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涛

　　2016年10月9日近午时分得到许淇先生去世消息之时，我正在包头机场候机赴京。那一刻我的心情平静，没有流泪，只轻轻叹了口气。与单位核实情况后把消息微信发了出去，之后独自对着空旷的停机坪发呆。当夜在清华学区宾馆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睡，夜里几次醒来独坐吸烟，看朋友圈的悼念图文，眼眶开始了潮湿。

　　许淇老师患病已经过去了四年，年近八十的老人被癌症病魔纠缠了一千四百多个日夜该有多么苦痛。期间就有人对我说过：许老师的意志也够坚强的！初闻许老师患此病，我一时非常紧张，有些神经质，甚至进入一种幻觉状态。而许老师和往常一样隔几天就步行来单位取报刊，某一天我正凝神在电脑上写作，许老师突然进来高声喊着：“白，白主席，干嘛呢？”（他经常以此类口吻逗我）我转过头，紧张地笔直站立，片刻竟无语。听到许老师老伴儿在走廊喊他，我才将他送到电梯口。一个人坐定，仍在幻觉之中，一时间以为许老自天边归来，好一阵心慌意乱……

　　许老师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有一回我问他：你吃的什么药，好像挺贵的。他说：治癌症的。美国进口的，专治我这种病。其实，刚查出病症时，癌细胞已经灌满了他全身。许老师儿子北怀是我的党校同学，他电话上对我说：你们也别专门去看他，和平常一样对他就行，让他安静的好。今年七月份，我们去看他，他的两腿已经肿胀的很厉害了，完全是酱紫色的，站立都很困难了。之后就是家——医院——家，在医院北怀对我说：医生说还是让老人在家多待些时日，享受一点家庭的温暖吧……

　　许老师走后的这些天，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去，而是去了远方，又去大兴安岭了，或是去了上海常州珠海，甚至巴黎，那些他从前爱去的地方。

　　结识许老师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时他、我都住在东河。那年夏天，内蒙古二机厂一位写诗的朋友带我去拜见他。许老师住在工业路一处一室半的楼房里，坐在他的书房仅有的一个三人沙发上，与他隔着书桌说话。还有一回，跑车坐公共汽车，坐在机器盖子上，他鼓励我要多写多投。后来他当了文联主席，我也常去他办公室叼着烟闲聊，一副老朋友的样子。之后不久市里分给他一套三室的“高知楼”，最大的一间是他的书房。那书房真够气派的！四五米长的西墙是深色书架，已被各种书籍填满。南边靠窗是书画台，台子旁边是一架巨大的龟背竹。东墙间隔悬挂着几幅由他自己画的水粉小品和瓷盘工艺品。最夺人眼球的是北墙上的许老师一九九二年临摹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巨幅油画《但丁的渡舟》。画面上，头戴月桂花环的罗马诗人维吉尔正引导着他的伙伴但丁乘小舟穿越地狱。船头，一位裹着长条蓝布的赤身男子为其摇橹。浪花翻卷的河水中，几个被罚入地狱者紧紧抓住小船不放。其中还有一个女子，水珠在她身上闪光。风浪中起伏颠簸的小舟，象征着凡世的人们被激情折磨、被死亡威胁的悲剧。每次在他的书房里我都会对此画端详良久。好几次我有意逗他说，把这副画送给我吧，他也只是咧嘴笑笑说：唉，画不动了！再后来，我提醒他这个可别送人或是卖给谁，留着最好。许老师去世后的几天，我去看他的老伴计阿姨，才用手机把此画拍了下来，以作永久的纪念。许淇少年时在上海的苏州美专分校聆听过丰子恺等大家授课，学的就是油画。几十年没丢弃，在文学创作闲暇，他依然经常触碰油彩水粉水墨。在书法上也不让后人，我尤其喜欢他的草书，随兴本然不拘一格，笔墨间文气灵性尽现，特别是书法条幅的唐人绝句最有味道，百看不厌。至于他的散文诗、散文等文字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自1958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处女作《大青山赞》至2015年4月500万字的《许淇文集》的出版，即是他文学创作的实绩。

