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军

　　（《中华英才》杂志社，北京100007）

　　2021 年是当代著名的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诞辰103 周年。

　　1987 年4 月，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一文中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读懂了《红楼梦》, 就能了解认识中国文化。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盖世无双的文学巨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直至“泪尽而逝”，其创作显然是用生命书写的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汝昌研究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曹雪芹其人其书。《红楼梦》强烈的艺术魅力与巨大的研究价值吸引着他，他浸染于其中，与书为友，与作者为伴，抱着“为芹辛苦，红楼非梦”的信念，历经万难，百折不回，终其一生，无怨无悔。

一、六十五载红楼情

周汝昌的不平凡在于他和《红楼梦》的一生因缘。1918 年4月14 日，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南郊咸水沽镇一户书香门第。自幼聪慧的他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便爱不释手，这成为他日后走上红学研究道路的启蒙教材。

　　1939 年，周汝昌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中间因战争辍学，1947 年复学。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周汝昌虽然读的是西语系，但选修的是中国古代文学课，受知于名师顾随先生，与顾随先生有着长达20 年的书信往来。顾随先生集词人、诗人、剧曲作家、文论诗论、鉴赏批评家、书法大家、禅学家于一身。且门门超群出尘，事事真知灼见。周汝昌受先生的影响极深，他最崇敬先生的五种精神：一曰精进不息；二曰破除俗障；三曰不盲从与权威；四曰喜胜于己；五曰“勿参死句”，务识“活龙”。周汝昌平生作文、作诗、做人都严格遵循老师之教导。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这一年正值燕京大学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

　　1947 年，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周汝昌，收到其四兄信函，言及在阅读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时，见胡适序言中谈到曹雪芹生前挚友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未能看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就让弟弟在京城留意找找。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这部胡适遍寻不着的秘籍，而且从中找到了六首直接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兴奋之余，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题名《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该文经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于1947年12 月5 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周汝昌本人对《懋斋诗钞》的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说：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 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这本书里藏着的秘密是曹雪芹的身世，经过周汝昌的考证，曹雪芹生于1724 年，死于1764。那么就把胡适先生1928 年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论证的曹雪芹死于1762 年推翻。

　　胡适看到文章，立即给周汝昌写信，信中就周汝昌提出一些反驳之意并未生气，相反还非常客气的称周汝昌为先生。此后两人进行过多次的通信讨论。其时，胡适57 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汝昌30 岁，正就读于燕京大学。在随后的一年间，胡、周二人信函往来不断，有了一段为时不长的“师徒关系”。

　　1948 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孤本“甲戌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此举也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当年暑假，周汝昌就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和兄长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整本书抄录一遍，几十万字抄的工工整整，一字不漏，可见其真痴真爱。

　　还书时周汝昌向胡适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见到周汝昌的信，胡适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 年5 月1 日，一部500 万字、10 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11 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它被认为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新校本。一愿已酬，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1953 年出版的40 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第一部红学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当时他正在四川大学任外文系讲师。此书出版后，一纸风行为海内外所瞩目，一连三版，印了一万七千多册。在那个时代，简直惊人。

　　《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其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后来的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诸多分科，乃至影印的有关资料亦由它而引发。海外著名学者评之为“无可否认的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考证《红楼梦》的基本材料大部分是它一手挖掘出来的”，国内学者则称之为“是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的巨著。它所考证的事实与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的重新兴旺。在此之后的许多著作，几乎都受到它的滋养与启发，由此引发的争论也使得《红楼梦》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说：“《红楼梦新证》的出版是一个标志，如果说周先生从一开始就站在新的里程碑的起点上，那么《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则确立了他的红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地位。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一部经典，是红学这一学科的经典。不仅如此，它在红学三派当中又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的著作。如果说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开辟了一些思路，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周汝昌先生则是把有关《红楼梦》作者的相关材料和问题，构建成一座完整的大厦，这个大厦像迷宫一样吸引人。红学成为20 世纪的显学，和周汝昌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对红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是红学的相关分支学科的开辟者。正由于周先生的研究，才产生了曹学。而且几个相关的专学，脂学、芹学、版本学，这些名称是不是周先生最早提出来的？他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只有研究这四个分支，曹学、脂学、探佚学、版本学，才叫红学，不同于小说评论的红学。这个话，只有学问做到相当程度的人才感受到这个话的学问力量。力量在哪里？他把对一部书的研究变成了真学问。

　　其实红学研究的吸引力很多情况不在于对书本身的研究，而是对包括背景、作者身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因为它有很多谜……”

二、为“芹”辛苦见平生

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 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 年，直到生命的尽头！

