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冬的一天,天气阴沉,斜风细雨。年少的父亲捱完最后一节课,放寒假回家,进门,见一中年男人正与祖父相拥大哭,慌了手脚,天哪,大男人怎么也哭得这样伤心啊?他便怯怯地叫了一声“爹——”祖父看到父亲,才用袖口抹抹眼泪,止住了哭声,说,“快来见你三叔,你亲亲的三叔。”
父亲这才细细地打量来客:他四十岁左右,骨架壮实,但一脸菜色,粗布衣服到处打满了补丁,膝盖和屁股上的最显眼,地上,躺着一个旧包袱和一把破纸雨伞,像来了一个讨饭的叫花子。
三爷说,他是从湖南乡下一路走来的,靠两只脚步行,走了四十六天,也不晓得走了好多里,没有钱,靠讨点饭。大家都困难,实在讨不到饭,就在山上找点野菜来嚼,或者从田里扯些庄稼充饥。背了一个军用水壶,装水喝,那水壶,还印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是他当兵的纪念,过去的光荣。
三爷的到来,让祖父全家又惊又喜又愁,数千里路程,他能平安抵达,不在路上累死饿死病死,就是一个奇迹。现在,他到了家,与亲人相见,应该为他接风洗尘,吃一餐像样的团圆饭,但搜遍家里的坛坛罐罐,又能拿出一点什么来呢?
当时,父亲有兄妹四人,加上双亲全家六口,只有祖父一个有收入,在国营饭店当保管员,月工资三十多元。解放前,他本是一个小商贩,肩挑一付担子,赶转转场卖几匹布,买了一幢木房,成了家。解放后,公私合营,以两挑布的代价进入国营饭店,靠工资养家糊口。
当时的年代,大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街上什么都没有卖的,买不到肉。祖父和奶奶无计可施,只是叹气。父亲想出了一个法子,田里的烂泥巴和烂水沟不是有泥鳅吗?可以试试运气。他便抓了一个笆篓,出去翻到天黑,捉到了几十条。
家里没有油和佐料,就用白水煮了一大锅,撒上盐,熬成一锅鱼粥。三爷连喝带吞,吃得很猛,连拉渣的胡子都沾上了鱼粥。
当晚,父亲与三爷共睡一床,要听他讲故事,讲家族,尤其讲他自己的遭遇。
三爷就开讲。
我们的老家在湖南衡阳府衡南县小新桥镇。抗战,日本鬼子攻陷衡阳,我曾祖父、老太、祖父、大爷和三爷、四爷、五爷举家七人逃避兵火来到贵州省天柱县,我最小的两个姑婆因年幼走不动而送给乡下人家当了童养媳。我老太小脚走不动,被我曾祖父、大爷、祖父、三爷用竹滑竿抬到贵州天柱。他们分成两组,轮流抬,几千里路,吃尽了苦头。到了天柱,举目无亲,曾祖父率领全家进深山开荒种田,种粮食来活命。我祖父和大爷读过私塾,识得几字,于是做小本生意,各人挑着一副担子赶转转场,贩卖几匹布。后来,政府招兵抗日,我祖父共有五兄弟,按规定五丁抽二。这样,我三爷和我大爷就上了前线。
说到这里,三爷解开衣服,让父亲看他那满身的疤痕。说刀伤是同日本鬼子拼刺刀留下的,大腿上的枪伤是在朝鲜上甘岭战役被美国佬的子弹击中。在部队练兵时,教官反复交待,日本兵十分凶狠,受过正规训练,吃饱喝足,身体素质好,体能强,在近战刺刀见红时,你们要三个拼他一个。
父亲听得激动,问,“三叔,你是怎样拼的?”
