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立

　　这些年，我拼命地和时间赛跑，总有一种被遗弃的恐慌感。我和朋友不时说起时间，时间，时间。嗯，是的，说起时间，我就会想起那只钟表。

　　上学时，学校距家约10里山路。山村的凌晨，公鸡醒得早，站在院子里的任何一个部位，伸长脖子“呕呕油油”地叫鸣，就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杨柳青年画上的那只神采飞扬的大公鸡，但我家公鸡的头顶上，没有那红光四射的太阳，因为公鸡叫第一遍的时候，太阳还在海里泡着呢。然后是狗吠了，驴叫了，还能听见村子里谁家的大门开启时发出的“吱吱”声。若是日暖花开时节，有个我们通常叫做“天明鸟儿”的，比公鸡起得还要早，躲在院外稠密的树枝间，“吱----啾啾啾”地唱着，声音清脆绵长，笛子一般好听。这些，都是我们早晨起床的报时器。

　　事实上，这些物候还是误事。比如，天阴的时候，公鸡的自然钟就会失灵，“天明鸟”也会偷懒。再比如，月亮特别亮的夜晚，昏睡的大公鸡突然醒来，一看整个世界通明透亮，以为应该报时，便鸣叫了起来，一只叫了，全村的公鸡就都叫了。山村的月光，也最能迷惑人的感觉。天还没有亮，却看见晨曦从门缝透了进来，在黑暗的屋子里，划着些水纹一样的印痕。这时节，母亲迷迷糊糊地惊醒了，急急地拍着我们的脑袋，叫我们起来：“快，快起来，要迟到了”。去学校的路上，月光使四周十分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狐狸在山坡上走动的声音。来到位于镇上的学校，校门还紧闭着，一副沉睡的样子。当黎明来临之前，瞬间的黑暗笼罩住我们以及小镇的时候，才知道不仅仅是来得早了，而是来得太早了。放学回家后，就瓦着个脸，生气的样子让母亲惶惶不安。

　　同学小灵，是我们中最先有钟表的，他的父亲在距200多公里路的一家运输车队开汽车，平时，除了能从油箱里抽出些柴油，用于点灯外，还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从车上卸下一些黑得发亮的大炭----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啊。他叫我们去他家看那只钟表，表摆在桌子中央，头上有两只和自行车铃铛差不多大的碗子。小灵说，时间一到，它们就响，还强调说：“准时得很。”于是，我们弟兄抱怨母亲：“有个钟表不是就能按时去学校了吗？”

　　母亲愣了一下，说：“那得多少钱啊！”

　　母亲虽然这样说着，但并不叫我们弟兄失望。不久，父亲就买回了一只闹钟，是红壳子的，长方形。我们十分兴奋，便在桌子上腾出一点地方，把它摆在中央，还在它的左右各摆上一个插了塑料花儿的酒瓶子。好几个夜晚，我趴在炕上，盯着那三只镀了夜光的针，觉得是三只小虫子，互相赛跑。闹钟上面的一只鸡坚持不懈地啄食，发出“嘀哒嘀哒”的声响，好像在我的胸膛走动，竟然难以入眠。有好几个清晨，我们弟兄先于闹钟设定的时间醒来，躺在炕上，等待清脆的闹铃声响起。

　　我相信它一直走得很准，但别人说一直不准。一天早晨，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就我家的钟表走得准与不准，争吵了一路。小灵说：“咱们约好了是早上六时挨家叫同学们走，你却在六时过六分叫大家。”我说：“是你家的表走快了。”吵吵嚷嚷时，一些同学说我家的表不准，一些说是小灵家的钟表不准，甚至还有人说：“嘿，我家的公鸡最准了”。我心里不服，但真的怀疑我家的表走得不准。因为，当挂在墙上的广播报送“现在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时，我和哥哥抢着拧钟表后面的钮儿。

　　那天父亲回家，我正坐在屋门坎儿上写作业，朦胧听见父亲问：“这表走得怎么样？”母亲说：“走得好着呢。”我立刻扭过脖子，大声嚷：“啊？根本走不准的”。

　　父亲“哦”了一声。

　　钟表是父亲从县城买来的，那时候，他的工资才六七十元，就这个钟表花去了十六元。父亲把钟表装进帆布挎包里，骑着自行车，朝着100里以外的六盘山脚下的老家前进。一路上，他很是疲乏，但内心却很愉快。就在一个上坡的地方，一辆挂了空档的手扶拖拉机迎着父亲，冲了过来。他被挂倒了，装着新买的钟表的挎包摔到了路旁的地里。父亲爬起来，拣起挎包，掏出闹钟一看，原本走动的钟表已经不走了。他摇晃了一下，表又走了起来，并且发出了欢快的“滴哒”声，他又把表放进了包内。这次事故，摔碎了父亲的眼镜，擦伤了他的右脸颊，还有，他一直推着碰坏了的自行车回到了家里。