　　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也听不太清。1975 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晚年的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儿女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回忆说：“进入80 年代，60 多岁的父亲，犹如‘枯木逢春’，挥毫不止，他的文章连篇累牍，著作日渐高垒。他的坚韧毅力，他的不阿精神，感染激励着我们。”在他生命的最后5 年，眼疾愈来愈重，直至双目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老人仍然才思泉涌，总说自己又有新感悟、新想法，要抓紧写出来，常常一夜不睡，第二天一早便口述出一篇文章。就这样连续出版了《红楼真影》《红楼别样红》《谁知脂砚是湘云》《诗词赏会》《兰亭秋夜录》《红楼心境》等十几部专著。其中多部作品以新的随笔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感悟，文章短小亲切可读性很强。

　　凡拜访过周汝昌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先生一生清贫，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全身心沉浸在学术研究和著述的快乐之中。谁能想象他那些丰硕的学术成果都是他在昏暗的陋室，伏在餐桌兼写字台上完成的呢。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计划再写部《梦悟红楼》，“大纲”都已口述列出。周伦玲说，父亲到走的时候头脑都十分清楚，他不是衰老而死，而是将自己燃烧到最后一刻。

　　“为芹辛苦见平生”，周汝昌先生践行了自己的许诺，在红学界无论是研究年代之长，涉猎范围之广，著作成果之丰，影响之深远他都当之无愧。按刘梦溪先生的话说：“至今无人能比”。65年中他的红学研究包括关于作者的家世、籍贯、交游等内容的曹学；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分析、艺术创作价值等问题的文本学；关于多种脂评版和程高版研究的版本学；关于曹雪芹未完稿《红楼梦》发展、结局研究的探佚学；关于脂砚斋与脂评研究的脂学；周汝昌的研究深入到红学的各个方面，并从宏观方面对红学研究范围予以规范。尽管他的一些观点，不能为红学界全面接受，但这毕竟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建树。

　　周汝昌毕生研究红楼，但一直保持着谦虚的姿态，始终认为自己在博大精深的《红楼梦》面前，才疏学浅故捉襟见肘。晚年的周汝昌仍不认为自己全部读懂了《红楼梦》，仅仅是“弄了60 年才有了点信心。”在他的眼里《红楼梦》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那么简单。他不厌其烦的普及他的主张：“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我是通过研究《红楼梦》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在周汝昌的心目中，《红楼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一直想着从文史哲、诗书画、儒道释、真善美的角度好好阐释“红楼”，好好阐释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文化。

　　周汝昌一生淡薄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舍。他曾说：“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于这些，也许有些人觉得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先生的一首《自述》最能概括他的一生：

　　年少风华比并难，何期伏枥笑衰残。

　　平生志业归文史，一味情肠怨恕宽。

　　借玉通灵深有愧，为芹辛苦岂无欢。

　　良桐与我同焦处，珍重朱弦忍亦弹。

三、多留成果给后人

一生痴迷红学的周汝昌先生，人生最后的念想是：“我很留恋人间事，我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我想把成果多留点给后人。”

　　他认为用书本、文章、论著来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十分必要，但是他们的效果、范围作用毕竟还是以知识界、文化界为主，而中华文化中的很多东西不是很容易理解，他长期思考、多年践行如何更好的弘扬中华文化？

　　1979 年末，周汝昌因视网膜脱落不适于编辑工作而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在学术研究之余，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

　　1986 年8 月至1987 年8 月，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除研究著述外，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 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演讲内容精彩纷呈，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1992 年，周汝昌用英语在北京给40 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红楼梦》，当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1993 年，他还分别为北京国际协会和联合国开发署演讲《红楼梦》。

　　从1999 年到2007 年，他在每年高产创作专著的同时奔走于大学、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大观园甚至企业做了大量的演讲如：“《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中的人物描写”“《红楼梦》艺术的个性”“曹雪芹其人其事”“曹雪芹为何写女儿”“讲红答疑”。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纷繁的《红楼梦》讲的活色生香，恐怕只有将“红楼”烂熟于心才能做到这样的游刃有余。

　　从2002 年到2008 年，将近90 高龄的周汝昌先生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唐诗宋词鉴赏、解读《红楼梦》以及中国四大名著等。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他把学术研究转到了向普通老百姓普及红学，为我们打开了《红楼梦》的另一扇大门，让广大的《红楼梦》爱好者找到了自我研究的乐趣。他认为，《红楼梦》真正的影响力在民间，一旦群众对它失去了兴趣，任何研究都没有意义。“《红楼梦》也需要各种形式的普及。”这也许就是他在解释文化的“化”是所说的感化、教化、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吧。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说，父亲此生颇有遗憾的一点是未能带领一批学生进入研究领域。而然这所有聆听过周汝昌先生演讲的中外人士、大学生、文学爱好者、普通老百姓不都是他的传承人吗？

　　周汝昌先生是一个很纯真的人，他一生痴情红楼，视红楼如生命，平时与人交谈，吟出红楼诗句，虽捻熟于心，却仍会如孩子般，情不自禁鼓掌赞好，情真意切，令人动容。《红楼梦》写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只有像周汝昌这样的“解味道人”，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痴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