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古典文学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支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古典诗词无疑是其中横空出世的“镇河之宝”。
对于古典诗词的概念，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自上小学时，我们的课本里便逐年适当地选入了一些优秀的古典诗词以供我们学习和鉴赏。中国自古就是诗歌的国度，而词作为诗的一种，源于隋唐“燕乐”歌词，后经文人学士整理，吸收了唐格律诗、辞赋以及骈文的格韵句型，加以变化，遂盛于两宋，再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完善，经过历代诗人的锤炼和升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深受广大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青睐。
但是，自从五四运动白话文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典诗词就逐渐由“前台”退到了“幕后”，仅供专家们和爱好者去研究和把玩，安慰心灵，陶冶情操;或者供学生们去学习，以便继承传统，掌握必要的古典文学知识。就连毛泽东许多年前在写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还说，自己并不主张青年去创作古典诗词，也不主张青年多看他所写的古典诗词，以致“谬种流传”;更不说，胡适曾大声疾呼文言文应该死去，鲁迅也要上下四方求索最黑的咒语以诅咒保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遗老遗少。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文言文自有它的历史功绩，他们更清楚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最能体现汉语的声情、意象之类，最具超时空的活力，只是根据当时时代的需要，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民众有一个正确的文化引导。
是金子，总要闪光。时过境迁，当白话文的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惯和常识，当东方的古老文明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相互借鉴、碰撞、吸收、渗透以后，近几年来，古典诗词的写作又重新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因此，若在往年，谈起诗歌，一般指的都是新体诗。这几年，古典诗词创作突然热闹起来，甚至引起了好些专业或不很专业人士连篇累牍的议论，颇让人感到些许意外。其实，仔细想一想，古典诗词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并不稀奇，反倒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新体诗被人们接受才区区百年的时间，而古典诗词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几千年了。
新体诗有新体诗的勃勃生机，古典诗词自有古典诗词内在的魅力。由于人们不同的思维习惯、性格爱好，百年来，中国诗坛的新、旧之争一直就未曾停止过。胡适之可以放开手去写“两只花蝴蝶，双双飞上天”，而陈独秀也可以坚持“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其实，新体诗、古体诗词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二元对立、矫枉过正的做法，显然是愚蠢的。新体诗明显带有时代的特征和信息，让众多的诗歌写作者从中找到了抒发情感的渠道;而古体诗词沉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只是，其重新升温，在带给我们欣喜的同时，有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慎重思考。
许多研究古体诗词者，提起古体诗词的写作现状，往往都要说到两件事：一是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古体诗词敞开了大门;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多数人认为，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更多的人则是对于另一个有关古体诗词的写作现象津津乐道：目前，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有18000多人，各省的诗词学会还各有近万名会员;各级会员的身份，有教师、机关人员、老干部，还有工人、农民、学生、企业家等。事实上，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内在的虚浮和匮乏。回到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并不是应该不应该写古体诗词的问题，而是古体诗词怎样写才能创新、怎样写才能恰当地表现新生活的问题。
无论绝句、古风、乐府、律诗，还是散曲、词，都是汉语精粹化的典范，其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又被人们喜爱，首先具有其艺术上的独立价值。同时，也具有对社会生活与人类情感独到的表达能力。目前，大家比较热衷于写的古体诗词，主要有绝句、律诗和词，这些古体诗词的写作，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是平仄问题，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格律问题。现代人写古典诗词，要么有形无“神”，注重格式，抛却格律，成了不伦不类的“古体诗词”;要么死死抠着格律，心（内容）为形（形式）役，结果只能是因文害义。从实际情况看，汉语演变至今，许多字的读音（平仄）已经变化，若仍然泥古不化，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在拗救问题上斤斤计较，必然举步维艰。其实，即使古人，如苏轼、陆游等大家，诗词中也常有不合律之处。所谓“破格”是也。第二是对仗问题。律诗和许多词中，按要求是要对仗的。当然，如果不对仗，从内容上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你写的是古体诗词，那你还是应该尊重人家的规矩，不然，又何必“挂羊头卖狗肉”？第三是用典问题。用典是古体诗词写作的一大特色，如果典故运用得恰到好处，不但传神生动、抑扬顿挫，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字数内融入极大的信息量，能对读者起到一咏三叹、余音绕梁的作用。而放眼现在的许多古体诗词，几乎不用典，语言苍疏，诗境浅白，有些甚至通篇为标语、口号。记得前些年我曾读过某颇有身份者写的一首七绝《养老证》：“手里捧着养老证，两眼眯成一条缝。社会主义就是好，老来生活有保证。”——就是把它当成顺口溜来读，那也不会是好顺口溜。第四是语言问题。用现代语言、现代思维写古典诗词，是典型的“旧瓶子装新酒”。那么，怎样才能让语言既新又符合古典诗词的意境？怎样用古体诗词的形式表达现在的生活？写出的古体诗词怎样才能让读者从中既读出古体诗词的意蕴、又引起现代心灵的共鸣？这当然就是技巧的因素了。但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古代文学和古体诗词修养，努力找到古体诗词的形式与现代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应该是基本的途径。
相对于新诗，古体诗词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和作者，还在于它沉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传神的语言表达，含蓄而又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情感和审美情趣，“把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并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因而成为我们民族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载体和工具。”是的，诗词这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几千年来，自始至终无一不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其诗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常常使读者热泪盈眶。《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風俗……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责也。”以至被当代诗学界称为中国古体诗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宣称“文以言道”：“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如果没有了这种大是大非的诗歌精神，还何以言诗？诗歌又怎能相继以长？
无论古体诗词，还是新诗，都只是一种文学表达的形式，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古体诗词，由于其远离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环境，由于其朗朗上口的特有韵律，还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宏大的语言张力，都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着迷。古体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如何继承和将其发扬光大，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著名古体诗人郑伯龙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古体诗词创作的不足：“一是一些创作者富有歌颂新时代的热情，但是诗词修养稍微弱了一些，生活感受也不细致入微，因此写出来的诗带有标语化的味道;二是一些创作者陷入了古代背景、情绪之中出不来，闲愁很多，却远离生活，写不出新时代的大象;再一个就是在形式上死守过去的平水韵，越雷池半步都不行，因此缺乏必要的发展变化。”真可谓一针见血，实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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