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奇智

　　

　　从萨拉齐出来，往东南方向去四十公里，阴山山脉渐行渐远，山色渐蓝渐亮，地势也愈发平坦，路北树木密集的地方，有鸡犬之声相闻，那里便是我的家乡——双龙镇大王岱营村。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二人台名角儿任富才来到此地，在王郭锁家中开了一个教戏的“噔子班”（之所以叫“噔子班”，是因为当时还不兴乐谱，曲调全以“噔得儿哩嘀噔”相授），不仅培养出一批二人台艺人，也使这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村落的艺术风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任富才本是二人台传奇人物周三眼（一说他才是西路二人台的鼻祖）的徒弟，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银威的师兄，耍得全手丝弦，演得红黑生旦，几十个牌子曲烂熟于心，上百出剧目张口就来，为人又极随和，教戏一丝不苟，不光是他的徒弟，就连经常来看热闹的人们都学的有模有样，有嗓子胆子大的干脆登台唱戏，没嗓子好害羞的也能鼓捣几下乐器，所以后来大王岱营被称为“玩意儿圪洞”，人们都说这里“狗咬的也是二人台的音韵”。王郭锁的儿子王发当时只有十几岁，他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后来成了土默川上鼎鼎大名的艺人，他和妻子——号称“四大名旦”之一的康占女演艺足迹留在了晋蒙陕冀的土地上，一生教出了无法计数的学生，为二人台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他同时或后来学艺的还有郭元收、高二黑眼、陈富喜、杨福义等人，都是受人尊敬和喜爱的艺人。

　　因为任富才和王发的缘故，不时有各地的二人台名家来大王岱营交流和学习，每到这时，“玩意儿圪洞”的老乡们聚在王家小院内，或听他们耍丝弦打坐腔，或撺掇他们化起妆来，踢开个土滩滩，点个煤油圪蛋，唱念做打来段整本戏。久而久之，“玩意儿圪洞”的聚会形成一种类似“沙龙”一般的形式，艺人们都以能在“玩意儿圪洞”登台而自豪。由于来切磋技艺的艺人水平都挺高，“玩意儿圪洞”人的欣赏水平也水涨船高，一般的唱家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对他们而言，看戏不仅是看，是听，而且是“走心”，他们在比较，既有对艺人水平的衡量，也有和旧有印象的对照，哪个艺人有所创新，哪个艺人出了纰漏，都会在他们中间引发热烈的讨论。

　　王发和康占女后来离开了村子，他们先在巴盟落脚，之后定居在固阳，除了演出一般很少回来。“玩意儿圪洞”的二人台依然红红火火，“打玩意儿闹红火”已经成为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心中。遇上农闲无事，天阴雨湿，红白喜事，生时满月，人们总要耍起丝弦，打段坐腔；遇上逢年过节，交流庙会，两季丰收，重要庆典，人们也会搭起戏台，粉墨登场。这个时期本村比较活跃的艺人有白存兵、白玉珍、樊登科、郭美丽、常小吉、樊蝴蝶等人，外村常来的艺人有郭刘锁、贺毛头、赵明灯、申爱鲜、王板片、卢凤英等人，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红火不断，热闹非凡”。

　　“玩意儿圪洞”人对二人台、对坐腔的爱似乎达到了痴迷甚至是贪得无厌的地步，按说看过了那么多的名角儿，自己村里还有能起好几班的艺人，只要高兴，随时都能打起坐腔，但他们还要花上银钱请来外地的戏班演出。演得好的，老百姓争着抢着给演员“派饭”，演得不好的，当场就用黄土扬下去，一点都不客气，所以外来的艺人们来“玩意儿圪洞”唱戏总是诚惶诚恐的：过了这个坎儿，再大的台口也敢登了；要是砸在这儿，一世的威名只怕就毁了。被黄土扬了的戏班往往在第二天蒙蒙亮就带着家伙走了，赚到喝彩的也表现得谦虚谨慎，对本村的艺人礼让再三，不敢狂言诈语。有一年冬天，村里请回一个山西河曲县的戏班，演员和丝弦都挺硬挣，头一场戏就来了个“开门红”， 主客双方皆大欢喜。山西和内蒙素来在二人台源头问题上纠缠不休，两地的艺人们实际上也在暗中较劲，河曲班一看传说中的“玩意儿圪洞”也不过如此，于是个别人言语里就带出几分轻佻。晚上开戏前照例要耍几个牌子曲，应观众要求，河曲的枚倌儿吹了个《推碌碡》，“玩意儿圪洞”的枚倌儿郭元收吹了个《八板》，双方各有千秋，难分轩轾。河曲枚倌儿喜笑颜开，心说我还没使出绝技呢，接下来好好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山西艺人的水平！散了戏，村里人还让打一会儿坐腔，于是艺人们又回到屋里，抽完烟，喝罢茶，耍丝弦的拿起乐器，河曲的枚倌儿吹了几声，说重定定扬琴哇，外头冷，弦紧琴高，回来热，不在调上了。“玩意儿圪洞”的人们不动声色，说你叫元收试试，郭元收接过枚一试，说还行哇，顺手就耍了个牌子曲。对方不服，一吹还是不在调上。郭元收再吹时他就细看：原来元收用的是“掩音”指法，生生把调降了下去……

