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来旺

　　

　　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它善奔跑、能负重、可乘骑，重挽、作驮、挽车、驾辕，处处大显身手。从游牧民族的骑马狩猎，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马在军事上屡建奇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马的速度成为力量与神行的代表而跃入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教育等各个领域。马的极富灵性和善解人意，使它成为人类的忠实朋友。中华民族的祖先认为，马是阳刚、威武、健康、善良、勇敢及豁达的象征，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它代表了我们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及道德品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有三：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在没有机械自动化的时代，马与工具的结合，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标志，这种标志贯穿于整个冷兵器时代，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助推力。因此，我们在探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不能忘记马的作用、价值和马文化的影响力。当今社会，马的经济、军事作用虽然逐步减弱，但它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值得传承与发扬。

　　自古马就是人类的伙伴

　　从生物学的角度说，马为哺乳纲·奇蹄目·马科·马属，属于食草性动物，居六畜之首。早在60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初期时，就出现了马的祖先，它们被称为原蹄兽，后称始祖马，繁衍生息在热带森林之中。此时的马很像狐狸，在茂密森林中生存，以多汁的灌木和嫩叶为食。进入中新世以后，由于干燥草原代替了湿润灌木林，马的生理机能和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体格增大，四肢变长，前后足由四只脚趾变为三趾，牙齿变硬。经过渐新马、中新马和上新马等进化阶段，到大约100万年前第四纪更新世，逐步演化为现代马，不再吃树上叶子，开始咀嚼地上的青草，成为草原上的高级动物。

　　人类在对马的长期驯化过程中，发现马有几个显著的生理特征：一是汗腺发达，利于调节体温，对气候的适应性强，因此不论严寒酷暑都能生存。二是胸廓深广，心肺发达，适于长途奔跑和强烈劳动。三是虽食道狭窄，单胃，无胆囊，但大肠、盲肠、胆管发达，牙齿咀嚼力强，消化功能较好。四是马的两眼距离宽，视野重叠部分小，眼的焦距调节力虽弱，但可视面广，眼底视网膜外层感光力强，夜间也能看到周围的物体。五是马的三种知觉奇特，发达的嗅觉是马进化的成功之处，也是马的主要生理特征；马的味觉感知能力一般，因此采食面宽；马的听觉非常发达，是对其味觉欠佳的一种生理补充。马的耳朵位于头的最高点，耳翼大，耳肌发达，动作灵敏，旋转变动角度大，因此无需改变体位和转动头部，靠耳郭的运动就能判断声源方向，分辨声音频率、音色。在训练中人们通过口令或哨音建立马的反射行为，利用马的听力来进行调教、训练和使役，对军马的卧倒、站立、静立、注意、前进、后退、攻击等动作都可以通过语言口令下达。六是马睡觉的方式独特。马不一定非在晚上睡，更不是一觉睡到天亮，通常情况下，如没人打搅它，站着、卧着、躺着都能睡，有时一天能睡八、九次，加起来差不多有六个小时。野马为了及时逃避敌害，从不敢高枕无忧地睡觉，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态势，站着打盹，以防不测，家马继承了野马的这些生活习性。

　　在与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人们惊喜地发现，马不仅有灵气、通人性，而且有着可贵的精神特征。一是勇猛英挺。在刀光剑影、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纵横飞蹄，无比英勇；二是记忆力惊人。不论在绵延不断的山岭中，还是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机警识途，不会迷失方向；三是对主人忠贞不二。一旦建立起主仆关系，时时事事呵护着主人，当主人从马背上摔下时，马能将缰绳及时送到主人手中，使人迅速脱离险境。民间有“狗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义”之说，因此人与马历来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中国历史与马有不解之缘

　　在河西走廊和内蒙古的峡壁山崖上，雕刻有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中包括大量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马的形象常会出现在画中。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四千至一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的文化遗存。由此可以说明，北方游牧民族是驯养马匹的先民。匈奴是最早建立游牧国家的少数民族，他们有效地驯养牲畜，放牧式的生产方式使游牧业成为一大产业。而产业的形式基础则是匈奴人与马匹的有机结合，形成机动灵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匈奴养马数量惊人，且种类很多。据史料记载，汉朝在每次战胜匈奴后，俘获马匹等牲畜少则十余万，多则百万。乌桓部落不仅善骑射，而且善做马具、兵器。《三国志》中记载，乌桓骑兵曾在曹操的统一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鲜卑人制作的各种实用的马具，不仅在中国各民族中发挥了作用，还对朝鲜、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突厥的养马规模，是衡量其畜牧业经济的重要标志。史载突厥汗王拥有数十万骑兵，数百万战马，其马具、兵器锻制技术在那个时代处领先水平。在与中原王朝互市贸易中，突厥的良马被大量引进，改良了中原马种，同时提高了中原养马技术。回纥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并拥有大量的骑兵。唐朝时，回纥骑兵曾帮助唐肃宗平定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为感谢回纥的帮助，允许双方互市，进行绢马与茶马贸易。在契丹民族的传说中，有神人骑白马“浮土河而东”，天女驾青牛车“泛潢水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神人与天女结为夫妻，生八子，繁衍为契丹八部。这些历史和传说都表明游牧民族与马的不解之缘。