　　二零零三年夏，我和许淇等人去呼伦贝尔，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室韦，他掏出两根雪茄，递给我一根，点火猛吸却不冒烟，一看那雪茄上有好几个小洞，是生了虫子嗑的，走风漏气咋能吸着呢！我笑着问：此货存了几年了？他略带羞赧地说：嘿嘿，还能抽还能抽嘛！在白鹿岛午饭时，饭店经理上来说：许老師，你不认识我了？我还是你的学生呢！我挺纳闷，不会吧，这么远的地方还有他的学生？陪同的作家诺敏说：许老师十几年前来做过讲座，这儿他的学生可多了！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几个人到黄河边游玩，偶遇一对南方来的年轻人，他们问：许淇是在你们包头吧？由此可见许淇的影响有多远了。还有一位文友对我讲，说他在广州与当地人聚餐，席间一位领导大谈许淇作品如何如何，也可佐证许淇在当今文坛的知名度。从在额尔古纳河边抽雪茄的细节就能看得出，许淇在生活上对自己非常节俭，有点儿好烟好酒他不舍得自己享用，总留着和别人一齐分享。十几年来，每逢大年初二，我们几个在包头的“呦呦”诗友去给他拜年，他早就把洋酒茅台酒、小吃和好烟摆上，一矣落座，我们便开始大快朵颐了。计阿姨每回都说许老师是老抠门了，你们叫他多请客、花他的钱！许淇抠门之说，可谓基本属实。有一回他请我和另一个人吃巴西烤肉，他背着一个大包来了，包里装着一瓶一块多钱的玻璃瓶铁皮盖儿的红星二锅头和几个易拉罐啤酒，那啤酒罐上有一层落尘，他用餐巾纸擦了好一阵子。我也借机把许淇先生好好逗笑了半天。这也成了他唯一请过我的一顿饭，想来这也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一九八五年我们成立了“呦呦”诗社，许淇给予了很大帮助，每回“呦呦”同仁聚会，我们用自行车带着他在包头大街上四处找饭馆，他根本不在乎，和我们一起吃涮肉喝低档白酒，俨然是我们的朋友，“呦呦”中的一员。虽然他是我们的长辈，相处在一起就如同诗友弟兄，我们“呦呦”中的各位都与他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情，梁粱、童华、剑华、钟涛、蒙原、赵飞、贾志义、张俊刚、冰峰，等等。和他在一起，你获得的是真诚快乐，友情亲情。这就是许淇，一个纯粹的文人。一次聚会上，许老师先唱了《三套车》，我们觉得不过瘾，又请他唱江南小曲儿，许淇是上海人，唱起苏州评弹来那是没说的，绝对够味儿。那次，到最后我们血脉喷张地齐唱了《国际歌》。同样情景在山西灵石也有过一回，我们的歌声在餐厅震响，引得饭店厨师们带着白色大高帽子从厨房跑过来观看，唱的其他食客均落荒而逃！那些当地人哪见过这种阵势，几次问我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却笑而不答。“呦呦”诗社是一根情感线、诗意线，串起了包头几代诗人，从新中国以来的以戈非、纪征民、许淇等的第一代算起，到今天的80，90后，有三、四代人了。老一辈诗人中，许淇和我们走的最近，感情也最深厚！我们和他一块儿邀请过公刘、刘虔来包头。我和他一起陪刘虔到达茂草原，在蒙古包里诗人嘎·刚特木尔为我们唱《母亲》，一曲未落，许淇眼中已是泪水盈盈了。

　　许淇对草原对大森林是有感情的，光是呼伦贝尔他就去过不下六七次。早在一九八三年，他正在兴安岭里坐着小火车转悠，包头市委的电话追到海拉尔，又辗转几次才找到他，令他速归，回来就直接当了文联主席，并连续干了两届。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跟他聊天儿，他正襟危坐地说：我是政治家！我即刻大睁双眼，讪笑不止，他露出诧异的表情：你笑什么？我说：你是政治家？你做个政客都恐怕很难及格呢吧！他说：真的是这样么？随即露出他那特有的略带腼腆的微笑，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许淇为人慈善，慈不掌兵，许淇是一个连命令式的话都不会说的人，玩弄权术就更不沾边了。文学是使人向善的事业，因为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文学和艺术的追求之上，那点儿小权小利对他毫无吸引力。一般人不好理解，现在看来，先生的选择和做法才是最好、最恰当、最值得的。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就必须心无旁顾，并一直走下去。

　　许淇身上有一种令我特别仰慕的文人气质，这种气质纯文人才会有。这种气质，只有经年累月的读书写作才能幻化而成，别无他法。诗文与书画交融浸染，使得许淇具备了某种超然的大家风采。我也曾猜想，许淇的心里也许装着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由吧？

　　许淇先生特爱照相，好多摄影家都为他拍过人像照，那些留下来的照片上，许淇的风采一如当年。

　　如今先生离开了我们，这些天来，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去，只不过是又出了一趟远门，又去大兴安岭了，那里有他几十年的老朋友在等他，他眼里最柔美的激流河、白桦林和小村落在等他。他的灵感、激情和灵魂都在那里，他的梦也在那里。先生带着他的文学梦艺术梦，悄然远行，正走在通往森林与草原的路上。

　　行文至此，许淇写在但丁故居的诗句浮上心头：“我们心中没有了阿特丽丝（但丁的初恋情人），谁引领我们抵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