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军

　　（《中华英才》杂志社，北京 100007）

　　2017年12月13日，著名美术家袁运甫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袁运甫在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史中，承载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博大深沉的艺术情怀及对艺术事业所具有的深深的使命感，使他将美术创作视为中华文化繁荣复兴的重要载体。他自由徜徉于国画、壁画、油画、水粉画、纤维艺术、书籍装帧等诸多艺术领域；他提出并积极践行“大美术观念”，打破绘画、设计、公共艺术、艺术理论研究及美术教育之间的壁垒，将多种艺术门类在文化上融汇，在创作上互通；他堪称中国当代壁画复兴运动的开拓、引领者。

一、《巴山蜀水》成为壁画创作复兴的代表力作

1933年，袁运甫出生在江苏南通。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师从吴大羽、林风眠、潘天寿等。习画创作初期，袁运甫主攻水粉，实景写生，步履所及江、浙、川、鲁等地。其作品风格清丽，虽囿于时势，仍不舍求新变更之锐。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袁运甫调入该校任教。袁运甫的工作经历正好伴随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发展，他为该院装饰绘画、装饰雕塑、壁画艺术、纤维艺术、金工艺术、漆艺、陶瓷、平面设计、书籍装帧等专业学科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艺术创作也获得了新的生机。袁运甫抓住机遇，根据社会对公共艺术的需要，将创作和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壁画等公共艺术上来。197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建成，面对空荡荡的大厅和光溜溜的墙壁，人们想起了壁画。于是成立了以张仃为组长的机场壁画创作小组，袁运甫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历经数月，袁运甫完成了巨制壁画《巴山蜀水》。作品以长江为题材，描绘了从重庆经万县、白帝城至夔门的壮阔图景，群峰环抱、急流飞湍，寓意国家改革开放时代勇闯激流险滩，百折不挠的气势与动力，意境阔大。该作品与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生的《泼水节》及其他壁画以其整体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北京国际机场大厅。揭幕之时，观者如潮，乃美术界的一大盛事。日本评论家桑田住雄观后叹曰：“中国新时代之肇始。”其后，袁先生陆续有陶瓷、纤维、金属、石雕等壁画问世，分置于北京地铁、世界公园、陕西西安、广西桂林、江苏南通等地，观其所作，每每立异标新，为世所示范。

　　

　　图1 袁运甫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巴山蜀水》1979年

二、壁画为社会构筑起崭新的审美空间

自从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成功展示后，袁运甫便将艺术目标调整到壁画与公共艺术中来。随着新时期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进步与城市发展，壁画与公共艺术及城市环境设计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袁运甫经常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袁运甫认为，中国古代的公共艺术是辉煌的，例如石窟艺术，它虽是宗教的内容，但在形式上则是大众的、公共的。我们应该研究与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公共艺术精神，创造出时代的新的公共艺术。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袁运甫壁画创作的旺盛期和高产期。

　　1980年，袁运甫创作的大型壁画《智慧之光——历代艺术集锦》在北京燕京饭店内完成，这幅长30米、宽6.4米的壁画表现了自史前、商周至元明清的中国艺术历程，壁画的正中是东方的智慧女神，她高举明灯，画面由6个不同大小的灯火组成了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光环群。这幅大型壁画共分十段，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与辉煌的艺术成就。英国艺术评论家苏兰评价时说：“外国参观者应特别感谢袁运甫，因为看一眼他的这一幅作品，就可以看到全部中国文化遗产的概貌和规模，它有强大诱惑力。”

　　在20世纪90年代末，袁运甫同时担任了国家一些重大项目的设计工作，如《中华和钟》的艺术总体设计，这件国家重要礼器于1999年12月30日安装在北京“太庙”大殿。《中华和钟》的总体方案是在中科院领导下，集我国有关科学技术学家、文史学家、音乐学家和艺术学专家四方面的综合实力进行研讨设计。

　　作为中华世纪坛中央大厅大型壁画《中华千秋颂》及大厅环境的设计者，袁运甫九易其稿，付出了两年的心血。他深知这并非一般的壁画创作，而是国家标志性、纪念性的历史建筑的组成部分。《中华千秋颂》壁画安装在世纪大厅的环形墙壁上，高5米，周长117.6米。其恢宏的气势、构思巧妙的设计和精美的工艺制作，都堪称历史性的杰作，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室内环形浮雕壁画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整幅壁画用了15种采自全国不同产地、不同颜色、不同质感的天然石材，采取拼镶、浮雕等方法制作而成。所塑人物形象268人，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内容从炎黄二帝到青铜文明，从秦皇汉武到大唐盛世，从五四运动到开国大典，浓缩了中国的政治史、科技史和文化史。

