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蕾

　　（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361000）

一、艺术的挪用

在艺术、文化语境中，“挪用”本身是指带有指向性复制、创作。新的艺术创作主体转换表达形成新的艺术文本，原物质不一定发生改变但意义一定发生变化，是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播的一种现象。

　　用杜尚来定义挪用艺术再恰当不过。1917 年，一个随处可见的男用小便池被评选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品《泉》，面对评论家的质疑，杜尚说：“这件《泉》是否是我亲手制作全过程并不重要。但是，我选择了这件普通生活用品，给了它新的内涵意义，让人们有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此它本身的实用意义便消失殆尽从而获得我赋予它的新的内容。”①

　　1919 年，有两撇山羊胡子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的诞生引起了大众的一片哗然，杜尚认为应该换个角度看大师作品，我们不能永远被经典所“奴役”，传承的结果应该是颠覆经典。事实上，杜尚“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并没有抹掉《蒙娜丽莎》原有的神秘与美丽，但他这几笔却精确地解构了原作的核心意义。同样地，原作的主题、内涵在杜尚本人的艺术思想与当代艺术的时代背景中顿时瓦解，再继续在自己的构思中生成一个新的意义。

　　因此，挪用艺术借助艺术的挪用手法将自己的创作文本内涵与原作产生意义上的割裂，但在图像的形式上又保持一种内在的联系进而赋予作品以另一层深意。由此可见，挪用艺术的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挪用“现成品”，一种是对经典作品的“引用”。显然，现代绘画艺术对古典油画作品的挪用与转换是后者。

二、现代绘画艺术家如何进行“再诠释”

贡布里希的名著《艺术与错觉》中，他勾勒出了一种方式：图像是通过不同于科学的试错手段才被创造出来。当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面对同样的母题时，他会求助于传统，求助于古典大师们的作品以获得一个他能够用以创作他的图像的模式或图示。当他使用这些预成图示来创作时意识到它们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他自身所知觉的东西时，于是他就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修正。②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艺术家有时会选择夸张或其他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作的艺术形象，有时会融入自己个人的艺术情感体验进行再创造，或者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添加一些现代的符号、元素等手段，或是在不同艺术流派的艺术风格下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形象挪用

在“挪用”古典油画的创作过程中，通过夸张艺术形象巧妙地融进自己的思想，轻快活泼的绘画风格并不会缺乏复杂性和深度，相反拉近了观者与古典艺术的距离。“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观摩学习过大师的作品才能转化去表现自己的艺术”，费尔南多·博特罗是一位热衷于创造各种夸张与肥大的造型演绎新具象主义的艺术家，其作品无论是肖像还是静物都圆润到几乎臃肿，圆润的线条与艳丽的色彩颇有鲁本斯的风范，看上去丰满滑稽、充满童趣。

　　1959 年，博特罗版本的《蒙娜丽莎》：构图和画面内容与达芬奇的原作基本一致，山脉被卡通化了，膨胀的头部与身躯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五官被聚集在胖胖的脸颊中央，丰腴的蒙娜丽莎不再那么神秘莫测、有距离感，显得更加亲切、炯炯有神，他用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重现了这一巨作。博特罗认为自己描绘的并不是肥胖而是体量——是一种超越现实维度的体积感。博特罗描绘的对象在视觉形象上极度夸张，始终贯穿着胖胖的、充实的、臃肿的造型，有人说那是他渴望权利与权威的象征，也有人说那是出于旱年贫寒的生活对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反对、讥讽。艺术与现实在博特罗心里完全是两码事，他用带有新鲜感的视觉经验去接近和观察周围的事物，作品中的主体对象总是以胖子形象示人也是为了通过现实题材来表达一种体积带来的美感和塑性。所以不只是人，博特罗画的动物、水果、乐器也都是涨鼓鼓的。

（二）情感转换

艺术创作具有主体性，艺术家在生活实践中获得个人艺术情感体验产生创作动机和灵感。艺术创作属于创造性活动，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对艺术创作起决定性作用，艺术作品的产生也离不开创作主体。在现代绘画艺术创作过程中挪用手法的应用，艺术家的个人艺术情感体验促成了艺术作品主题风格的形成。

