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嗒嘀嗒、嗒嘀嗒......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旋律，伴我走过童年和少年。某个夜晚，忽然被这个熟悉的旋律唤醒，眼前出现了高道、渣罐、马路尽头的桥洞，以及花姨家那台红灯牌收音机。
花姨一家是后来户，记不起哪一年搬来。童年的印象里，最不敢惹的一个人是花姨的闺女叶梅，细长眼、吊梢眉，说话嘎巴溜脆。就连大人们的哪句话不中听了，她眼睛立时变了形，两弯眉毛分左右向上挑起。叶梅是我们班的插班生，刚来时跟我同桌，我和她课桌中间有若干条深浅不一、颜色不同的“三八线”。颜色陈旧一些、居中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颜色最浅、明显靠近我这面的一条是我和她多次摩擦战争后的产物。从课桌上疆域的划分就能看出，最终战争的结果是以我的失败告终。
她制裁我的方法很多，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堵在她家门口，不让我去她家听评书，最严厉的方法就是把我当天在学校的劣迹噼里啪啦地数落给我的父母。
幸好还有花姨，往往是她的一声呵斥，门口那双眼睛会恨恨地剜我一下悻悻离去。逢到小雪季节，我们家总要杀一只羊，这时的叶梅忽然对我好起来。当然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她是在惦记羊腿上那四块火柴盒大小、四角突起中间凹下去的小骨头，她们叫“嘎啦咔”。
杀了羊，父亲会用一把尖刀细细地剔出羊肉，卷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卷儿放到院里背阴地儿用盆扣住，用来过年包饺子。我们兄弟几个则热切地盼着炖骨头。母亲炖骨头的日子不具体，说不上是哪一天，也许是在某个黄昏放学回来，或许是在某个周日的下午疯跑回家，院子里便溢满了羊肉的清香。
我们家清一色的男孩，没人玩那四块小骨头，因而我就有了要挟她的资本。老师留的所有作业中，最头痛的是抄课文，那段日子里，这项作业基本不用写，全部由她替代。
叶梅给自己写作业时的字规规矩矩，有板有眼，替我抄课文，几乎是龙飞凤舞，极其潦草。尤其是字中的撇捺，更像她发怒时的眉毛。
为了更长久地使用这个劳务，我采取的手段是拖，无限期地往后拖，即便是我们家吃完了骨头，四块小骨头已经在手，我也瞒着她。
叶梅的嗅觉灵，哪怕是我家头一天晚上吃的骨头，到了第二天上学，她只需皱着眉头在我身上嗅嗅，便会伸手朝我要。瞒是瞒不过，往往抵赖说骨头只是炖了一部分，你要的骨头没吃出来。实在抵赖不过，就拿一两块小骨头给她。
叶梅很精，虽然明白我的伎俩，偏又无计可施，生闷气的同时卯足了劲等着，等着的过程中，又把我的劣迹一点点攒着。羊骨头一旦到手，马上采取最严厉的报复。被父亲打得最狠的一回，就是来自叶梅的报复。
她可能也没想到，如此多的劣迹对于我的后果远比她想象中严重，吓坏了，慌着跑到街上喊回了母亲和她妈，又死命地抱住父亲的一只胳膊。
花姨隔在中间喊：快跑啊！
母亲对我最中肯的一个评价是：记吃不记打。
好像是小学四年级的样子，我们班的班主任换了，由美术老师换成了语文老师。某天下午，她抱着一摞作业本走进教室，砰地一声把作业本蹾在讲桌上点了几个名字。几个同学站起来后，她拎着叶梅她爸做的大教鞭走下讲台，戳点着刘红旗说：你是不是觉得你挺聪明！是不是以为我眼瞎！课文跳着抄，我让你跳、我让你跳！
教鞭啪啪地落在刘红旗的身上。
还有你们几个，挺有办法啊！一次用两根笔抄，我让你偷懒、我让你偷懒......