　　在我国中原大地，最早与马如影相随的是车，相传车是黄帝发明的，马车在商、周时期被广泛用于狩猎、运输及军事战争。历史上，武王伐纣时，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说明当时马拉战车作战已较为普遍。由于马“寓兵于农，隐武于国”，周代首次把掌握军政的官称为“司马”。战国以前，车与马是相连的，没有无车的马，也没有无马的车。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乘马也就是乘车。驾二马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一车四马为一乘。按车乘的多少可区分国之大小，天子是万乘之国，诸侯是千乘之国。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整军经武，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从此开了骑马作战之风。骑兵的出现是一场武装革命，改变了作战形式，与此同时骑马技术也有了明显提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边郡地区大力发展官营马场，兴建官马厩，并采取了多种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以至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当时官僚贵族、豪强巨富及名儒都拥有大量马车，出行时，常有众多的马驾车辆随行，这也成为当时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一种象征。到了汉代，马业发展空前繁荣昌盛，汉朝中央设“太仆”为专管皇帝马的长官，“散骑”一职则是皇帝的骑从。在京城附近有“天子六厩”，“马皆万匹”。在边郡还有官营牧场，同时在民间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养马。张骞出使西域后，大量西域良马输入中原，汉武帝组建了庞大的骑兵，指挥骑兵的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相当于三公九卿的地位。唐代统治者认为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此重马之风更甚，在稳定双边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的互市贸易中，马被视为主角。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并被制度化。宋王朝清醒地看到，北方游牧民族，食肉饮酪，需用茶解油腻、助消化。塞外有民谚：“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婚丧喜庆和祭祀活动都少不了茶。因此，宋朝官府注重以茶来激励养马，规定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品质好的名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这些规定很受游牧民族的欢迎和拥护，西南的吐蕃也因此接受了宋王朝的统治。茶马贸易之策推动了中原王朝马业的发展，促进了草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并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宁。

　　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小就练就了马上功夫。婴儿襁褓时，长辈们就把他扶上马背，三岁以后就自行拽紧马鬃随众奔跑，四至五岁，上马下马已经娴熟，到七、八岁时，就开始进行乘马射箭和操刀砍杀等训练。公元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创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紧接着挥师西进，大批战马随军出征。这些战马由哪里来？成吉思汗规定，千户子弟的乘马，从千户属下的马群中带来，百户子弟的乘马，从百户属下的马群中带来，牌子头子弟的乘马，从牌子头属下的马群中带来，且均为无偿征用。这个征马制度有效地增强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之后的蒙元统治者为了发展马业，划拨水草丰美之地为官牧场，并规定了各牧场饲养马匹的规模和质量，要求广建棚圈，改善马匹饲养的环境，要求服兵役须自备马匹，实行“以畜代税”的税收政策，鼓励民间广种牧草，官府以发行盐票的办法向农民换取饲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马政管理制度。

　　在中世纪，蒙古骑兵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智勇兼备，不畏艰难困苦、不图安逸舒适，令人生畏的旋风部队。雄才大略的铁木真就是依靠这支军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蒙古骑兵的战马是蒙古马。这种马具有灵活、疾速和忍耐力强的特点，能较好理解骑士的意图，可以连行数日跨越险恶地形而不进粮草。据传，成吉思汗西征部队的兵力人数不过24万。后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地区的军队只有15万。而能够做到“横扫千军如卷席”，其中包括马的功劳。在鄂尔多斯成陵旅游区内，我们看到的大汗出征雕塑群，再现了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场面。其中最使人震撼的是金戈铁马的威武雄壮。2010年8月，我站在高处再次观赏这个出征场面，即兴作了一首律诗《铁马飞蹄》：

　　纛麾风掣望西天，

　　车驾穹庐动野烟。

　　铁马飞蹄穿大漠，

　　犍牛牵帐越金山。

　　刀光剑影长风烈，

　　骏骑骁兵皓月寒。

　　横扫千军如卷草，

　　气吞欧亚奏凯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