　　袁运甫“终年辛劳，未敢懈怠”，其完成壁画创作已达数千平方米，其作品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些重大的公共艺术作品的圆满的完成，为社会构筑起崭新的审美空间，为人们创造了充满诗意的人文环境。这一件件公共艺术作品的也正由于成功展现，使袁运甫先生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领军人物。

三、探寻中国色彩的审美精神

几十年来，袁运甫于重要场所所创绘的宏篇巨制，历历可指；而先生前三十年绘事如何广为铺垫、久事酝酿，实鲜为人知。在中国画领域，袁先生尝试从材料、色彩、表现内容、创作方式等多方面入手来改造、丰富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力。在袁运甫的色彩世界中，他几乎是“没有间断地在水粉——丙烯重彩画（白描）——彩墨画和水墨画之间反复实践、研究、变换着”。而对彩墨语言表现的自觉，则始自上世纪60年代。这与袁运甫的性格，以及早期众良师影响是密切相关的。诸如林风眠的洒脱，吴大羽的泼辣，潘天寿的磅礴，关良的古朴，倪贻德的简括……这些艺术性情潇洒特立的前辈精英，均在不同层面强烈的影响了他的艺术审美趣味。

　　袁运甫是生命的歌者，他选择以彩墨的表现形式来抒写生命。他曾说：“色彩是绘画的第二生命，是最能拨动情绪的手段。”在他的彩墨世界中，有以物寄情的比德观，也有对具体故乡风情视象的追忆。

　　袁运甫认为，中国的宣纸、笔、墨与色彩其材料本身便蕴含着浓厚的诗性，特别是以水作为主要的结合剂的媒介，它蕴含着潇洒与性情迁变的细微化、深度与广度。他说：“中国的笔墨材料讲究情致，笔墨审美讲究‘见笔’，比西方材质更容易抒发情感。毛笔、宣纸的材质所产生的形态与意蕴，让我为之着迷，我觉得这更适合我的性情的抒发。毛笔的尖、健、齐的品质以及柔软的弹性比齐头硬毫的油画、水粉笔要更能表现细节的变化与感受。”

　　在袁运甫那墨中有色、色中有墨的彩墨世界里，既有中国山水画中那种雄浑壮丽的博大意象，也有闲和旷达的诗性；有明艳而伟岸的荷花，也有丰硕而颖实的静物写生，而对诗性色彩观的强调，则是他自始至终的目的。袁运甫将文人写意的笔意墨韵与没骨法的设色结合，并将色彩传统的审视推到卷轴画以外，广泛吸收敦煌壁画古朴而绚丽的色彩，以及民间原生色彩中的祥和与喜气；将泼墨、泼彩法结合，以铺水、渍水、泼水法相辅，对“渲”“淋”“涮”“滚”“凝”“积”等笔墨手法的探索与研究，造就了他淋漓酣畅、缥渺留连，瑰丽高华的彩墨世界。在袁运甫的彩墨艺术世界中，造境是他的核心价值。他重视形象造型与色彩微妙变化的统一色调，注重墨与色的渗透交融，注重来自生活感受的色彩关系以及表现对景物的深入理解。

　　袁运甫从20世纪60年代起潜心研究中国画的革新问题。他以墨为基础，彩为载体，将他对西画创作实践中得到的色彩学经验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墨技巧及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相结合，展现了风格独特的中国彩墨画艺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袁运甫将中国民族传统审美情感和本土民间艺术的色彩学，注入到他几十年创作的数百张水粉画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色彩审美精神。

　　

　　图2 《荷香百年》102×160cm纸本彩墨2011年

四、公共艺术奠基者的情感与智慧

公共艺术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共享的精神和态度。作为当代公共艺术的奠基者，袁运甫数十年来坚持在这一领域进行不懈探索。

