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紫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一、前言

如果仅关注“新感觉派”这一标签，很容易忽视施蛰存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出生于松江小镇的儒生世家，父亲的藏书是他的文学启蒙。中学时代，施蛰存就已开始创作、研究古典诗词。成年后定居上海，不同于自幼成长在现代大都市的创作同人，他始终对儿时生活过的江南小镇满怀深情，而“诗化小说的文化动力便来自于小说家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①

　　诗化小说的概念是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这种融合叙述方式与诗意方式的小说在西方诞生，昭示着传统小说艺术形式的巨大转变，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关注。周作人相应提出“抒情诗的小说”概念，反映了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倾向②，将诗化小说的概念“中国化”。鲁迅的《在酒楼上》等一部分第一人称短篇小说，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冯至的《伍子青》，师陀的《果园城记》，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幼年》以及汪曾棋的短篇小说等，都是学界公认的诗化小说代表作品。③虽然施蛰存的小说没有被划定为典型的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但笔者认为他的部分作品——尤其是收录在早期小说集《上元灯》中的篇目，在意境营造、叙事手段和抒情倾向等方面已具备诗化小说的特征。

二、有诗情的小说意境

在短篇小说集《上元灯》中，施蛰存将传统诗歌通过意象和意境来构作品的方式运用到创作中，表现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扇》的故事围绕一柄团扇展开，团扇是小说的中心意象。因天气闷热而想寻找扇骨的“我”，无意中翻到了抽屉底部的团扇。这柄团扇是小情侣树玉给“我”的纪念物，承载着“我”少年时代纯真美好的情愫。在鹅毛羽流行的现代都会，团扇已是过时之物。正如青春的浪漫故事对于中年的“我”而言，只是一丝悠远的“惆怅”。新与旧的冲突之下，消逝的不仅仅是团扇这种日常生活用品，那美人挥着团扇的姿态，那旧时生活的诗意情怀也一并没了踪影。

　　《上元灯》中的“她”为“我”亲手扎的淡青纱灯，与团扇有相似的功能和属性。作为时间背景的上元节，渲染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古朴风俗，同时也强调了花灯的特殊内涵——含蓄婉约的爱情。一只花灯成为牵连小说人物情绪的意象，故事情节也由此跌宕起伏。“我”未得到它时只觉烦恼而失意，“我”得到它后则是光荣和胜利。而“她”为“我”精心做灯、费心藏灯，虽没有用明确的话语表露心迹，但所有爱的情意都包含在花灯之中传达给了“我”。

　　扇与上元灯同为定情信物，表现出的情感深度和内涵却有所不同，意象的选取紧密贴合主人公所处年龄阶段对爱的不同感受和理解。少年时期的爱朦胧简单，罗扇扑流萤是旧时天真浪漫的情愫。青年时期的爱含蓄深沉，上元难送一花灯是现实重压之下的浪漫而坚定的表白，施蛰存选取小说意象时的精妙巧思尽显其中。

　　此外，施蛰存笔下的主人公也常常低吟古诗，用第一人称口吻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到小说之中。

　　《扇》中“我”追忆那个月下嬉戏的夜晚，想起了杜牧《秋夕》里“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唐诗清寂幽婉的意境为记忆中的夜晚蒙上了一层诗意。

　　《上元灯》中“我”独自从小巷中回去，看到眼前一片花灯，边走边吟起了李商隐的“珠箔飘灯独自归”，自然地将《春雨》一诗中主人公的寥寂而又迷茫的心绪过渡到小说主人公身上，惆怅的情绪更显深沉、悠远。

三、回忆中的小说叙事

“回忆”作为诗学范畴在西方源远流长。在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中，回忆也是主导叙事方式。《上元灯》收录的十篇作品，有六篇是典型的回忆叙事模式。在这些小说中，回忆成为结构情节的方式，小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回忆的产物。

　　《旧梦》讲述了“我”在苏州办事时探访旧居的故事。回到儿时的住所，循着儿时的记忆，“我”在二婶母的带领下参观了故居，见到了芷芳。回忆作为串联情节线索的引子，使现在的“我”与十七年前的“我”处于同一空间，进行了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所有的一切都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中残酷地进行着对比。用来游戏的凉亭不见了，花园变作蔬菜园，平地建起新房，儿时的初恋者芷芳也从天真无忧的小女孩变成了艰难生活的母亲。“过去”那让人欢喜、充满诗意的人和物都在平淡到显出寒酸的现实之下灰飞烟灭，“我”对旧时梦境的憧憬也化为失落。

　　回忆是由对往事的追思而在当下形成的再认识，它作为小说的叙事模式串联了情节，但不一定是最客观的真实。在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对话之后，回忆难免带有现在的“我”的审美感知，包含着“我”所憧憬的梦境的再现。回忆机制下的叙事由此产生了特殊的诗学效果。

