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法与施蛰存的作品分析_文艺生活·中旬刊_杂文_网络文摘

王海婷

　　（五邑大学，广东江门529000）

一、前言

二十世纪，弗洛伊德开始对人类无意识领域探索，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并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界，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作家均受到该理论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中多多少少带有“弗”味。施蛰存也是其中一员。除了学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施蛰存还通过自己独有的表现方式，展现着心理分析小说独特的魅力。下文笔者就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入手，谈谈精神分析法对施蛰存创作影响及施蛰存本人对精神分析法的独特表现。

二、以意向入手，以线索的形式表现弗洛伊德人格系统理论

在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伊徳）、自我与超我。其中本我是完全是无意识的，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毫无疑问，施蛰存也认可这一观点，并在创作中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通过对小说的分析，笔者得出结论：施蛰存经常通过意向推动，写出本我与超我的激烈冲突。

　　以小说《春阳》为例，作者就以春阳这一意向作为推动，以春阳的出现与消失，写出了婵阿姨情欲的消失，阐明了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与争斗。故事的女主人公婵阿姨是一个寡妇，她因抱着牌位结婚受到社会的赞誉，她本人也把恪守妇道当作一种美德，这种道德强化从前仪式上严重抑制了小说主人公的本能欲望，于是，婵阿姨即使从小乡镇来到大城镇，即使手中掌握着许多财富，她“左看看，右看看”，在大减价的店铺里也什么也没有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婵阿姨这时受着超我的支配，她依然按照社会道德的规范行事、依然按照她本人所恪守的准则行事。随后，春阳出现了，那灿烂的阳光让她的心“灼热地烧起来”，不顾一切的追求快乐，这是追求情欲的本我在发挥作用。婵阿姨的情欲（本我）被压抑了太久，所以力量太过强大，即使偶尔自我会出来阻止，用现实原则提醒着她，让婵阿姨想起人群中眼底的诽笑与讥讽，想用拥有“抱着牌位结婚的忠贞女性”这一社会舆论赞美的她就此“沉郁下去”也无济于事。婵阿姨内心深处的情欲本能驱使她去寻求快乐，当她看到男子因找座位经过她身旁时，她幻想着那双有着文雅的手的年轻的银行职员会坐在他身边，幻想着他会约她去看电影，幻想着他们之间会发生一段美好的爱情。这时强烈的无意识本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婵阿姨，她已经不再顾她守着却不敢花的财产，不顾自己寡妇的身份。性本能促使她上前与那位男子搭话，可那男子的一句“太太”，又把婵阿姨拉回了现实，寡妇的身份重回她的脑海，超我又占据了主导地位，提醒着她应该遵循道德原则。于是春阳也便没了，“眼前阴沉沉的，天气又变坏了。”婵阿姨也只能一如既往，在那独身禁欲的寂寞的境遇里打发日子。她又变回那个受超我束缚的、拥有道德赞誉的寡妇了。

　　另一篇小说《梅雨之夕》也是如此，以雨作为意向，推动着矛盾冲突的发生。该故事发生在一场大雨时，主人公“我”与一位少女的邂逅。当主人公“我”看到女主时，强大的本我便开始发挥作用，“我”下意识地接近少女，最后用雨伞荫蔽着送女子回家。在途中，“我”的心理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想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结过婚的男人了，“我”十分担心，既怕两人的熟人看见，又怕自己的妻子看见，“我”“把伞沉下了些，遮挡住眉额，除非别人低下身子才能看到脸面。”从这点可以看出，超我意识正在与本我意识做着激烈的斗争，一方面“我”止不住对女子的钦慕，一方面“我”又担心自己所作所为不合乎道德标准，会惹人唾骂，只能由本我调和，把伞调低，偷偷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一过程中，“我”细心观察着女子，观察着女子的唇，观察着女子被打湿的衣襟。这种中描写无不体现着无意识对人物行为的支配。但最终，美好的体验总要结束，就像《春阳》一样，如此短暂。雨停了，女子主动提出不用送了，“我”只能悻悻离开，回到家向妻子撒谎，超我意识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此看来，在施蛰存的小说中，作者经常将描写人物心理与意向相结合，以意向来促发人物无意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

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充分考虑读者接受语境下的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殖器阶段,儿童会产生一种驱使儿童去爱异性双亲而讨厌同性双亲的心理。于是，男孩把母亲当作性爱对象而把父亲当作情敌，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中国人，施蛰存深知这种心理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格格不入，于是他便在自己的创作中，将俄狄浦斯情结对人的影响与中国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表现，给人一种“新感觉”。

　　如在小说《将军底头》中，作者结合历史，以花惊定将军的心理为线索，讲述了他在吐蕃和大唐之间的犹豫以及对姑娘的向往和军规的两对矛盾。最终，将军战死沙场，没有头的身体在心爱少女的讥笑下，伤心的死去。笔者认为从俄狄浦斯情结角度分析该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故意设置，以有着一半吐蕃血统一半汉人血统的将军想要归根父系溯源，回归吐蕃祖国（认父），却被迫替大唐征讨祖国（弑父）的矛盾冲突着手，塑造故事。使人物活动与心理这既符合中国人常规“血浓于水、追根溯源”的伦理原则。而通过隐喻诉说故事中所隐含的弑父娶母情结：将吐蕃隐喻为父亲，将大唐（和在边境爱上的大唐少女）隐喻为母亲。为了得到心爱少女的钦慕去攻打乡人，构成逻辑上的弑父。可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主人公花惊定与《哈姆莱特》主人公一样，在实施“弑父”这一动作上都有着犹豫，无法对“父亲”下手。在故事的最后，将军的头被吐蕃将领割下，也正代表着这次弑父行动的失败。当然，仅用一篇作品来证明作者的恋母情结倾向还十分单薄，实际上作家还有很多作品也同样运用中国历史背景表现出主人公的恋母情结。

　　如在《石秀》中，石秀嫉妒义兄杨雄“一尊黄皮大汉，却有一个赛西施在家中”，对嫂嫂潘美云产生了性幻想，甚至在梦中他还呓语到：“如果没有杨雄，我一定娶了你。”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石秀也有弑父（兄）娶母的心理。只是这种心理被伦理道德所束缚，只能在梦中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阐述俄狄浦斯情结时，将其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与传统历史故事相结合进行创作，充分考虑到了读者语境，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价值观，体现了作者对精神分析法的独特理解。

　　

四、以梦写实——考虑到作家与作品的社会性

弗洛伊德认为，梦所表现的是被压抑的人的本能欲望。在施蛰存的作品中，作者多描写的是都市人的梦，借都市人的梦来表达都市生活的变态与扭曲，颇具现实主义意味。

　　如在《狮子座流星》中，原不会生育的女主到医院检查完身体，发现是丈夫的原因后，便对丈夫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于是，被压抑的欲望十分巧妙地连成梦，使主人公的潜意识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薄暮的舞女》也是如此，作品写出一位叫素雯的舞女，在昏暗朦胧的夜色里，把一只小狗当成她情人的“幻影”，在幻境中开始新生活的故事。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创作的种种故事都将潜意识的梦与现实主义的因素联系起来，人们的幻想都依附于现实，依附于情感。与弗洛伊德无意识主导一切的观点有所不同，体现了作者对精神分析法的独特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