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忠佩

　　相框里的相片我是第一次看到，黑白的，褪色得有些发黄，带有那种远去的色调，一张没有笑意的脸，端正、暗淡、陌生。相片究竟拍于什么年月，我无从知晓。而相片里的人是谁？相片又是什么时候挂起来的？老家（婺源人口语习惯，欢喜把故乡称作老家）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过。相框里的相片与奶奶的相片并排挂在老屋的墙壁上，我猜想相片里的人应该是我没有见过面的爷爷了。他的血脉遗传给了我父亲，父亲的血脉遗传给了我，他却没有给我机会叫他一声爷爷。记得父亲去世时，我儿子才学会走路。儿子比我幸运，他至少见过爷爷，也叫过爷爷。对于爷爷这样的称谓，我的记忆始终是缺失的。在技术层面上，相片可以翻拍放大，然而，我奶奶与父亲都先后走了，能够与相片中的爷爷产生记忆重合的叔也卧病在床了。

　　叔的少年、青年，乃至老年都是跟着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生活的，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把戏”（小孩）。奶奶一身之下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我父亲，一个便是我叔，还有一个是二叔。不过，二叔从小就送给了村里人。当年，爷爷英年早逝，奶奶连自己的小儿子都无力抚养，那样的家庭困境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叔长大后，由于家庭苦寒，老婆都娶不起，一直打着光棍。十多年前，奶奶走了，叔的天就塌了。勤劳省俭的叔，开始变得懒散、抑郁、偏执、沉溺、邋遢，并在孤独中苍老。人老的特征是不爱说话，容易发呆，懒得动，而这些都在叔身上得到了印证。我怕叔在老家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就动员他去敬老院。我说叔，你是五保老人，一个人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散养还不如集中供养。没想到，我为此还挨了他一顿臭骂，好像送他去敬老院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叔最后放下脸说，去敬老院，要你们这些侄子干什么？叔应了村里一句俗话，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年四季，叔情愿在村里闲逛，也不去管田地抛荒，他陷入了一种困顿与孤苦之中，以至挨边七十了，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空荡荡的老屋里。老家二叔和邻居的电话，成了叔身体疾病的信息源。他身体出现状况了，二叔和邻居的电话是我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每每看到手机上显示二叔和邻居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叔又病了。从蛰居的县城到乡下老家，我只有来回跑。能够为叔做的就是送去就诊，把他的身体交给医生。冷一餐，热一餐，饿一餐，饱一餐，成了叔一个人无序的生活常态。他一日三餐图省事，经常把村里小吃摊上卖剩的油条菜包包销了，兜里没钱，就赊着。有的时候，摊主问他结账，他嘿嘿笑一笑，像似自嘲，话都不回一句甩手就走了。摊主知道，我们侄子辈的几个一年回老家都会帮叔付钱，也就由着他照赊不误。叔的不管不顾，换来的却是肠胃功能紊乱、退化。往往，叔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依然有一餐没一餐的，冷热不分，甚至馊了也照吃不误。叔这是和自己，或是和侄子过不去吗？肯定不会。那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依然我行我素呢？有的时候，别说村里人，连我和家里人都想不通……

　　即便在秋天的昼上，老屋房间里的昏暗足可以隐藏甚至碾碎一切。从我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起，昏暗立即把我淹没了，我的眼睛进入一片盲区。昏暗的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泔水与屎尿混合的怪味。连接叫了几声叔，叔都没有应我，只能听到他微弱的呻吟。我摸索着找到电灯拉线开关，扯了几下，毫无反应。这是我从小跟着奶奶生活过的房间，奶奶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病逝的，房间里的每一处我都烂熟于心。然而，我却不得不从房间的昏暗中退了出来，到邻居家去借手电筒。借着电筒的光亮，我才看清躺在床上的叔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他裸露着身子，头发篷乱，胡子拉碴，堆在身边的被褥和衣服上都沾着屎斑。而地上的痰盂里呢，装满了呕吐物，床头的木桌上，盘碟里剩着几个菜包，还有一碗没有动筷的面条。我真弄不懂叔了，房间里的电灯是切了电源的，窗户也被木板铁钉钉死了。但有一点很明显，叔已经卧病在床多日，而且大小便失禁了。我叫着叔，叔还是没有应，但眼角上有了泪痕。面对叔这样的状况，我去找村里诊所的医生，村里的医生听后就婉拒了。我再去找乡医院的医生，乡医院的医生不以为然地说，你不看见门诊都看不过来，还有时间出诊？无奈之下，我找来同村的二叔，把叔背去了乡医院。医生说，像这样的病人大小便都失禁了，乡医院没有能力接受，要住院得院长同意。我解释说，病人没有什么恶症，他只是肠胃上的毛病，年纪大了，卧床久了，功能紊乱，虚脱而已。我是他大侄子，病人万一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们。医生说，现在的病人家属都不是省油的灯，这样的事见多了，万一有个事就是医患纠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过软磨硬泡，院长才勉强同意接手。吊针输液，医生找不到病根、病源，只有打葡萄糖的点滴。换衣、擦身、洗脸、剪指甲、喂水喂食、接大小便，说实话，所有这些，奶奶与父亲当年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能够做到如此具体，而面对苍老孤苦的叔，我做了。人呀，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才会懂得“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感受。