这一问,顿时激起了三爷的英雄气慨,语调都变得粗犷,“有几次近战,我都是与日本兵一对一的,我们是武术世家,我跟你爷爷学过刀枪剑棍,不想到战场上派了用场。我力气大,两三招内就把狗日的日本兵刺死。”
接着,三爷又讲解放后去抗美援朝。上甘岭一战,打得非常苦。“当时,我任志愿军某部班长,全班十二个人,我的副班长和十个战士全部战死了,我也受重伤动弹不得。美国佬攻上山时,我是用死人盖住身体才不被发现。后来,我们的部队又反攻,把美国佬撵下山,才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送回国疗伤,定为三级残废军人,54年复员回国。”
父亲忍不住问:“三叔,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大的功,怎么还这样穷啊?连饭都没得吃?”
三爷重重地叹口气,“落到这种地步,都怪我的命不好。从朝鲜回来,部队首长本来打算送我去东北某军事学校读书,我都推脱了。当时我想,仗打来打去,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想回家分田种,想讨老婆生儿育女,哪还有心思去读书。就这样,我转业回老家分田当了农民。你大伯也叶落归根,在远征军中立功当了连长,负伤转业,在衡阳市工厂做工,当工人。你的两个当童养媳的姑妈也找到了,大姑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二姑爷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以后,我就讨了你叔妈,生了一女两男,你叔妈坐月子死了,生病无钱医,又没东西吃。我谁都不怪,就怪这该死的自然灾害,全国也不晓得饿死了好多人。我们老家没有大山,只有小土丘,不长东西,我想你们贵州到处是大山,山上可能找到一点东西吃,所以我刚埋下你三娘,就走路来看你们了。”
说到这里,三爷泪流满面,不停地抽搐。在他的悲哀之中,我父亲渐渐袭来瞌睡。
当夜,我父亲就明白了:三爷这次千里迢迢地跑来贵州,竟是希望他二哥能替他解决点粮食回去,以免全家饿死。自从三奶死后,剩下二子一女,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几个月,而他本人又是残废军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残废津贴补助。他出来探亲,子女委托给亲人。当时的人民公社是靠挣工分活命,一般大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只有两角钱,差的只有几分钱。父亲一家生活只能勉强自保,根本无余力支援三爷。他看到这境况,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无奈,不知怎么办,真是进退两难,窝在屋里,不停地叹气。
我父亲整天陪着他,出了一个主意,,“三叔你莫怕,我有办法。我们这里山坡上有蕨巴可挖,我带你去。”
“可以吃不?”三爷急忙问。
父亲认真回答,“蕨巴是蕨菜的根,蕨菜是一种野菜,它的根饱含淀粉,可以用来做成菜粑粑。我们这里,吃不饱饭,男女老少为了活命,都去挖,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上山。我现在放寒假了,你要不怕苦不怕累,我陪你上山去挖,好带回老家。”从第二天起,三爷就和我父亲天天上山挖蕨不止。
每天半夜,我奶奶就起来生火做饭。因米不够,全家每人都少吃一口节约出来,给我父亲和三爷多吃一碗,免得他俩走不动路更挖不动。天麻麻亮,父亲和三爷起来胡乱喝点米粥,包上一个饭团,夹些酸菜,把军用水壶装满水,就出门。近的走十几里,后来越走越远,要走二十多里,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坡脚。因无钱买手电筒,他们就砍松枝油膏举着火把照明赶路。endprint
饿饭的人太多,导致了挖蕨巴的人成群结队,山上山下火把游移不定,一会儿排成之字形,一会又排成了S形,像在舞火龙。走着走着,父亲起瞌睡,摔了一跤,又爬起强打精神急行军。终于,天慢慢放亮了,火龙消失不见。
挖蕨巴并不容易,有一定讲究:坡要当阳,土要肥沃,蕨根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出淀粉的质量和数量。因为父亲和三爷是第一次挖蕨,就处处向别人请教,经父亲本族的堂叔认真传授后,他俩就高扬锄头,狠挖不止。三爷想到家里挨饿失去亲娘的三个幼小孩子,就越挖越猛,父亲也汗流浃背越干越有劲,手打起了水泡,痛得钻心,还咬牙坚持。中午,下起小雨,谁也不肯歇气,收工时,父亲又冷又饿,从家里带来的饭团只能吃个半饱。为了防滑,脚上穿的是水草鞋,为了轻装挑重担,身上也不敢穿太多的衣服。这种味道,就是饥寒交迫。
上山容易下山难,天雨路滑,不少人接二连三地摔倒,担子扔出老远。唯独三爷走得稳稳当当,如履平地。众人惊奇不已,瞅到三爷脚上穿的与众不同,是磨平了底的破熟胶鞋(用汽车轮胎切割做成的),最不防滑,又挑得最重,佩服极了,就问:“喂,你怎么这样走得稳啊?”