　　“表可能是摔坏了。”父亲惋惜地说。走时，他带走了这只钟表，几天后又捎了回来。但修理后的钟表仍然走得不准，它好像和人闹别扭似的，原来是慢几分钟，现在却是快几分钟。

　　“这也叫钟表呀？！”我们常常对钟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母亲说：“有总比没有强吧？亏你们还念书呢。”我们便觉得理亏。几年里，就用减法校对时间。我家的表如果是十二时，那一定是十一时五十五分。

　　我找到工作的第二年夏天，我也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赶回距县城100里的六盘山脚下的老家。半夜里，蛙鸣声或远或近，此起彼伏，恍惚在屋子里、头顶上回响。我突然想起了那只走不准的钟表，便聆听它发出的声响，但没有听到，黑暗包裹着屋子，平静得出奇。天亮后，我瞅着摆在桌上的钟表，问母亲：“没有上发条？”母亲平静地说：“不走了。已经好几年了”。

　　钟表的确已经不走了，但工艺品似的，仍然占着桌上的那个位置。几年后，年迈的父亲对母亲说：“这只表，修修，或许还会走的。”母亲说：“不用了，娃娃都大了，用不上了。我也闲下来了。”我脱口说：“那还不如把它扔了算了。”母亲惊诧地看着我，好像我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误似的。这只钟表，母亲在收拾屋子时，用毛巾仔细地擦拭着，上面的瓷器一样的暗红色釉子竟然没有脱落下一片儿，仍然泛着深沉的光芒。

　　前几年，我的孩子也开始上学了，我和妻子总是先于她起床，为她准备早餐，然后叫醒她，再送她出门。现在，她长大了，虽然学校距家不远，但由于她晚上躺在床上，总要背着我们偷偷看书，天亮便不能按时醒来，害得我和妻子仍要先于她醒来，冲着她的房子大喊大叫。这是我和妻子的一块心病。我对妻子说：“给孩子买只闹钟吧？”就为她购买了一只钟表，是塑料外壳的，鸭子形状。从此，每到早上六时，钟表就会在孩子的床头上叫响：“呷，呷，宝贝起床；呷，呷，宝贝起床”。

　　每当这时，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起老家桌子上的那只钟表。母亲那时很辛苦啊，白天在生产队劳累一天，本该在晚上好好休息，但为了能在清晨按时叫醒我们，她经常半睡半醒。这只钟表，或许，不仅仅是父亲给我和哥哥买的，可能，那也是父亲送给我的母亲的礼物——这应该是钟表至今仍然摆放在桌子上的惟一理由。

　　或许，大哥有大哥的理由。我曾经揣测，在他的心里，它还是新的。

　　炕桌的光泽依然

　　天还没有黑下来，院子里落下一半阳光的暗影，一半若有若无的晚霞。我和哥哥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玩猜过成百遍的猜谜游戏。这些谜语简单得几乎没有道理，但又因为简单而显得难猜。连躲在院外大榆树上的麻雀们，也对此议论纷纷。

　　“谜谜谜，两头细。”这是擀面杖。

　　“一只黑狗，朝天张口。”这是厨房顶上的烟囱。

　　“绿公鸡，白羽尾，亲戚来了先杀你。”这是大葱。

　　“一个木娃娃，亲戚来了先趴下。”这是炕桌。

　　在厨房做晚饭的母亲，透过窗户，就能看见我们。她听见我们又在说那些谜语，念叨说：“真该做个炕桌了”。

　　炕桌是用杏木做成的。我家门前有二分左右的土地，里面长了几棵槐树、榆树和杏树，因为小林子的空间还大，就从集市上买来了白杨树苗子，每隔一步栽了一棵。白杨树适应性强，容易扎根生长，春初种下去，仲夏时节，已经在直直的树干上，撒出巴掌大的灰绿色的叶子。这已经算是一片小林子了。南边的一棵桑树，树干直直的，长到碗口粗细时，被人偷了去。小林子里还有一棵樱桃树，不知是什么原因，樱桃总只有麻碗豆那么小，青青的，永远不能熟得透明。倒是那些杏树，每年春天来临时，在枝条上绽放出一团一团的白里透红的花朵。

　　入冬后，伐了小林子里的一棵七扭八歪的杏树，等风干后，请木匠用它做了一副犁，三只半尺高小板凳，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炕桌。炕桌的桌面木料厚实，四条腿粗壮，楞角分明，母亲经常用蘸了葫麻油的布片擦拭着，桌面就逐渐泛出深重的紫光，木头的纹理也清晰可辨，显得古朴而笨拙。

　　家里来了亲戚或者客人，总是要劝他们上炕坐着，然后把炕桌摆到炕上去。大多数时间里，炕桌放在面柜上，好像一件陈设品，就像那只面柜一样，虽然空着，却似乎证明我们家的家具一样也不缺，或者日子过得很滋润。就连我们吃饭，也不去用它——坐在门坎儿上、屋檐下的台阶上，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当然，有时，我们拿它当书桌用。弟兄仨头不时碰到一起，并且各自的书也不时掉到炕上，这样也难免发生内战。更让母亲难以忍耐的是，我们竟然在炕桌上面写字算数，母亲终于说：“当初没有它，你们咋写字呢？”便不再让我们使用炕桌。我们弟兄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老老实实地趴在炕沿边做作业。

