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良

　　（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100022）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获取更加方便，因此相比于此前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与前卫。而主旋律电影作为承载国家与民族意志的重要载体，其拍摄手法、资本投入以及故事架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衡国家价值观与受众审美，引导主旋律电影良性发展。在各种变化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电影叙事方面个体视点的采用，使得受众在电影当中感受到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一、以限知实现在场感

所谓视点，可以从字面意思进行理解，也就是注视行为的发源点。落到电影作品当中，视点就是摄影机的位置，也就是摄影机所在的特定位置及其拍摄到的影响。从更深层次来讲，视点通常也代表着一种思想态度和叙事者的价值判断。法国学者雅克·奥蒙与米歇尔·马利二人合著的《当代电影分析》一书中指出，视点就是我们看事物所在的位置，更广义地说，也是我们看事物的方式。或许是电影中的视点多指特定、分配给某个人，他可能是叙事中的任务，也可以是特意指定的整体叙事机制。简单来说，视点分为两个层面，在感知层面中视点是镜头，而在叙事层面当中，视点则是叙事思维方式。

　　对于传统主旋律电影而言，镜头视点与叙事视点并不明显。例如在部分战争片当中会使用大量的俯拍以及长镜头，让观众在一个比较高的视点下目睹战场实际情况，同时画面之外配有旁白，为观众解析战争形势以及具体攻势等等，将观众置于“全知者”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的“上帝视角”。但在当代主旋律中，这种“全视角”、“后视角”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当下观众的需求，因此可以看到在不少主旋律电影当中，主观性色彩较强的“同视角”和“外视角”应用更为广泛，更容易利用移情以及卷入等心理效应获得良好效果[1]。

　　以此前大热的电影《风声》为例，观众的视点与剧中的李宁玉是一致的。最初李宁玉被关入密室是无知的，面对排查有惶恐和不安，最后得知真相，面对顾晓梦的牺牲内心充满了痛苦与不舍，观众的心理与情绪跟着李宁玉呈现出层次抵进的变化，因此到最后会对“老鬼”这样的革命者以及他们所投身的事业产生崇高的敬意。这个视角其实是将观众“限知”的，而这种限知则能够让观众产生“在场感”，对于主人公的经历感触更深，对其中传递的价值观接受度更高。

　　再比如在《十月围城》这部电影中，大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此知道1905 年孙中山并没有被朝廷刺杀成功。但依然不妨碍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主要就在于叙事的视点放在了市井车夫、小市民以及组织者身上，观众对这些人究竟会在保护孙中山行动当中有什么样的结局并不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观众进入到另一种“限知”当中，因此能够跟着电影中的人物体验紧张、焦虑、痛苦、惋惜等情绪，是一种“平视”人物的叙事视点。

二、使作品更富有人性

传统的主旋律电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主人公是“英雄”，在英雄模式之下，主人公不但忠于组织、服从组织，同时对于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害怕，最终英勇牺牲。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我国观众，成为具有教育意义的道德典范。存在即为合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这种人物塑造模式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但问题是十分容易走入电影艺术创作的误区，英雄楷模的“物化”问题也就出现了[2]。比如在上世纪主旋律电影中常见的做集体的“螺丝钉”、做国家建设的“一块砖”等等论调，如果人物的定位仅仅为“螺丝钉”与“一块砖”时，那么人物就没有了个体身份与千差万别的个体性格，而是成为了集体当中的一部分，与集体面貌与集体利益化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僵化、扁平，“高、大、全”形象背后失去了属于人的灵动和真实，所以这也是电影被诟病，观众接受度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观当代电影，塑造英雄形象的前提是让英雄拥有“人情味”，英雄作为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或者战争时，表现出来的不屈意志更加可信，英雄形象也更加可亲[3]。而且体现出“英雄”不过分夸张的战斗力或者业绩时，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英雄有血有肉，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也就是说电影的主人公可以是英雄，不必非得当“高、大、全”的楷模，他们身上同样存在普通人都有的小毛病，并不是完美的，这样的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敢于冲上前，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能很好的展现戏剧张力，观众的接纳度和认同度相对较高[4]。

