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

　　

　　丛生的芭茅草，是岁月赐予的布景，童年的身影，依旧在成群的啁啾，成群的跳跃。灵魂是欢唱的鸟儿，离不开栖息的枝桠，无法走向儿时的渡口，在芭茅草间嗅闻，记忆的流年……

　　一

　　沅水流经一个叫回龙湾的地方，蜿蜒成袅娜远去的炊烟。相传，有一条龙精告别洪江去别处继续修炼时，想起了多年相处的五溪百姓，有些恋恋不舍，回首转身致意时，龙尾摆动，把河岸摆出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河湾。回龙湾，因此而得名。

　　我家住在回龙湾大队部旁。幼时，父母不是开渠灌田，就是拦河修坝。望着父母远去的背影，我时常哭闹不止。母亲返回连哄带骗，说要走很远的路，要过河，还要爬山。我不知道远方到底有多远，只知道哭停后，静默地趴在堂屋的门槛前，目光穿过一条马路和一条沅水，望着回龙湾对岸的重峦叠嶂出神。回龙湾水面阔朗，湾泊全是排筏。河岸，堆叠着用篾缆捆扎好的堆码整齐的木头。沿河的吊脚楼上，篾缆顺着十米高的脚柱自然下垂，又在山脚的岩石上自然成卷。扎排时，排工号子此起彼伏，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伙计们唻嗬嗨——嗨，嗨！要用劲唻！”

　　“嗨呀唑唻，唑唻呀，四两力气嗨呀唑唻，用力撬唻，嗨呀唑喂……”

　　一人领唱众人和，声音粗犷悦耳，飘荡在白云间，遥遥的，悠悠的。

　　堂屋后面灶屋旁的小木房里，因风湿而致双腿瘫痪的奶奶坐在床沿，身穿斜襟盘扣青灰布衣，脑后梳光洁的发髻，脚穿布鞋踩踏在父亲为她搭起的长木板上。床底放着两个红漆木箱子，就连我父亲——奶奶心爱的儿子，也未敢轻易碰触，床铺旁边，摆放着几个绘有青花的瓷瓶。奶奶矜持端庄，从不和外人谈及她的心事与过往。她永远端坐在旧罗帐前，听着我的哭闹却又无能为力，只是唤着我的小名，继而发出幽怨的叹气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弥散在狭窄的空间里。

　　稍大时，我可以翻过门槛，到外面去找大孩子玩耍。我腰间系着用硬纸片制成的“腰带”，挥舞着用硬纸片折叠的“手枪”，跌跌撞撞地跟随着一群孩子，冲锋陷阵呼啸而过。河岸边，一个由篾缆社改造过来的纸箱厂，里面仍旧囤积着成卷的篾缆，那里成为孩子们抓“鬼子”、捉迷藏的好场所。篾缆社旁边，有一个机械码头。斜坡上有四根长长的铁轨，在铁轨上端和下端各有一辆在一根铁缆上牵扯的车厢，由一个人在机械码头上方掌控车厢的运送。车厢装满货物往下送时，下面的空车厢就在装有货物的车厢的拉力下同时往上行驶。在河岸边，有一个由很多根木头堆扎起来的木墩，牢牢挡住从上面滑下来的车厢。当把上面的空车厢顺着铁轨滚下去时，下面装有货物的车厢就会往上运动。车厢运的最多的是黄豆。我们有时拿着搪瓷杯，在机械码头边捡从车厢里撒落下来的黄豆。吊脚楼上垂下来的篾缆像小姑娘的发辫，我和小伙伴们在沅水岸边玩耍，见到断了的竹篾就捡起来带回家当柴烧。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奶奶也有舒心富足的时候。每到柚子成熟时，父亲从车站溪边的柚子树上摘回柚子，摆在奶奶床前。奶奶虽足不出户，也能一个不剩地把柚子卖掉。闲时，奶奶把硬币五分、一角、一元的数好，用牛皮纸包个结实，她不能走动，就叫比我大点的姐姐装进一个瓷瓶里存放好。或许奶奶孤独久了，她总要因为鸡毛蒜皮的事与母亲争个面红耳赤。母亲很委屈，每天在外没命地挣工分，回到家还要受奶奶的冤枉气。父亲告诉奶奶，现在生产队里每个人都靠力气挣钱，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要奶奶别来添乱了。有时母亲气不过，把奶奶的房门挂上，扛着锄头忙活去了。奶奶听见母亲走远了，就唤我去开门。我听话的站在搬来的木凳上，拉开门挂把门推开。奶奶去世后，那些硬币被母亲翻找出来，作为贴补家用，帮我们全家度过了最贫困、最艰难的时期。