　　能上炕桌的，在我的眼中，都是些美味佳肴。一天中午，我们刚吃过午饭，就来了几位亲戚，是我母亲的娘家人。他们原本是去几十里外的集市上，为队里拉运春种的化肥，路过我们家时，想休息一会儿。母亲见多年不见的亲戚来了，显得十分高兴，连忙劝他们脱鞋上炕，并摆上了炕桌，还找出了一包“双羊”牌香烟劝他们抽，很快，屋子里就香烟弥漫。亲戚们围着炕桌抽烟喝水，母亲在厨房点火为他们做饭。半小时后，厨房里透出烙油饼和油炝浆水的香味，这些香味渗透了全部空气，在院子里弥漫、飘荡。

　　这时节，我背好了书包，就在大门外站着，我要去两里远的小学上学。但是，我的脚却不由我自己支配。从厨房里弥漫出来的气味，我，我们，一年中也难得遇上几次！我中了埋伏似的，不能突出香味的封锁。我是愿意做俘虏的。那些泛黄的油饼，幸福地躺在一只瓷盘子里，被母亲托着，从厨房走出走进。是的，我听到了盘子落在炕桌上的声响，听见油饼被咀嚼时发出的痛苦的喊叫。后来，我确定声响是从我的肚子和喉咙发出的，便惶惶地走进了院门，站在房檐下，期待着盘子从我眼前经过。显然，母亲并没有发觉我还在家里，当她看见我时，吃了一惊：“你咋还不去上学啊？”我盯着地面，没有言喘，但母亲很快明白了我的心思。她转身走进屋子，给我拿来了一块我想要的东西。但所有的获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天，我怕老师打我的屁股，没敢去学校，第二天，因为前一天没有去学校，就更怕老师打我屁股，不敢去学校。最后，我逃学了，最后，我只好又在村学的二年级上了一年。一直到现在，亲人们说起我的时候，必然要说起这件事：“那个时候，娃娃都饿着呢。”

　　立在面柜上的炕桌后面，会出人意料地放着些糖果一类的东西。是一九七六年，要不就是一九七七年的除夕，时间尚早，但天阴着，快要黑下来的样子。这和往年一样，肯定会在深夜时分洒下些雪粒。两位哥哥已经提着纸糊的灯笼，在院子里放鞭炮。他们是把整串的鞭炮拆散，一只一只地放，鞭炮“啪”地响一声，我就跺一下脚——鞭炮被藏了起来，不让我放，我很失望和气愤。我翻遍了认为有可能藏着鞭炮的地方，后来爬到面柜上，朝炕桌后面一看，意外地发现，炕桌后面放着一袋儿水里糖和一把红枣。我便偷偷拿了几颗糖，故意在哥哥眼前摆弄。果然哥哥上当了，问：“哪来的糖？”我说：“捡的。”哥哥想吃水果糖，我就提出用鞭炮交换。

　　或许，哥哥早就知道这个秘密。这个大年三十儿，我们没有像往年一样等到父亲回家。往年，父亲最迟应该在年三十下午回来，糖果和父亲带来的气息，使每个除夕显得快乐无比。可父亲在这天却捎来口信说，领导临时安排他在单位值班了。这个年三十，我们比平常多了些失望。天完全黑了，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我和哥哥趴在炕上静静地看着母亲。煤油灯下的母亲，显得比平常沉静了许多。母亲说：“过年了。”母亲又说：“你们不高兴？年（糖果）就在炕桌背后呢。”我们等于听见了许可的号令，赤着脚跳下炕，纷纷挤到面柜前。母亲从容地从炕桌后面抓出了几袋水糖果，是那种一毛钱一包、一包十颗的水果糖。这个年因此就过得有滋有味。

　　如今，好多人家不用炕桌了。来了亲戚，都坐沙发上，茶几取代了炕桌。我家的这个炕桌，一直用到二OO五年。这年，老家在北边修了一排新房子，于是，来了亲戚，他们也不大上炕了，喜欢坐到沙发上。但这个炕桌，仍然摆放在面柜上，散发着紫红色的凝重的光芒。

　　去年带着宝贝女儿回家后，我鬼使神差地朝炕桌后面张望。这个动作让女儿莫明其妙。她好奇地问我：“爸爸，后面有什么东西？”我说：“后面有宝贝。”母亲不习惯坐沙发，她坐在炕沿上，看着我们的举动，皱纹里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或许，我的举动，让母亲找到久违了的温暖。

　　女儿朝炕桌的后面看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啊。”母亲笑笑说：“刚才你爸爸看了，就不灵验了。你明儿一早看吧”。

　　女儿的这一夜，想必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天一亮，她就去看炕桌的后面。我的母亲，想必也是在兴奋中睡到天亮的，她早早地立在面柜前。女儿从炕桌后面取出一只还冒着热气的玉米棒子，愉快地喊了一声：“耶——”

　　我看见，我的母亲，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