　　袁运甫曾言，对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要有长远的、整体的规划，不能搞成千篇一律，让人走遍全国却感觉在同一座城市里旅行；更不能不考虑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一味地标新立异。除了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外，袁运甫还为北京建国门地铁站创作了壁画《中国天文史》，为世界公园门口创作彩色花岗岩拼镶浮雕壁画《世界之门》，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创作《长江万里图》、金色大厅序厅《江山胜揽》、山东厅创作锻铜贴金箔的壁画浮雕《泰山揽胜》，为中华世纪坛大厅创作的花岗岩拼镶浮雕壁画《中华千秋颂》，为全国政协创作花岗岩浮雕壁画《高山流水》等，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愉悦，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成为人们美好的记忆。

　　在《向世界博物馆推荐丛书·袁运甫卷》一书中有一个部分是“公共艺术作品”，其中包括了壁画、雕塑及其制作过程的局部和相关环境综合设计效果等，堪称是最集中一次展示袁运甫艺术思想与创作的一部大书。从他的作品和艺术思想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思考深度。从传统艺术的传承，到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审美精神的体现；从艺术的主体深度，到造型形势结构完美和谐的体现；从功能要求到现代材料选择与制作的周密实施。壁画《巴山蜀水》，中华世纪坛壁画及总体环境，《中华和钟》等艺术工程都体现了他上述艺术思想的成果。

　　身为装饰艺术学派的一员，袁运甫深感装饰艺术与形式美的艺术思想传统是中国美术史中的核心价值。作为老一辈与青年一代之间承前启后的艺术家，如何沿着前辈艺术家的治学之道、创艺之规向前走，已成为袁运甫不断思考的问题。为此，他身体力行、热情传授、不断开拓。袁运甫把张光宇新中国画探索之路延伸到了公共艺术领域，提出了大公共艺术的理论，撰写了《悟艺集》《装饰艺术散论》《有容乃大》等有关装饰艺术的论著，不仅呼唤前辈的艺术精神和思想，而且抒写了他开拓美术装饰艺术创作之路的情感与智慧。

　　

　　图3 《三姐妹》纸本彩墨120×96cm 1961年

五、“通古今之变,成中西之美”

袁运甫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自由地徜徉于国画、壁画、油画、水粉画、纤维艺术、书籍装帧艺术诸领域，变而通之，得心应手。他还涉猎刺绣、壁毯、珐琅、石雕、木雕、漆艺、金工、陶瓷和玻璃等纯艺术、实用艺术以及公共艺术领域，并为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空间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袁运甫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于20世纪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为美术家提供了新的思考。文化语境将“纯美术”引入“大美术”。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从传统出发，走向现代。他曾说过：“以文化把握技术进步，确立文化主体意识已成为我们步入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标志。”于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将中国人的审美情感放在第一位，把庄严和浪漫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又表现出艺术家理解现代社会视觉传达方式的能力。

　　袁运甫敢于大胆阐述自己的艺术见解和主张，也经常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奔走呼吁。他说艺术家的责任感要求他必须这么做，否则，内心就无法安宁。当面对“承袭传统”和“学习西方”的学术之争时，他提出了“第三条路”的说法，即因袭传统文化不应“食古不化”，借鉴外来艺术时也不应“全盘西化”。这和其师林风眠、其友吴冠中的想法如出一辙。但他的“第三条路”并不是走折中路线，而是开辟全新的道路，遍学艺术之法而最终师心，以成就最高的艺术价值为目标——“通古今之变,成中西之美”。

　　袁运甫始终提倡“大美术”的思想。所谓“大美术”，就是要有艺术的总体胸怀，对艺术审美要有一个总体追求和视野，包括古代、现代、西方、东方等。他提倡不同的文明和艺术之间没有本质的冲突，任何艺术之间都可以相互吸收、消化，要把别人过去的、历史的，变成你自己今天的、当下的。当然，这个变化不是可以现成搬用的，应该是消化以后，吸收所有艺术进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像袁先生的文集取名——有容乃大！”

　　

　　图4 世纪坛《中华千秋颂》大型壁画（局部）

　　袁运甫简介：

　　袁运甫，193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2017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即在该院任教，后并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学院院长。作为新中国许多重大美术实践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袁运甫的艺术成就跨越彩墨、水粉、重彩、线描、壁画、壁毯、雕塑、环境设计等多个艺术门类及公共艺术领域，是我国艺术教育、公共艺术等方面的集大成者。其“大美术观”和丰厚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当之无愧的大家。

　　

　　袁运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