　　一年春节刚过，母亲把弟弟、姐姐和我唤到身边，吩咐我们不要走远，说等会儿把家具搬到船上，我们就坐船去一个叫茅州的地方了。家具就两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四方饭桌，四张木椅，再就是棉被、衣物和碗具。我们上了一艘停泊在岸边的机帆船，母亲双手搭在弟弟和我的肩上，要我们多看看那幢我们住过的木房子。岸上，铁匠铺子里的炉火被那一米多长的圆桶状风箱扇得正旺，蓝盈盈的火苗窜得老高，腰扎牛皮围裙的老铁匠师傅，叮叮当当的打着铁。我和弟弟进了船舱后，我伸长脖子往外瞧。船开了，机帆船笃笃的声音把打铁声吞没，熟悉的木房子在视野里渐行渐远。母亲一直坐在船尾面朝回龙湾，幼小的我却并不知道那时母亲在想着什么。

　　二

　　茅洲，芭茅丛生，三面环水，远看似一座孤岛。

　　岸边，站着几个已经迁入茅洲的壮实汉子。他们看到我们的机帆船，老远就挥手招呼。父亲站在船头，一边爽朗的应和，一边喊着他们的名字。

　　一块儿又长又厚实的跳板搭向岸边，一双粗壮的手把姐姐和弟弟一手抓一个抱下了船，我也被伸过来的手拽住腋窝上了岸。岸上的男人都很彪悍，初春就开始赤着脚，胸背上的肌肉充满力量。他们上船帮忙扛运家具，姐姐、弟弟和我则跟着母亲沿着岸边一条小路走到一个坪院前。一树桃红在路边开得正旺，那树无邪、粉嫩至今都开在我的记忆里。

　　幼时的我围一件碎花小围兜，很腼腆，见着陌生的面孔就害羞。坪院前，我扯着母亲的衣角在她身后不敢看生人，妇女们逗乐说我是“夹尾巴”（拘束，不肯叫人），这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气愤地撒腿就向河边奔去，沿着来时的方向边哭边往回跑。在长满流苏似得芦苇丛中我晃动着小小的倔强的身影，棉鞋和棉裤都被露水浸湿了也不管不顾，任凭身后的母亲又气又恼地边追边喊。前方没路了，懵懂无知的我仍往水里趟。劳作中的父亲看见丢下了手中的活，抄了一段近路赶上我，把我抱上了岸。茅州，就在我不情不愿里成为我生命的第二故乡。

　　我们一家挤住在这样的公房里。一幢木房子一共三间，中间是堂屋，修有两家灶，给两边住户人家用。我们一家五口人住一间，还有一家与我们打对门。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等天气好转，父亲和乡亲们一起动手，在公房前面修了一幢小木屋。上梁的那天放了很多鞭炮，大人们在屋梁上撒糖下来，小孩子们像过年一样捡着吃，那样的快乐是现在的小孩无法享受到的，别有一番情趣。

　　鸡叫头遍的时候村庄醒来，父亲和母亲就着窗前薄明的曙色起床，轻手轻脚地套上衣服，取下挂在墙角的铁钩木扁担，轻轻地开门、掩门，走到屋檐下用木扁担一头勾起一只箢箕，向村头走去。鸡叫二遍的时候，我在被窝里翻了一个身，把一只耳朵朝向窗口，微闭着眼睛，在黎明巨大的寂静里，我听到左邻右舍的木门懒洋洋的哈欠声，悉悉索索的走路声，箢箕一路叽咕的哼唱声。新的一天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父亲是茅州农场场长，他要带领乡亲们在拦河大坝内开辟出新农田来。“嘣”的一声巨响，土炮从山脚炸开土方，泥土的芬芳夹杂着浓浓的硝烟味四处弥散。男女老少齐上阵，铲的铲，挑的挑，个个精神抖擞，你追我赶。面面红旗插在土车上，插在箩筐里，红旗招展，心情激荡，衣服被汗湿了，肚子饿了，全都不顾。一担泥土堆得冒尖，一根扁担晃悠悠，百十斤的重担压在母亲的肩膀上，左肩挑疼了，换右肩，累得龇牙咧嘴，黑汗直流，只能是忍着，重担面前从来不曾输给任何一个人。晚上，父亲从抽屉里拿出工作本，把每个人的工分用"正"字记上。劳累后休憩下来的乡亲们围坐在我家并不宽敞的空间谈天说地，有时父亲边拉二胡边唱歌给乡亲们听，有时母亲也凑热闹，吹起了笛子，人们似乎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疲惫，每天都是激情澎湃的日子。