　　《周夫人》的主人公微官也有着“过去”与“现在”的双重身份，施蛰存在小说开篇即明确揭示了二者与回忆的关系。在与周夫人的短暂相处中，“我”作为天真蒙昧的孩子，不懂她为什么拉着“我”的手对“我”笑，不懂她眼波里含着的深意。“我”虽与周夫人约定好再去她家，可四处玩耍很快就让“我”忘记了她。周夫人临走前惦念着“我”，可这一切在童稚的“我”心里都不曾有什么感动。倒是中年时忆起来，“我”数次用呼告式的语气强调当年“只是一个小孩子”，为自己的蒙昧无知、不解风情辩白。孩子眼中“没有一些意思”的往事，现在看来却有些“甜的，酸的或朦胧味儿的”。年幼时“惘惘然地去经历”的事，到了中年“愈觉得惆怅”,以至于在小说结尾，“我”也为周夫人感到苦闷。

　　《旧梦》中两个时间里的“我”是对话性的平等关系，故事情节在回忆与现实的不断对比中展开。《周夫人》里的“我”则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追怀中，中年的“我”以旁观者的角度隐身站在童年的“我”身边，以成人经验道出曾经没有领悟到的隐秘情感。同样是用回忆来结构小说情节，不同的回溯方式在每篇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叙事趣味，但追怀往昔时产生的“惆怅”都是相似的。加之通过回忆构成的个体内部的对话关系，使小说具有了诗性的特征。

四、挽歌式的小说情怀

文本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小说以诗意，但究其根本，诗意还是源自于它的解释者和观照者，即作家本身。施蛰存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叙述人生故事，记录个体生命体验，抒发个人对美和文化的思考。

　　纵观《上元灯》辑录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怀旧式的乡土情结。所有的主干故事都发生在“小地方”——江南一带的小城、小镇。小说人物所处的空间常常是小街小巷或者是自家楼阁院落。即使是他后期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也总有一个乡村小镇作为远景。

　　江南小镇的青山秀水、园林风光养育了施蛰存，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浓浓的乡土记忆和诗情情怀。他描绘故乡的山水草木，融入故乡的传统风俗，回忆街坊里巷的人与事，也是文学性抒写的摹本。“诗化小说的文化动力便来自于小说家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④。对于身处声、光、电、色的现代都市中的施蛰存而言，在作品中追怀往昔亦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旧梦》和《桃园》以游子归乡为叙事起点，是施蛰存在小说文本中对乡土的直接回归。两篇小说都融入了施蛰存对故乡之人、事、物、景的私人记忆和个人体验。《旧梦》中的主人公重回故园、重逢故人，在一系列的今昔对比之后，不得不接受物人皆非的结局。脑海中如梦一般美好的旧时记忆被眼前平淡的现实击得粉碎，只令人感到“苦痛的失望”，再也无法追回它的原貌。这份关于旧时的感慨与惆怅包含着些许“挽歌”意味。

　　《渔人何长庆》中，施蛰存进一步将这份私人领域的“挽歌”上升至社会层面，表现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出生在沿海小镇的渔民之家，幼年丧父的何长庆过着“祖遗的生活”。淳朴的他对青梅竹马的菊贞怀有传统中国男子式的爱恋，可菊贞无法抵御现代都市诱惑，逃婚去了上海。经过五六年的寻找，长庆不顾众人非议，娶沦为妓女的菊贞为妻。和平肃穆的小镇生活洗涤了菊贞的性灵，她最终成为长庆的贤内助，支持长庆发展为最大的渔户。

　　只看主体故事，施蛰存似乎是在赞美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可小说在叙述中又多次强调众人在长庆娶妻前后的议论，使读者参与到围观之中，巧妙地将读者置于思考之地。从文化层面考量，乡村是传统文化的代表，都市是现代文化的代表。充斥着西方文化的大都市使淳朴的渔民女儿沦为妓女，回到传统生活轨迹之后，妓女又脱胎换骨，成为传统文化歌颂的贤惠妇人。菊贞回归小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昭示着现代回归传统的合理性？从小说的结尾来看，施蛰存似乎并不想给出明确的回答。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的美感日渐丧失，知识分子在追求进步、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同时也陷入了对传统流失的困惑。这种现代性焦虑引发的惆怅情绪和挽歌情怀，恰恰是小说美感和诗意的来源。小说由此具备了抒情和诗意的品质，从内在精神上向中国现代诗化小说进一步靠拢。

　　“文艺作品，和妇女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⑤施蛰存的个人创作也是如此。他的早期小说虽不是最成功的作品，但却客观地反映出他在创作初期的精神状态和审美追求。虽没有达到纯粹诗化小说的高度，但透过作品的语言与抒情的诗化倾向，足以窥见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另一个侧面，对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有更全面的认知。

　　注释：

　　①③④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1):78,67.

　　②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文学评论,1997(01)118.

　　⑤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引言.施蛰存全集第一卷·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