　　在我幼年时候，儿歌就是二人台的呱嘴贯口，催眠曲就是“风搅雪”、漫瀚调，耳濡目染的全是这些东西。我父亲从很年轻时就在革委会当领导，退休时是副县级干部，但他同时又是个戏迷，他会拉胡琴，会吹枚，喜欢唱《跳粉墙》和《送四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总爱拉着二胡，叫我在人头前表演《五哥放羊》和《挂红灯》。我母亲是蒙古族，当姑娘时跳过舞，唱过歌颂毛主席的歌，登过全旗文艺汇演的舞台，但她结婚后几乎从没在大庭广众下唱过歌。她总是悄悄地教我唱，教我一些当时土右旗还不怎么流行的漫瀚调，包括蒙语版的《白菜花》等等。人多的时候，母亲鼓励我唱歌，我不唱，她就生气。我跟别人对山曲，母亲在背后给我提词，我出声她嘴动，就像表演双簧似的。我们家经常打坐腔，母亲一家一家的叫人，给人家熬砖茶，准备烟笸箩和纸条条，任人家坐在我家锅台上，任人家把我家的油布蹙成皱巴巴也毫无怨言。我小时候嗓子特别好，经常满嗓子满嗓子的唱歌唱戏，有时震得自己脑袋都麻酥酥的，听过的无不交口称赞。十五六岁时，内蒙艺校的霍伴柱和李二子老师来双龙镇演出，我父亲追星，把人家请到家里喝酒，席间我吹了段笛子，唱了几个山曲，二位老师一则可能冲我父亲面子，二则可能真的看上了我，提议让我上艺校。父亲犹豫再三，最终婉拒了人家，大概他那时还对我的前途寄予厚望，不想让我沦落到“王八戏子吹鼓手”的行列。我那时还小，没有特别坚持，错失了这次宝贵的机遇。

　　后来我阴差阳错地写起了小说，按照作家首先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原则，土默川的风土人情和二人台打坐腔自然就成了我的素材。在我写短篇小说《四胡》时，那些熟悉的艺人们的形象一个个活灵灵地走到我面前。白脸分头，闭着眼睛，前仰后合地拉四胡的闫乃德；大个子，在舞台上像老鹰抓小鸡的巩三娃；一张口唱嘴就歪的郭才小；教戏的王发和康占，还有我朋友的母亲、一个传说中的美女都成了我笔下的人物。这个小说发在《鹿鸣》的头条上，先后两次获了奖，引起了不错的反响。这个小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让我开始认真思索在小说中表现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价值。同钢铁、草原一样，二人台也是包头特有的文化符号，但它在文学作品中展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引发的关注远远不及前者，这应该是个缺口，应该是我努力的方向。从那以后，我有意识地写了一些如《扬琴》、《小村背社》、《花落谁家》等二人台题材的小说，逐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也得到了一些专家和读者的认可。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玩意儿圪洞”情结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家里放着扬琴、四胡、枚、梆子、锣鼓、

　　小镲等乐器，有时间就得耍一会儿；我手机里存的音乐大多数是二人台、漫瀚调和牌子曲，我经常左耳里听着耳机吹笛子，这样声音更平衡一点，也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偶尔我也跟街坊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在路边、在居委会的活动室里红火一番……

　　在写作方面，我希望尽快完成《枚》这篇短篇小说，这是我以二人台“三大件”伴奏乐器为题的三部曲小说中的最后一篇，拖了好几年，最看重，也最难下笔。我希望以包头著名老艺人、研究者为对象，采写一系列纪实性的故事。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部展现二人台的兴衰变迁、发展传承，艺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长篇小说。

　　此为后话，早说无益，呵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