　　家里的箢箕好多担。一只箢箕坏了，重新组合，凑成一担，继续挑土担物。开春清渠道淤泥的时候，箢箕的用场最大，一担一担的，劳力挖泥，妇女挑，妇女挑累了，劳力接着挑。青壮年劳力还挑起转担来，何谓转担呢？一个人准备两担箢箕，装满泥土，先挑起一担快步如飞，走一定距离后放下，再转身去挑另外一担，就这样往返，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

　　村里家家户户的门角摆满了扁担。有杉木做的，有楠竹做的。母亲的扁担比父亲的小巧，是父亲砍公房旁边的楠竹做成的。“哗——”，一根竹子从根部就剖成两块，削去粗糙的部分，砂纸打磨，一根扁担就成了。为了增加扁担韧性，还架火烤它。破开的竹子有一层薄薄的竹膜，母亲笛子吹得清脆，笛子上就贴着竹膜。

　　农村的屋檐下都有一块儿被磨得像一只马鞍的二寸厚青石。下雨天，父亲不出去干活。他用脸盆接了屋檐水，蹲在檐下，把锄头、铁铲或铁锹放到磨石上，边磨边浇水，刀梭磨得锃亮风快。长期开荒播种，耕田劳作，连农具木头把手也被摩擦得泛着光亮。

　　姐姐和邻居的哥哥、姐姐去河对岸育红小学上学，没有玩伴的我并不孤单。我更多的时光是在枣树上、梨树上练习攀爬，在河岸的草地上翻跟斗，用竹叶做成口哨，吹出尖利的声音。有时用小刀削下一根细竹枝做小弓箭，玩射麻雀的游戏。有时玩累了，静坐在公房门槛上，看江南碧蓝澄澈的天空流岚飞度，河对岸的下课钟声敲响，哥哥姐姐们的嬉闹欢笑声飘过沅水传到耳畔，心里偶尔会升腾起一丝莫名的孤独，一颗渴望的心如飞鸟载着阳光飞向河对岸绿茵的树丛、山巅，飞向遥不可知的远方。

　　三

　　小时候我孤僻，说话很迟，发音不准，常把"三"读成“翻”。弟弟是家里的老三，大家叫他“三三”，我的舌头不听使唤，总把“三三”叫成“翻翻”。大人们越是逗我，我越紧张。为了报名时能顺利通过，姐姐开始教我从一数到一百，并不断纠正我的发音。让父母欣慰的是，我并不笨，只需姐姐教几遍，我就能从一数到一百。

　　大公鸡喔喔鸣叫，鸟雀啁啾于树梢。人们从一夜的酣睡中醒来，袅袅升起的炊烟钓出一轮胭脂红的太阳，朝霞染红天边。村子里的女人们提着一竹篮衣服来到河边，把衣服放在鹅卵石上，抡起棒槌捶打衣服。我们总以河面上的“吱呀——吱呀”的摇橹声和“嘭嘭嘭——嘭嘭嘭”年轻女人们的杵衣声作为起床的铃声，背着书包，坐船到对岸上学。我们是姐姐、左邻右舍的姐姐和哥哥。我们大多数肩上斜挎一个绿色的军用包，包上有一颗红五星，也有斜挎母亲缝制的布包。年龄大的，还会有一个与军用包交叉斜挎的军用水壶。

　　渡船的船篷用竹篾搭成，船身布满纵横交错的木纹，奇形怪状的树结疤，坐上去稳妥踏实。船夫是个年轻后生，有哪些孩子渡船读书他心中有数。他看读书的人都上船了，就用长篙将船撑向河心，立着马步，一点头一拱背向前划去。木船载着我们飘荡在潋滟的水面上，清澈的沅水被犁起阵阵涟漪。那时我看映在水面的蓝天和白云出神，感觉自己多么像一只燕子正在轻盈地在天空翱翔。