语文老师一边教训他们一边往后走，我扭头冲刘红旗做着鬼脸，刘红旗没搭理我。几个同学都被教训完后，她回到讲台上忽然点着我的名字说：你是不是挺得意？你是不是以为我看不出你这跳梁小丑的小动作！刘红旗跳着抄课文可恶，你干脆让别人替你抄，是不是更可恶！老实给我交代，谁替你抄的？
我喏喏地说：没......没......
老师冲下来，本子摔到我的桌子上挥舞教鞭抽打着我说：“我让你说谎、我让你说谎！本事挺大，还会剥削压迫别人。叶梅极度紧张，脸通红。
“老实交代！谁给你写的作业！
叶梅的脸上现出了惊恐，她的身子似乎在发抖。
我咬着牙就是不做声。
“哼，想学江姐、刘胡兰是不是！我就不信你今天不开口。张叶梅，你今天中午回家把他的父母给我叫来！”
老师的话绝对是圣旨，张叶梅选择了我的母亲，她怕我父亲揍我。我最终也没说出是叶梅替我抄的课文，实在被逼急了，拉出二哥充数。母亲当时没说什么，回家的路上，我磨磨蹭蹭拖延着，想拖到父亲上中班走后。快到家时，父亲恰好跨上车子走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父亲的惩罚雷厉风行，母亲的惩戒却绵里藏针。她的惩戒主要是因为我说谎，罚我在炕沿下站了半宿。另一个惩罚是天天抄课文，抄不完不许吃饭。她不识字，吃饭前，会隔着墙喊叶梅过来，让她检查，合格后方能端碗。
惩罚整整持续了大半年。
花姨
每天依旧行走在从厂区到市区的路上，与年少时不同的是，那时由西向东，如今是由东向西，出发地变成了目的地。
童年生活中的花姨不可或缺。
花姨喜欢花，很少能养活，她家的空花盆远比花多；花姨喜欢男孩，却有四个女儿。四弟和花姨家的秀秀同年出生，伺候母亲坐月子的二姨建议两家把孩子换了养。
父亲起先不置可否，后来说啥也不同意。虽然父亲不同意，但并没有影响到两家的关系。母亲的奶水不好，四弟好多时候是在争秀秀的奶水，等他歪歪斜斜能走路的时候，经常是睡在花姨家。
我们的童年基本上是放养，我和叶梅都有任务，她出来玩时要带着秀秀，我出来玩时带着四弟。
有那么一天，花姨家的抱窝鸡领着一群鸡崽子吵吵嚷嚷地进了院子东游西逛着。四弟尚小，一手提着小铁碗、一手拿着勺子侧着脸瞅着那些鸡发呆。碗斜着，他身后的老山羊悄悄地用力抻着脖子去探碗里的米饭，黄橙橙的眼睛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着亮晶晶的光。
四弟虽说盯着鸡却也没忘了吃饭，老山羊长长的脸快触到米饭时，四弟会很及时地把碗收到胸前，舀两口吃。提着碗的手便又慢慢垂到身侧。阴差阳错，老山羊始终没有吃到四弟碗里的米饭，看着甚是可笑。忙忙活活的母亲从我身后瞥到了这一幕，她一声吆喝，四弟提着碗的手快速抽回，碗被老山羊的下巴刮掉了，小米饭撒了一地，花姨家的抱窝鸡咕咕咕地叫着扑上前，它身后的小鸡仔跟着蜂拥而上。
四弟哇哇地哭嚎起来，老山羊迅疾地去吃地上的米饭，抱窝鸡咯咯地叫着给它的孩子发出警告。
花姨可能是听到了抱窝鸡叫声的异常，匆匆赶过来，麻利地捡起地上的碗呵斥着她家的鸡乖哄着四弟。母亲一边向外走着一边责骂着我。
秀秀远不似她姐姐叶梅泼辣，总是怯怯的样子，很爱哭。
四弟搡她一把，她哭；四弟抢了她东西；她哭，四弟用脚蹭掉她在地上画的格子，她还是哭。遇到他们俩发生纠纷，母亲不问青红皂白，首先责骂的是四弟。花姨常说的一句是：你呀你，怎么又欺负秀秀，我还说将来把秀秀说给你呢。
稍稍大了后，我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所谓的“说给你”是嫁给你的意思。
冬天黑得早，我们睡得也早，母亲这时会在灯下缝补我们挂坏、磨破的衣裳，花姨经常过来串门子。她有时会把手忽然探进我热乎乎的被窝摸一把，我的脸涨得通红，双手紧紧攥住被角，下巴死死抵住双手，防止她再次开我玩笑。她往往会哈哈地笑着说：嘿，长大了，懂得羞了。然后坐在炕沿上跟母亲唠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说不了几句又风风火火地去了。
