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桦

　　

　　草香味的草是长在废黄河边的紫地丁和巴根草。我的嗓子，我的笔，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诗与歌。我知道，因为最靠着家乡的土地，那些紫地丁和巴根草才长得那么茂盛。而那片逼人的草香中，一声嘹亮悠长的淮调牵起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乡村少年一生中最扰人的梦。

　　最早的关于淮剧的记忆留在了乡村的打谷场上。童年时代的乡村的打谷场，两坨如今即便在乡村也早已见不到的石磙，几座被我们看成大山的草垛。正是雨季，散落在土场边的麦粒不经意地长出了嫩黄的叶芽。叶芽上的露珠一点一点地晃着，晃着，就像是谁精心安上去的。

　　我就在这样安宁又干净的某个春天的下午走近了淮剧。县剧团速训班的一个小学员，一个那么漂亮的小姑娘，因为外婆家住在这个小村的缘故，每年春夏季节她都会来这个村庄住上一些日子。许多年过去，我已经说不出她的名字了。但正是因为她的出现，我这一生注定与淮剧结下更深的情缘。

　　小姑娘正在打谷场的旁边练声。张开嘴巴，她的一张脸憋得通红通红。一个十三四岁的乡村少年，我当时是不懂得什么叫练声的。我只是觉得唱歌哪里需要那么大的气力呢？于是就在她的一句戏文欲上却下的时候，站在一边的我就那么毫不费力地适时便接了上去。令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句无意间的哼唱让她突然就背转过身来。她看着我，朝我嘟着嘴，瞪起那一双圆鼓鼓的眼睛，然后，一转身就离开了打谷场。

　　从此以后，几乎所有人都没见她再来过这个“外婆的小小村庄。”

　　完全是无意之间的一件小事竟成了一次伤害，成了我少年之心最初的疼痛。更没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天之后的某个下午，放学回来的父亲突然就对我说：“你（父亲从来就是这么叫我）不是一直喜欢唱戏吗？ 听说县里的剧团最近要来招人了，看看能不能准备去考剧团吧。”正这么说着呢，又传来消息说，很有影响的上海人淮和泰州淮剧团也到本县招人了。三家剧团同时招生，我就有了三次选择的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停下即将完成的初中学业，我记忆中一段最难忘的少年时光便也随之停泊在了与废黄河只有一道河堆之隔的那条涨满了绿水的干渠上。一条大河波浪宽。河面上浮动着一只用门板绑成的木筏。在夏日清晨薄而透明的雾岚中，我的父亲在岸边上用长长的绳索吃力地拉着木筏，而我就站在木筏上扯着嗓子，对着远方的天空和白云拖起了长长的淮腔，以一个十三岁的乡村少年的想象着自己的美好前程。

　　那一年县剧团一共准备招八个人，而报名的人数竟有三千之众。一路过关斩将，从报名时的数千人到最终以2：1比例入选的十六人名单，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但我最终还是名落孙山了。原因竟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现在的孩子还知不知道家庭出生这个概念？）那天晚上，就着油灯批改作业的父亲说：这一次考不上不要紧，县里的不行再考外地的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来。说完竟又冷不丁地叹了那么一声。许多年过后我还记得父亲站在烈日下焦急等待我走出考场时的情景：一只手摇着已经开了沿的芭蕉扇，一只手拿着两只洗好了的西红柿，一条又黄又旧的毛巾就这样耷拉在他的头上。2002年夏天，在事隔二十七年之后，在一次难得的家常对话中，我曾跟父亲说起过这件事。我问：当时，除此而外，我们难道就真地没有其它的什么路可以走了吗？父亲说，家在农村，你们的母亲常年有病，你们兄妹四个正是猛窜身体的时候，我做乡村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才只有二十九块钱，连让你们吃顿饱饭的能力都没有，我没办法不急啊！

　　我最终没能进剧团，为了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一直都有些遗憾。当年那个在乡村的打谷场上练声的小姑娘我从此再没见到过，据说她在剧团里跑了几年龙套之后很快就改行到一家国营商场当营业员去了，而我则回到校园继续完成我的半里不拉的中学学业。有好几次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果我当时进了剧团，今天大概也应该能弄个国家一级二级演员或者导演了吧？说不定还能捧个梅花奖、文华奖回来，为淮剧事业争争光呢。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做一名编剧，这跟我今天所做的行当差不多。几十年，我一直因为没能成为一个职业的淮剧事业从业者而心存不甘，但凭心而论，许多年来，我心底里对于淮剧的热情一直没减少过。说件让你吃惊的事：某一年的省淮剧节，二十多场演出，我硬是破天荒地一场不拉地全都看下来了。不为别的，就因为淮剧，我家乡的戏。

　　因为淮剧，我相信我生命里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是散发着草香味儿的，那片大地，那片淮腔淮韵的大地，也时刻有着紫地丁和巴根草的一种永不消逝的苦涩和芬芳。

　　梅 姑

　　妇女队长王腊梅住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小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旧事重提，只是因为：

　　她死了！

　　王腊梅做过我父亲的学生，属虎，比我母亲小一转。那年我们一家离开县城落户到废黄河边的这个小村，很大程度是因为她的缘故：她是队长，对我们家能有个照应。于是当母亲牵了我的手，让我叫“梅姑”，尽管有些胆怯，但我还是轻轻地叫了。