　　渡船渐渐靠岸，年轻后生把长篙用劲儿往岸边一插，就像一根定海神针，将船定住。一群孩子下船后，飞快地穿过岸边围筑篱笆的菜园子，奔向校园。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师傅，手拿铁锤敲响挂在大树下的一个生锈的大铁圈。“当当——当当——当当——”上课的钟声催促着孩子一溜烟地跑进各自教室。顷刻间，朗朗的读书声飘荡在校园上空。

　　下课了，男孩子滚铁环，打飞板儿，抽陀螺，女孩子踢毽子，跳橡皮筋，一边玩一边还唱着童谣，“江姐江姐好江姐，你为人民洒鲜血……”还有“周扒皮，五十一，半夜三更来偷鸡。……”也不知道这些童谣都是谁编的，竟那么朗朗上口。

　　接连几天暴雨连连，小河发洪水了，渡船便被一根铁链拴在一棵大树下。渡船人见河水没有涨高的趋势，就会依旧载着我们过河。有时会遇到上游突发洪水下来，我们放学后，无论怎么叫船过河，那边的人都不敢轻易划船过来，大人们也是空着急，在对岸站着，见到自己的小孩在等船过河时，便扯着嗓门告诉孩子别着急，和大家一起沿着河岸山腰的小路，走到贮木场坐客班船过河，再沿着河岸山路走回家。小点儿的在大点儿孩子的带领下终于回到各自的家。看着抹黑顺利返家的孩子，母亲焦急不安的心才算平静下来。这时她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祈吓”。农村里都用木柴灶， 灶门口的外额上结的一层黑霜，那是烧掉很多草木后结出来的，叫百草霜。母亲把我们轮番抱到灶门前作揖祈福，轻声念念有词：“灶神菩萨，保佑我的孩子平安、健康……”母亲抓住孩子的手作三个揖，用食指在灶门口外额上抹一些黑霜，画一个十字到我们额前。打我记事起，母亲每个晚上都这么做完，她才会安心地睡去。

　　茅州农场有一座一高一低相连的拦河大坝，是父亲和乡亲们修筑的。凶猛的洪水越过那截低矮的河坝，将开辟出的二百多亩田地淹没。洪水稍退后，大人们在坝內淤水塘里捡河鱼。坝外，滚滚洪水拍打着坝堤，我支棱着发辫，和几个小伙伴奔跑在高一截的坝上，我们要跑到这截坝的尽头去看洪水，往洪水里掷石子。眼见前面就是一截低坝了，洪水几乎与之齐平，猛兽般的洪水，把我们吓傻了眼，终于停住不前了。这时，才听到坝內的母亲心急如焚地呼喊。多年后，母亲每次忆起这件事仍是心惊胆寒。

　　为了避开洪水，农场只种中稻。稻田被分割成一块块的长方形，碧青碧青的稻田，我走在那儿只要一蹲身，谁也找不到我。我额头和背心冒着汗，趴在田埂上挖蛐蛐，寻野花，数花瓣的个数给自己算命，撕开草梗看天晴下雨，或者用线绑了蝗虫，垂在稻秆上一晃一晃地逗青蛙。空气中青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还有肥料的沤味，把属于自己的绿色天地挤得满满当当。

　　四

　　姐姐读初中时，要渡河到对岸，走二十几分钟的山路到穿岩山后，再坐船到一所中学就读。家里三个小孩要读书，母亲每天为孩子的安全揪心，就和父亲商量搬迁的事。茅州农场的前景并不乐观，于是父亲也就答应了下来。

　　迁出茅州后，我们先是住在姑姑的茅草房里，后又买了生产队的空木房子。这空木房子原是社员们劳动后休憩歇凉的。勤劳的父亲用土砖在房柱间砌好墙，母亲将房顶用报纸敷好，折个吉日就搬了进去。

　　那时一件衣服穿个十年八年是很正常的事情。我长得快，妈妈有一个绝活，就是找一块儿颜色极近的布料，把姐姐穿过的衣服衣摆和袖口接长一段，我接着穿，不仅实用，还给人一种装饰感。要是谁穿上土布料、卡其布料、灯草绒的衣服，那都是很拽的人穿的。

