，爱好政治是一个怎样的理想呢，莫非自己就是一个官迷。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受了冥冥之中的某些指引，我要表达，我要说出。只是从那次开口以后，我便闭上了我的曾经大言不惭的、无遮拦的嘴巴。但是，我的一些想法依旧像草子一样在内心暗暗地积蓄着，只是越来越杂乱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了害羞的感觉，我尽量把自己藏得更深一些，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我好像明白我在抚顺路11号一开始就说错了话，把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亮给了其他二十九个人。用不了多久，这二十九个人就像二十九台冲天的鼓风机一样把我的大话像风一样吹遍抚顺路11号的角角落落。所有的人都会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的，讥笑着说：看，这就是我们抚顺路11号里的政治家。我感觉每个人看我的目光都是怪怪的。
我有些沮丧，我更加害羞了。我在抚顺路11号里一开始就犯了傻。抚顺路11号变得越来越晦暗起来。我依旧回到我自己，闭着嘴巴回到那些书里去。像冬眠一样，我身体里的那些不安分的东西越来越郁积。狂妄变成了孤傲，我把图书馆想像成我内心发泄或者倾诉的对象。那些书中的人或者精神像青烟一样若有若无地飘出来，然后悄无声息地落到我的身上。就这样，我被慢慢地改变成一个分裂体，开始外表平静、内心更加狂热起来，我想到了朱耷、卡夫卡、梵高这些艺术上的孤僻者。
终于有一天，在抚顺路11号南院的某一天的某一课堂上，我利用一节课构思、草稿，一节课修改、誊写，几天后在《中国青年报》上就见到了我的第一篇千字文。这令我内心更加狂热，表面更加不屑。其实，抚顺路11号里早就有文学社，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与那些人交往过。我独来独往着，我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孤傲。后来，我常常想起彬彬那句话，这多像一颗子弹，狠狠地击中了我虚伪的内心，这令我多了一点点的小害羞，以及小小的温暖。
其实，我还想着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文登的董君晓，我与他没有多少交往，但是他用心写的话真好，我记住，他这样对我说：假如有一间房子，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什么时候我进去坐坐；假如有一本书，你是作者，我是读者，什么时候我翻开读读；一个是那个胖乎乎的、豪爽的青岛女孩逄静，上海实习后不久，她给我写道：什么时候写写我们的上海之旅。
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在抚顺路11号里，那些轻浮的或沉重的、虚幻的或真实的碎屑一点点地飘落，渐渐幻映出二十九张面孔，依旧青春，慢慢清晰起来。原来是他们一直在我内心的最温暖处鼓励着我，警示着我。二十九人分别是：青岛宫相钰、逄敬（女）、万莉莉（女）、范欣（女）、张蕾（女）、郝晗青、高振伦、高绍光，威海刘文平、于涛、王国岩、李秀军、董君晓、车骏鹏、黄燕璐（女）、林丽霞（女），济宁孔令举、尚秋季、吕毅、颜廷刚、徐江晶（女）、隋彬彬（女），滨州周洪峰、赵相民、魏清澈、杨明敏、柏学芹（女）、高立峰，淄博张炜（女）。
最后，我写下，我们这个家庭的家长，班主任沈文清老师，以及相处随便的英语老师生安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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