　　以吴京的《战狼》系列为例，主人公冷锋身上就有充满戏剧张力的复杂性，他优缺点同样突出，屡次违抗上级命令是一个“刺头”形象，不顾纪律与上级命令击毙武吉，从而进入了战狼中队，却又与中队长产生一段感情。而且在后来的演习和雇佣兵的对抗中，冷锋也同样出现了不服从命令的问题，在《战狼》第二部时，因打人被部队开除。在以后非洲的故事中，作为“前军人”的冷锋却以他冷静、机变、勇敢的精神，成为了解救大家的英雄。在整个《战狼》系列的故事当中都以个人视点推动故事进行，而冷锋的每一次变故都是基于自身的情感和特点做出的，更具真实性，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样的人物放到传统主旋律电影当中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在当代主旋律电影当中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冷锋成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信念代名词，更成为了中国实力的理想化身。《战狼》打通了英雄与普通人之间高高的界墙，让观众看到英雄也会流血流泪，也会爱恨纠葛，从而在故事进展的同时，将爱国主义的情怀渗透到观众的内心中，完成价值观的传输[5]。

三、以小见大的非宏大性

对于一部成功的当代主旋律电影而言，除了采用限知视角、赋予英雄人性等等让观众从精神和心理上都更加贴近主人公的手段之外，主旋律电影还需要在创作方面进行调整，要以个人视点来重新审视时代、审视历史。在情节安排上以零散的、偶发的生活趣事等等为主线，将镜头放到世俗里去，挖掘不一样的生存体验和生活。

　　比如新中国成立献礼剧《我和我的祖国》就是很典型的代表。这部电影是由7 个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都由不同导演执导。在电影当中并没有采用宏大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7 个不同的故事，让观众能够窥见和还原历史的一角。

　　比如在《白昼流星》单元当中，兄弟俩原本是流浪少年，偷过东西且身上有很多小毛病，在扶贫干部老李的引领之下，流浪少年参与神舟十一号宇航员迎接活动，当流浪小偷遇到了航天英雄，观众可以通过兄弟俩的个人视点来体会他们内心的震颤，在这种前提之下，兄弟俩重新做人，生活回到正轨，能够被受众自然而然的接受了[6]；

　　又比如，在《北京你好》这个单元，贫嘴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正面临着中年危机和家庭危机，运气好的张北京抽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门票，在与一位来自四川的小乘客炫耀的过程中失去了这张票，后来了解到小男孩的父亲是奥运鸟巢的万千建造者中的一个，但却在四川地震中失去了生命，小男孩想来看一看父亲建造的鸟巢。张北京了解内情之后被感动到了，因此，让出了这张宝贵的票，而他自己在场馆外，看大屏幕上小男孩接受采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在整个单元故事的讲述当中，观众跟随着张北京的情绪起伏而起伏，同时对于奥运会这种举国自豪的情感感知也更加深刻和具体，在一个个人物的塑造中，在一个个个人视点之下，历史不再缥缈与抽象，变得更加具体和感性[7]。

　　这种以小见大的非宏大性叙事方式，在个体视角下完成对宏大时代背景的映射，可以让观众对历史和现实有新的感悟与想法。

　　《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电影看完过后，观众每每想起那些历史节点，除了名人和伟人，也能够想到每一个时代，一个个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这种模式与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路线与模式是刚好相反的，但取得的效果却是喜人的，没有了僵硬的说教宣传，主旋律电影内容翔实功更加好看，受到了观众的追捧与好评，完成了价值观的传输[8]。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前提之下，海量信息裹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些信息当中，主旋律电影能够引导大众价值观，同时慰藉其心灵。主旋律电影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及集体主义等精神巧妙的融合在电影作品当中，通过丰富的内容让观众信服与接纳，最终转化为个人信仰。从《战狼》以及《我和我的祖国》这两部优秀主旋律电影作品就能看出，利用个体视点和个体叙事的方式完成价值观输出，实现观众审美情趣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平衡，对于电影行业而言具有深刻的方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