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钟涛

　　凭心而论，我的确有点酒量，年轻的时候，喝上半斤八两既不影响休息，也不耽误工作。但到了如今的年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炫耀自己的酒量了。想起过去的岁月，我在饮酒的过程中品尝过乐趣，也体验过酒给我带来的痛苦和烦恼。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喝酒吗？我还是那句话，人本身不需要酒，但感情需要酒。

　　说起我喝酒的历史也够长了，应该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我是一个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矿山到达茂旗附近的西河农场下乡，当时我们这群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青年男女，尽管没有享受过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毕竟也是在白云鄂博这座矿区小镇长大的，一下子来到荒无人烟的草原深处，住在临时搭建的几间干打垒的土房子，在缺水、缺电甚至连吃菜都很紧缺的环境里，生活的寂寞和艰苦就可想而知了，白天我们种地打井，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体力，晚上回到土房子里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我们当中的几个哥们，也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了一桶老白干，于是凑在一起饮酒为乐。日子长了，我不能总喝人家的酒，于是借着探亲回家的机会，从父亲那里要点钱，用塑料桶打上几斤白酒，回到知青点就豪饮一番，在那段日子里，我的几个哥们经常是喝的酩酊大醉。我记得有个叫大郎的知青，每次喝醉就嚎啕大哭，谁也劝说不住，而且越劝越厉害，等酒劲过去了，也就停止了哭闹。另外还有个别的男知青，酒喝多了就去女知青宿舍耍酒风，吓得女知青跑到队部那里去告状。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理智的，喝多了就睡，不扰他人。现在回想起那段岁月，生活过得很可怕，好在这样的日子过的并不长，因为，我能写几句小诗，被抽调到知青农场总部做团的工作。我们的总部就在矿山小镇，离家近了，喝酒的机会也相对少了一些。八十年代初，我结束了近5年的知青生活，被安排到矿上当了一名工人。我喝酒的高峰期应该是做矿团委书记和办公室主任期间，那几年，来矿山找我的人也不少，每当有朋友来到矿里，我都会盛情款待。白云鄂博离市区较远，朋友来了之后一般都要住上一两个晚上，所以酒也就不会少喝。特别是我当矿办主任那几年每天陪着矿长、书记，应酬的事自然少不了。

　　在我的记忆中，无酒不成席，所以喝酒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白云鄂博地处达茂旗境内，与周边的关系搞的好坏，也是检验民族团结工作搞的好不好的标准。所以，你来我往，而酒又是增进友谊和信任的“一方良药”。毫不隐瞒地讲，我在达茂旗曾经独自一人抵挡过七八个人的轮番轰炸，最后我却成了“胜利者”，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至今看起来十分讲义气的酒胆，我受到了他们的尊敬。要说饮酒不醉者为高人，我还配不上，但至少还可以落个“多而不乱”的好名。其实，细想一下，人的一生哪有喝酒不醉的呀？就像人的一生不能总是清醒一样，那真的变成圣人了。回忆我喝酒的历史，微醉是常有的事，但有两次大醉也是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从乡下返城分配到矿山当了一名铁路工人。春节刚过，几个老团干部在一起聚会，大家为我祝贺，说终于熬出了“苦海”。那天，几个哥们儿推杯换盏，可谓豪饮了一场，后来，我也不知是怎么走出朋友家门的，也不知是怎么回到自己家的。大概昏睡了一天，直到醒来时，头还像被紧箍咒勒住一样的疼痛。那天，我就发誓过，今后再也不喝酒了，可没过几天我竟把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另外一次，是去新宝力格苏木参加乌云其其格的婚礼，尽管我经常去牧区，迎来送往的也不少，但参加蒙古族婚礼还是头一次，我被新颖独特的婚礼场面所感染，加之蒙古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好客，在燃烧的酒歌当中喝了不少，据后来苏木党委书记曹巴特对我讲，那天，我喝了有一斤多白酒，还喝了两瓶“红山楂”。上车前，我还能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当时去了不少矿领导，也许是“理智”起了作用，没有暴露出“丑态”。但回到家里，一头倒在床上，已是烂醉如泥了。

　　从那天开始，我能喝酒的名气也在牧区传开了，我能喝酒，但对酒没有特殊的嗜好，甚至在某些时候，对酒还有着强烈的反感和厌恶。特别是极其反对饮酒的时候，有人借酒失礼、失德。让人内心生出一丝冷意。所以我喝酒的时候，不论喝多少，都极力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尽量做到语不伤人，但喝酒喝出兴致，喝得尽情，喝得恰到好处，也是一件不易的事。所以古人有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读到这样的诗句，我觉得，酒应该这样喝为好。

　　如今，我已离开了官场，官场的酒喝的是少了，但朋友的酒、文友的酒、矿山人的酒还是不少。我这样想，文人爱酒、自古使然。生活离不开酒，离开酒的生活一定会变得平淡无味，但如果从身体的角度来考虑，酒宜少饮，不可觅醉，因为我们还要享受更多一些的生命时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