　　乡医院的住院部是一排平房，有二十个床位的样子，却只住着叔一个病人。住院部病房与门诊部打吊瓶的输液厅有着鲜明的对比：一边冷冷清清，一边挤挤挨挨。点滴一瓶瓶地打，叔的身体还是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二叔一天急匆匆走，急匆匆来，讲话的机会都少。在病房的走廊上，二叔一身汗滋滋的，脸颊与肩膀上都是水泥灰，他歉疚地说，大概有一个多礼拜了吧，街上看不到他人，就知道他病倒了。自己家里的屋去年受台风“海葵”的影响，墙都裂了，没办法，今年只好勒紧裤带，正在忙着拆倒重建，想照顾他也照顾不过来，一天只有抽空送点豆浆面条什么的去给他。几天不吃不喝，身体好的人都扛不住，何况他还病成这样。我也纠结了几天，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打电话。我对二叔说，老人抵抗力差，拖不得，早看医生早好。叔如果是绝症，他熬不到现在，以前不是打打针吃吃药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的话是在安慰二叔，我自己心里也没底，毕竟，叔是七十岁的老人。与医生碰面，医生就接二连三地催促转院，说得我心里开始发毛。是我的侥幸、盲目，还有一厢情愿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叔等死吗？第三天的晚上，我终于坐不住了，给远在广州打工的弟弟打了电话，说了叔的病情。弟弟二话没说，连夜往家赶。次日下午，就把叔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抽血、化验、检查，结果让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叔除了肠胃和肾上的毛病，医院给出的主要病因是“重度营养不良”，并没有患什么绝症。在老屋房间里，在乡医院，叔对生命的态度是自暴自弃的，有放弃治疗的意思，而在县人民医院，除了情绪低落时，我感到他求生的欲望明显。住院时，叔有不良反应，双脚肿得厉害，容易出血，脚指脚背都结着血痂，让一家人担心了好几天。他倒好，干脆“跌倒赖着睡”，连病床都懒得下。同病房的病友佝着背叹着气对叔说，你呀，有这样的侄子是你的福气，你看看我，都是女儿来照顾，儿子连影子都见不着。endprint