　　江南的农村，庄稼地都是沿山体开垦出来的，将粪挑到田间地头是农村里常见的画面，在我头脑里是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一担粪便从我面前经过，我是从不敢皱眉或捂上鼻子跑开的，我害怕母亲那双怒目圆睁的眼睛。记得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在邻居家的院门前跳皮筋，母亲正好挑着一担粪桶经过，我的玩伴们见了，飞快地捂着鼻子跑开，我看他们跑了，不好意思也跟着跑。那天，母亲的脸很难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回家后，母亲把我打了一顿，说她最难过的是看见我也跑开。从此，我无论见着谁肩挑一担粪桶，即使离我很远向我走来，我也不会躲开粪臭，勇敢地迎上去。与粪桶擦肩而过时很尴尬，总觉得挑粪的人眼睛盯着你，我明知道很臭，但内心还要装着没那么回事一样，只顾低头匆匆而过。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种心理更多的来自对母亲的敬畏与尊重。

　　大集体时，牛棚是生产队积农家肥的主要指望，社员们每次去淘牛粪料，都可以堆得像一个小土丘似的，踩严实后，从河塘里挖来稀泥，将牛粪料的表面抹上，稀泥严整光滑，利于牛粪料发酵烂透。为了积肥，家家养猪，农户不间断的给猪舍垫些草渣和树叶，村里派社员挨家挨户的把猪粪从猪圈里用铁耙掏出来，叫“收灰粪”。按装满大箢箕担数给农户记工分。

　　农村里猪多，猪食都是从山上割来的。一放学，母亲就把背篓递到我面前：“去，上山打篓猪草来。”我背起竹篓满山坡找猪草。猪草长势旺时，我会把背篓的角角落落装满回家，母亲接过背篓用手一按，扎扎实实的一背篓猪草。可扯猪草的人多，有时我常常不知道该到哪座山上去找猪草，回家时，背篓总装不满。每遇此时，母亲就会带着不甚严厉的苛责：“扯了几根癞毛，猪够吃吗？”我明白母亲心里隐含多少烦忧，任凭她的斥责，心里存着深深的对母亲的愧疚。

　　老家的房前屋后只要有一点儿空地，不是去栽树就是种菜。为了防止鸡鸭的践踏，大人们习惯用树枝、桔梗、渔网围成篱笆。“一个篱笆三个桩”，打篱笆要先钉好桩，然后插枝，再用草蔓或竹篾来把篱笆夹绞紧，在进出方便的地方留一篱笆门。土地分产到户后，篱笆门一关，扯猪草的人看到门内青草长得再旺，也不敢进去扯猪草。

　　家里开始烧煤炉子。煤炉子是圆柱形的，灰头灰脑的放得下三个藕煤。拉拉煤盖，蓝色火苗从蜂窝里直往上蹿。藕煤可以常年不熄火，换下最低下的那个藕煤，再依次将中间的藕煤放到最下面，新鲜的煤放在最上面。燃过的藕煤母亲积攒在那里，等完全冷却后用盒子装好，等有了几十个，母亲将它们捣碎，用来铺路。

　　我时常光顾小人书摊。小人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连环画，一本本的，有摆在地上的，有挂在书架上的。很简陋的书架，一个木框，横着扯几根细绳，书就挂在绳上。二分钱看一本。小人书的人物，画得生动、形象，文字也通俗易懂。

　　家里大概在1984年有了第一辆自行车，这简直是家里的一件大事，为此我兴奋了一个多月，天天奋战学车，直到可以“骑杠子”了。所谓“骑杠子”，就是人太小，还坐不上自行车的坐垫，只能骑在前面的杠子上。擦钢丝是当时有车族的必修课，在轮子上的钢丝有几十根，日晒雨淋，不久就生锈的了。于是，就必须蘸着汽油用棉纱猛擦，擦亮以后还要抹上黄油，钢丝就银光铮亮。

　　那时一放学，我就骑着单车沿着沅水岸边的公路飞驰。一路上，身后闪过金黄的稻田，青翠的竹林，还有沅水滩涂上茫茫一片的芦花。每当回忆骑单车的时光，只觉得自己在时光的隧道中奔跑、奔跑，最后如烟般消散，连风也无法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