有一阵子，她心血来潮，觉得我和叶梅挺般配。她和母亲说这话时，母亲手里的针在头上篦了篦，撩她一眼笑着说：你们家的那个刁丫头我们可不敢要。母亲的话越发提起了花姨的兴致，她连比划带说地讲起了将来。语言生动，动作形象，一幅和谐温馨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母亲含着笑，时不时瞟一眼东屋里学习的我，查看她们说话是不是影响到了我的学习。
“妈，菜都糊了！”
循着声音侧头瞥去，叶梅吊着眼角拉长了脸站在窗外。
那时的我已经是初二的学生，我和叶梅还在同一所中学，但不是一个班级，叶梅在快班，我在慢班。学校在市区，家在厂区，十几里地的样子。逢到冬天上学，天还黑着。叶梅出门时，花姨便隔着墙喊一声，母亲就督促我赶紧出门。
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叶梅在前我在后，总保持着一段距离，基本上没说过几句话。此时的叶梅也不似小时那么刁了。
初三开学不久，学校取消了快慢班，把所有学生打乱了重新分了班，叶梅和我再次分到同一个班级。我在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后，再次被父亲重重责打，这回可不是叶梅告状，而是我的成绩。
母亲跟花姨愁眉不展地絮叨我的将来，并提起了当年叶梅检查我抄课文，语文成绩上升很快。花姨爽快地说：让他放学回来后去我们家跟着叶梅一起学吧。
我们俩再次在家里成了同桌。
真正激起我学习热情的是一道物理力学上的课外题。叶梅在草稿纸上写了一大片，也没得出结果。我的作业已经写完，母亲规定不到九点半不许回家睡觉。我隔着桌子瞧着叶梅的题目，顺手在草稿纸上划拉着，费了一番心思，得出了结果，顺手把草稿纸推给她。
叶梅看了好一阵恍然大悟，她抿着嘴笑了。刹那间，我忽然发现叶梅笑的时候挺漂亮。渐渐地，我学会了照镜子，每次去花姨家学习都要照照镜子。叶梅的问题也慢慢多起来。每逢新课，她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回来后往往会随口问我一句，解答让她满意了，她会浅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咖啡色的话梅糖给我；解答不了，脸上便现出了很失望的表情，埋下头死抠。
为了应付叶梅的提问，我每天都要被迫提前预习第二日的课程。理科原本就是我的强项，成绩提升非常快，尤其是新开的化学，期末考试居然得了满分。
临近中考，叶梅她爸出了工伤，残了一条腿，叶梅的人生就此转变了方向，她没有考高中，而是考取了一所护校。
后来，我们家和叶梅家先后搬离了厂区，失去了联络。叶梅她爸去世那年，母亲不知怎么得了消息，让我和四弟过去给帮忙。再次见到叶梅，她已经离婚。花姨也老了，拉着我的手絮叨着当年的我和叶梅。叶梅眉毛往上一挑，一声断喝，花姨住了嘴，我忽然觉得曾经的叶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令箭荷花
小学一二年级时，我上学的路径很规矩。从家出来，沿小路斜插到南边一条东西走向比较宽阔的土路，土路与由北至南而来的一条马路在桥洞的入口处会合，马路在这里转个弯一头攮进桥洞里。
桥洞上边是一条平行于马路的高道，常年有火车拖着渣罐往复。夜晚，每次倾倒渣水，南边的天被渣水染红了半边，煞是好看。
三四年级，早上上学的路径没什么变化，到了下午上学，就不一定从哪里走了。偶尔会从高道上翻过去，跨过高道上的铁路，往往会同三两个同学一溜排开，站在同一条线上，掏出小家伙，挺着肚子，奋力向前嗤着，比一比谁嗤得最远。这时的嘴里还一起喊着：一鸡鸡，二鸡鸡，谁不撒尿烂鸡鸡。
这个游戏玩了很长一段时间，若不是猪司令的弟弟中午闹肚子，下午想拼个第一，用劲时把一股稀屎喷到裤子里，也许还会玩下去。