　　每年的深秋，都是县里筹办乡村文化节的日子，也是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叔在医院住院，我只好宿舍、医院、单位轮着转。让我和家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十二天的治疗，一个半月的休养，卧床不起的叔，又回到了能够上街闲逛的叔。问题是，如果叔跟我生活，住房是个大难题；如果送叔回乡下老屋，等于又让他重蹈覆辙，弄不好过不了几天又要上医院。我试着与叔沟通交流，想让他去镇上的敬老院生活。毕竟，在敬老院有人照应和管理。我对叔说，镇上敬老院我去看了，环境不错，临河，两排楼房，有个院子，还有菜园。里面四乡八村的老人有二十多个，村里“大头炳”、“细女犟”在那里都生活好几年了，你去了也多个老年伴。起先，我怎么说叔总是不吭声，甚至翻着白眼。然后，垂下眼睛，陷入了沉默。嗯，哦，每次与叔交谈，他的回答像挤牙膏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而且重复。有的时候，我和叔说着说着，他就有了鼾声。叔在村里老屋生活惯了，他在县城宿舍进房间不换鞋，上卫生间不冲水，弄得一家人都头痛。我跟叔说了，他嗯一声答应得很好，过后又忘记了。一天晚上，我陪叔去健康路街口理发，他说今天在街上碰到村里谁谁谁了，他们也老了哩。我故意气气叔，说那天背你去乡医院，村里卖猪肉的瘪三跟着要账呢，你欠了他多少猪肉钱？叔嘀咕了一句，他具体说了什么，我都没听清楚。回家的路上，我见叔有谈话的兴趣，又提到了去敬老院事，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乡下的老屋，是乾隆年间建的，屋的堂名叫“忆善堂”，不仅有前堂、中堂、后堂，窗棂房梁上有雕饰（“渔樵耕读”、“瓜瓞绵绵”等），清一色的石板地，还有三个露天的天井，阔大、空灵。一个在唐代建村，以洪姓氏族聚居的村庄，在整个村子里像我家这样的老屋也屈指可数了。我没有机会看见家谱（在人性泯灭的年月，家里的线装书连同家谱都付之一炬），无处知道祖上有怎样的发家史，能够在村里建起这样的大屋。祖上的家境应该很好吧，可后来怎么滑入了如此窘境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母亲从老家迁往县城跟父亲生活后，两位弟弟还跟着奶奶和叔在老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患病又回了老家。记得父亲嘱咐我送他回村庄时说，叶落归根，在外转了大半辈子，也该回老家去了。当着父亲的面，我眼睛泛红，差点眼泪就滴落了下来。奶奶与父亲先后去世，两位弟弟上完初中也就陆续南下打工了，村里的老屋只剩下叔和堂叔一家居住。叔的年纪虽然只比堂叔大十几岁，但性格却孤僻得很，他和堂叔一家，甚至二叔都断了来往。有时，见着面还像冤家似的。叔在县城住院休养的一天早上，堂叔和村里的一位亲戚到了我家里，绕来绕去说了一大通，才把话题扯到了村里的老屋上，说什么县里文物部门普查登记了一次又一次，也没见个动静；说什么老屋年久失修，漏的地方漏，朽的地方朽，而且白蚁蛀得厉害，若没人住，是个大问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要倒塌；说什么你母亲有一块菜园地前几年就配给外姓人做了屋，今后老屋与其好了外人，还不如好了自己人。说来说去，他们的话外之音是想出点钱买下老屋。面对两位长辈，我说了句实话：祖居屋我肯定不会卖，也没有权利卖，何况我两位叔叔和我母亲还健在呢。再说，有栋老屋在，心里对老家还有个念想，不然，真的回老家就是清明扫墓一件事了。两位长辈磨了许久，看到没有商量的余地，悻悻地走了。

　　叔去镇上的敬老院生活了，老家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了。大年二十四的前几天，我邀了几位书法家朋友去老家帮村里乡亲写对联，除了上了年纪的老面孔，年轻的我基本都不认识，尤其是有的年轻人出去打了几年工，讲话口音都变了，有一个居然染上了水红色的头发，是那种爆炸式的。与我少年一起长大的“少年伴”，有两个在南方打工都落下了残疾，一个肺部出了毛病，一个脚上截了肢，而他们最小的小孩还“一把秧”（很小）。身体的残疾，给他俩的家庭带来了一团糟，一家一个，大的子女高中没毕业就踏上了打工的路途。二叔的儿子媳妇也在外地打工，他家的新房建好了，他要了两幅喜迁新居的对联。趁朋友挥毫泼墨，我抽空去了老屋。巷子里已经有了浓浓的年味，向阳处晒起了腊肉、香肠，还有咸鱼。而“小把戏”呢，开始玩起了噼噼啪啪的甩炮。老屋大门紧闭。叔去了镇上的敬老院，老屋彻底失去了烟火气息，屋里寂然无声，落寞、阴冷，弥漫着一股霉味。伫立老屋堂前，我不禁想起了奶奶领着我大年三十拜祖宗和一家人“吃隔岁”（吃年夜饭）的情景，仿佛那饭菜香还在，那爆米花和炒米片的香甜还在。唉，香椅桌和八仙桌依旧，却物是人非了。我想，如果有一天老屋坍塌了，老家就真的只剩下几堆坟冢了。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从清华走到唐下，转过岔口，我发现河床裸露，新房栉比，老家那丰腴的轮溪，以及古朴的村庄不见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