三爷哈哈大笑,“我的经验你们学不来,我的这点经验是十多年的行军打仗苦练出来的,你们看过电影,朝鲜上甘岭的山陡不陡,滑不滑?我要是像你们这样连路都走不稳,怎么冲锋下山杀敌人呐。”
众人一听,佩服不已。
到家,一过磅,三爷挖的蕨根足有120斤,父亲才14岁,也挖了40多斤。
就这样,日复一日,挖个不停,转眼腊月三十到了,要过年。
父亲对三爷说:“今天要准备过年,别上山了。”
三爷摇头,“不行啊侄崽,你老家的三个弟妹今天可能连饭都没得吃,我要赶快多挖点蕨巴带回去充饥救命。”
父亲被他三叔的爱子之心深深打动,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凌晨,又陪三爷上山去挖蕨。这两天,山人只有三个人,除开父亲和三爷,还有一个父亲的本族堂叔,他也穷得叮当响,一天不上山,全家都要饿死。他一边读高中,一边还要养年迈的母亲。
想到别人都在家团圆过年,烤火,而自己却在这荒山野岭寻找食物,父亲的两个叔叔伤心得痛哭起来,其中一个边哭边叫,“天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们饭吃?”另一个则愤怒地骂了伟大领袖几句。父亲在一旁目瞪口呆,嚇得脸白了。
在毛毛细雨中,他们一边哭,一边不停地挖,在山上过了一个年。
父亲和三爷把每天挖来的蕨根交给我奶奶,由她清洗干净,用粑棒槌将蕨根捶得稀烂,纱布过滤,在圆木桶里进行沉淀,等过了一夜,倒掉沉淀水,用铲子将淀粉取出,铺在簸箕里晒干晾干阴干,就成了白花花的面粉,可以食用。奶奶说,“一斤干淀粉,加水可熬煮成八斤粑粑。”可见她的劳动强度也大得吓人。她对三爷说,“这一百多斤淀粉,加水可煮成一千斤粑粑,拿回去,节约些,你一家四口能吃两个月。”
三爷想家了,准备回去。
那么远的路程,他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得有一根过得硬的扁担,才不会闪失。祖父拿出了他从前挑货担的扁担,是用青杠木做的,木质细密,沉重,能承受两百斤。当年,祖父还用它来防身,遇到抢劫的土匪,货担一放,把扁担握进手掌,抡动起来,就成了一件厉害的兵器。
现在,祖父把青杠扁担交到兄弟手上,百般叮咛,抱头痛哭,带领全家送到城边,洒泪而别。
就这样,人到中年的三爷,靠双肩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迈开双腿,跋山涉水,再次赶回了衡阳老家。
多年后,我父亲去衡阳看望他,问他当年是怎么回来的?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挑着重担,他归心似箭,抄荒野小路,渴了喝河水溪水,饿了,拿出一点淀粉找户人家,借别人的锅子来煮一顿,一路上多遇好心人,有时他也送一点淀粉表示感谢。找不到住宿,就在人家的屋檐下躺一夜,像个叫花子。他每天每顿靠淀粉充饥,所以肩上的担子越挑越轻,到家时,只剩下六十多斤淀粉了,够全家四口人吃上二十余天,累是累,但总算没有空手而回。
今天,蕨巴成了餐桌上一道难得的野味美味,每次品尝,我都会不由自生地想起这个故事。觉得这世间一切果腹的食物,都美不胜收。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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