我们哈哈大笑着跑走了，只留下了他孤零零地站在高道上。回家一准儿会被大人责骂，这么去学校肯定不行。
我们跑出很远后回头，远远看到他还站在高道上。
叶梅她爸去世那天，他也去了。中午吃饭时，不知谁提起了这个话题，当年那个腼腆的男生已经很富态了，听说在某个厂里当了车间主任。他端着酒杯说：我没敢回家，撅着屁股对着太阳晒，后来看到高道下边的大水坑里有人游泳，我下来脱了裤子洗了一把，晾在芦苇上，也跟着玩水去了。
儿时最惊心的事是看到火车快来时，把一枚洋钉放在铮亮的铁轨上，快速伏到不远处，听着火车铿铿锵锵地过来，将洋钉压扁，变成宝剑的样子。
做这事需要担很大的风险，一方面要防备扳道房的大个子。大个子脸很黑，坑坑洼洼的，很凶。若是被他抓住，会被提着耳朵拽进扳道房关起来等着大人来领。另一方面还要防备火车司机故意使坏，他们有时会在快开到你附近时故意让火车排气。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头发便会被冻成一绺一绺。
常在河边走，总会要湿鞋。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终于被大个子提着耳朵拽到了扳道房。扳道房门前有一个木箱子，里面插了一些片状肉乎乎的植物，大个子勒令我蹲在门口，自己坐在扳道房里铺着黑皮子的铁椅子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他在追捕我时累着了。他没想到我还敢逃跑，趁着他接电话的工夫，顺手拽了一根片状植物撒丫子蹽了。
我不敢直接回家，兜了很大一个圈子才从东边回去。回家后，从凉房里找出一个以前舀米用的升子，去外边撮了两锹沙子装进去，掏出兜里那个没有根的植物插进去。
到了晚上，母亲不知从哪里晓得了我在铁轨上放洋钉的事儿，她把我藏到凉房里，小声告诫我说：以后可不许干那事，那叫破坏生产，是反革命！
我真的吓坏了，好久都不敢到扳道房附近玩耍。
升子里种的植物很快活了，不停地从旁边滋生出小芽。家里人都很忙，基本没人管它，就如同我们的童年一样，除去写作业就是疯跑疯玩，渴了舀瓢凉水灌进肚子，到了吃饭时候，大人们站在门口一声吆喝，大家便化作鸟兽散了。
升子有点小，小学快毕业那年，片状植物挤满了整个升子。母亲不知从哪儿捡回一个豁口大花盆，弄了点羊粪掺到土里，将那一丛片状植物塞进了花盆。转年五月份，片状植物居然开了花，一朵接一朵粉红色的大花让全家人惊叹不已。
后来，我晓得这花叫令箭。
再后来，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一个广播剧，讲的是农村改革开放后，一个老乡和一个城里人争买一盆花的故事。很多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争买的那盆花的名字叫作令箭荷花，卖了好像是十三块钱。
“猪司令”
“猪司令”在我们家东边，她们家也是后搬来的，比叶梅家还晚一两年的样子。她爸爸常把一个指挥火车的手提信号灯拿回家，灯可以发出两种颜色，到了晚上，猪司令的弟弟，也就是我那同学常常把灯提出来显摆，让我们羡慕不已。
记不得是哪年了，“猪司令”家扩充了领地，做起了豆腐，接着又在院子里养起了猪。豆腐卖给我们这些街坊邻居，豆腐渣用来喂猪。她家不仅养猪，还养了两头老母猪。
逢到老母猪下崽，她们家的院子里到处是小猪仔。黑的、白的、花的，令人眼花缭乱。我们的童年是放养，连家里的牲畜也是放养。猪司令家的老母猪经常带着一群哼哼唧唧的小猪仔满街游荡。
有时“猪司令”会出来从炉灰堆上驱赶她家的老母猪，这时的小猪仔会四处乱窜。有那么一天，我见她两个胳膊肘各夹着一只小猪仔，用脚踹赖在灰堆上晒太阳的老母猪，每踹一脚，老母猪身上的肉就要颤动一阵。
赶猪当然要把大门打开，这边老母猪还没赶回去，院子里又有几头小猪仔跑了出来。“猪司令”着了慌，夹着两只小猪仔奔跑着又去驱赶那些小猪，臂弯里的一只小猪嗷嗷地叫着用力一窜逃了出来......