　　父亲早逝，母亲病卧不起，这使得十六岁的王腊梅不得不含泪辍学，回家种地。凭着一肩膀挑起280斤的气力，王腊梅竟也颤悠悠地支撑起了这个家 。在人们钦羡的目光里，王腊梅每年都能捧回几张红彤彤的奖状，回家后就贴在迎面的墙上 ，后来墙上贴不下了，就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樟木箱子底下，再后来，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一句话，提拔她当了大队妇女主任兼七队队长。

　　王腊梅对工作极端负责。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能听见一阵清亮的哨音，然后是她扯得悠长的“上工”的喊声。于是全村男女揉着惺忪睡眼聚到她家门前等着派工，然后去锄地或者摘棉花，几十号人在田头上排成一溜长阵，活像电影上那些用探雷器弯腰排雷的鬼子兵。

　　那时候我母亲疾病缠身，念着师生情分，王腊梅对我们一家照顾颇多，即使是农忙时节，也只是给母亲派些轻微的活计。我母亲有一手绝好的裁缝活，靠着王腊梅的牵系，生产队、大队干部的四季服装便一应全由母亲给包了，至于缝制彩旗、会标、戏装之类，也给揽了过来，报酬虽然少些，但每天毕竟能得几个工分，而且母亲也免了繁重的农事劳作之苦。endprint

　　王腊梅白天带着乡亲们下地做工，晚上还少不了开会，带着文娱宣传队排练节目或者在贼亮的汽灯下登台演出，但隔三差五，她总会到我们家来与母亲说些学生时代的事。这自然要扯到我的父亲。腊梅说姜先生是好人呢课也教得好，他怎么会是“五·一六”反革命呢我真想不通，直说得我母亲眼泪婆娑。

　　王腊梅二十五岁还未婚配。上初中时曾经谈过一个，后来那人当兵去了，三年后提了干，呼哧一下就高贵起来，与王腊梅没了共同语言。王腊梅把信朝茅房一扔想也没想就成全了他。

　　转眼到了夏天，一年一次推荐上大学的工作开始了。

　　公社分了个名额给她，这使得王腊梅兴奋异常，我母亲也由衷地替她高兴：她总算熬出头了。

　　但是有一天夜里，半夜时分，我突然就被一种沉闷的声音惊醒了。

　　隔着被烟灰熏黑的蚊帐，我以一双九岁少年的眼睛看见了腊梅那被秋风扫过的枯脸。“他不是人！”这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一句话。十多年后在和母亲的一次交谈中，我知道：那天下午，公社革委会主任一边拿着入学志愿表，一边就在办公室兼卧室的十四平方的屋子里，以雷霆破竹之势毁了妇女队长王腊梅。

　　我轻轻撩起蚊帐，我看见了挂在王腊梅脸上的刀刻一般的泪痕。那天，她脱下裁剪肥大的黄军裤，换上一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白塑料凉鞋，辫子梳得齐整而有力，辫梢上用毛线扎了两朵红色的蝴蝶花。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坐在缝纫机前的母亲问。

　　王腊梅两眼铁青，“没什么怎么办的。”她把那张一式两份的入学志愿表一片片撕碎，再用火柴一片片点着，火苗就这样窜了起来。

　　半晌，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声：

　　“我杀了他！”

　　杀是肯定不会的，否则我不会坐在这里写今天这样一篇文章。

　　第二天，村里人没听见腊梅招呼上工的哨音。

　　第三天，大伙儿竖着耳朵，村里平静依然。

　　谁都感觉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大家一齐聚到了王腊梅家门前的土场上，贴着“光荣人家”的门楣高大（腊梅的大弟当兵去了）。腊梅的二妹春梅坐在门前噼里啪啦地剁着猪草，腊梅母亲斜倚门坎，目光僵直。

　　院子里偶尔有人小声叽喳，像麦场边觅食的麻雀。就在这时候，门“吱扭”一声开了，王腊梅手扶门框走了出来，白衣，白裙，白塑料凉鞋，梳得结实而齐整的辫梢上的两朵红色的蝴蝶花。她用左手捋了一下刘海，轻轻地说：“对不起大家，这两天我病了，今天刚好些，咱们下地干话吧！”说完，她掏出镀铜的“叫子”，吹出一阵长长的哨音，两颗泪珠也扑地滚落下来。

　　每天一早，村头上又响起了王腊梅长长的哨音，这哨音在清晨多雾的村庄上空传送得并不太远，这声音甚至有些沉闷，嘶哑，刺耳，但人们依旧循着这哨音，锄地插秧或者摘棉花。

　　三个月以后我们回到了城里。

　　从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王腊梅。

　　四十五岁的妇女队长王腊梅因为癌症撒手归西，这当然是二十年后的今天的事。王腊梅没结婚，她无儿无女，这一走便了无牵挂。去乡下奔丧的母亲带回一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那是王腊梅留下的，簇新簇新的。母亲说：王腊梅死时床头上还有两条钉得很结实的挑泥用的土布垫肩和一捆裹得很认真的大红奖状，那些都是当年做妇女队长时得的。母亲还说，王腊梅迟迟不走，直到村里人从她的樟木箱里把这些奖状翻出来，一张一张打开并最终交到她的手中，她才噗地咽了气。

　　那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是我母亲送给王腊梅二十五岁的生日礼物，那件事过后，她再也没有穿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