我们几个弹玻璃球的都直起身子看她，我不由得说了一句：真像一群猪的司令！那几个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猪司令、猪司令......于是这个雅号就落在了她的身上。听到我们起哄，猪司令放下手中的猪仔抓起一把土向我们扬过来，我们哈哈地笑着喊得越发凶了。猪司令狠狠瞪了我们几眼，转身向家里走去。
我们几个尾随着不停地喊着：猪司令、猪司令.....直到她家大门咣当一声关上。
下午，我们从耐火厂偷回几块粘土砖，骑在墙头上用锯条抠火炉。夕阳快掉到高道下边时，每个人都提着一个着火的小火炉疯跑着。天擦黑，我倒掉火炉里的火炭，藏到羊圈里推开家门。“猪司令”她妈坐在炕上，“猪司令”红肿着眼眶瞪着我。母亲拿起扫炕笤帚抽打我几下说：长本事了，作业不写，还给人家起外号......
“猪司令”她妈忙拉开母亲对我说：可不能乱起外号，多难听！童年小孩子之间的矛盾甚至是战争一般都是这样结束。
我因为“猪司令“挨了揍怀恨在心，虽然不敢当着她的面再喊这个外号，背地里却蛊惑着比我小的孩子去喊。“猪司令”明知道是我干的，偏又没什么办法。
因为起外号的原因，我没法再去“猪司令“家割豆腐了，每次遇到母亲让我割豆腐，只能跑到很远的东边去买。那家的豆腐松松垮垮，味儿也差，回来准会被母亲骂几句。
有那么一次，我提着东边那家的豆腐回来，撞见了“猪司令“。她拦住我小声说：你要是以后不让他们喊我外号，我给你一块豆腐。我说：真的？她说，真的，咱们拉钩！
“猪司令”说话果然算数，几天后，她果然给了我一块很大的豆腐。我把母亲给我买豆腐的钱换成了一大把麻糖，还分给了她几根。再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玩伴。
“猪司令”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后就待业在家跟她妈养猪做豆腐。某天下午骑车出门上学，远远看见“猪司令”她妈追打着她，我途经她们身边时，她一下子跳上我的车后座对我说：把我捎到南排，所谓的南排就是如今的市区。
一路上，她呜呜地哭着说：就算打死她，她也不会再去做豆腐养猪了。前年搬了新家，新家旁边有一个市场，买菜时忽然遇到了“猪司令”。她在一个三轮车旁卖豆腐，我盯着她发呆，她瞧着我发愣。接着她的嘴角微微一咧，一抹熟悉的笑意荡出。我只喊出一个“猪”字，她将食指放到嘴边嘘了一声说：咱们拉过钩，给过你一块豆腐！
闲聊中，她讲起了简单的经历，待业一年后去她爸爸厂的第三产业当了一名集体工，前些年企业效益不好放假回家，迫于无奈，再次做起了豆腐。
每天上班的路上还能看到那个桥洞，有时也想，人生真的挺奇怪，发誓不做豆腐养猪的“猪司令”重操了旧业，叶梅又变回了她从前的刁钻蛮横，而我每天依旧行走在这条路上，小时候由西向东，如今却由东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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