　　1952 年，培根挪用委拉斯贵支的经典作品《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教皇形象创作一系列画作，融入个人艺术情感体验后成为了培根怪诞风格的典型并衍生出属于他自己的脉络，作品中鬼魅的教皇形象和“尖叫的嘴”凸显了二战后的创伤、孤独、痛苦、大屠杀的阴影和信仰的丧失。③在这系列作品中，培根挪用了委拉斯贵支作品的经典教皇形象，将教皇剥离了它本来的身份，失去威严、权力变成咆哮、狰狞甚至可笑的形象既阴森又戏谑，与原本虔诚严肃的教皇形成鲜明对比。培根的肖像画创作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复再现，即使挪用的教皇形象同样是以人物作为母题，但培根看待世界时痛苦的眼光与心态创造出紧张、痛苦、恐怖主题的作品，向人们揭示了生存要历经的痛苦与人性深处可怜、可怖的那一面，引发人们的思考。培根形容自己的作品“试图将某种情绪形象化”，他喜欢表现孤独与苦恼的主题，他绘制的人物形象令人心理不适，观者往往在观看时心灵将遭受巨大的苦痛感。

（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挪用古典油画作品的经典母题与图式对平凡生活进行真实写照，艺术语言结合当下的民俗文化与时代审美价值，描绘艺术家的真实感受，表达对现代生活的热忱与对社会当下问题的思考。

　　2008 年，刘晓东挪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经典母题与图式创作《吃完了再说》。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耶稣与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宣布在他们其中有一人背叛了耶稣，主要刻画了每个人物惊恐、愤怒、怀疑、心虚等不同的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等细节，精细入微惟妙惟肖，是宗教化题材中最经典的一幅。刘晓东的《吃完了再说》没有沿用宗教画题材，它融入了当下世界共有的最普遍的世俗文化，传达的是：“吃”完了再说的时代现象——即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未来的发展隐患，被眼前的美好蒙住了眼睛却将该有的顾虑抛掷脑后。刘晓东仅仅挪用了《最后的晚餐》的一字排开式构图，舍弃了古典油画中完美空间透视与传统古典油画技法，用概括简练的笔法和明快的色彩快速作画，捕捉十三个罗马模特最真实的外貌特征，细致地表现出他们之间不同的年龄和性格特点，画面构图与人物动态看起来随意轻松。除刘晓东外，桔多淇和曾梵志也挪用过《最后的晚餐》这一经典作品的图式来表现艺术家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四）不同艺术流派的再创造

世界美术进入现代后情况开始变得驳杂多端，各种艺术流派快速交替，艺术家在不同生命阶段可能分属不同艺术流派，但其之间存在的共性就是非传统性，他们或反抗传统或否定传统或调侃传统，甚至否定一切质疑一切，并由此发展出自己不同的艺术特性。这个时期开始关注艺术家个人的艺术思想，出现了很多个人品牌式的典型艺术家，对传统的挑战也让他们在不同的艺术风格下衍生出了大量挪用艺术的创作。

　　《最后的晚餐》作为古典油画作品的经典母题和图像，超现实主义绘画巨匠达利、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也进行了挪用。超现实主义在达达主义之后出现，在其基础上发展的同时摒弃了达达主义全盘否定的虚无态度，将写实、象征和抽象等艺术风格自由地组合在创作中。达利不合逻辑地并列事物的方法将自己内心世界的妄诞、怪异加入或替代外在的客观世界，用分解、综合、重叠和交错的方式表现作品中宗教的神秘感和色情因素④，如《最后的晚餐圣礼》就展示了另一幅场景的“最后的晚餐”：基督与他的十二门徒被安置在一个现代的场景里，一个裸体女人的上半身在画面的上方笼罩着他们，背景是达利的故乡西班牙利加特港湾的海面和小船。在达利的这幅画中，桌子上放置的现代的玻璃杯，以及超现实的穹顶结构，代表天父的裸体半身，这些意象交错起来使作品的宗教意味被淡化，加入了性的诉求和想象，达利在人的欲望、宗教的神圣中注入了人性表达了现世的挣扎，借用《最后的晚餐》这一形式但未受前人既定的传统规范任何影响，表现手法自由。

　　在二十世纪的美术历程中，抽象表现主义反感工业化的发展，选择逃避都市、机械文明。继此，波普艺术家们利用在生活环境中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媒介来制造让大众所能理解的形象。1986 年，安迪·沃霍尔直接复印古典油画《最后的晚餐》作为原始丝印图像，再作为基本元素在画面中重复排列，创作了他晚年的重要代表作品《六十幅最后的晚餐》。在沃霍尔的艺术生涯后期，宗教图像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通过画作探讨了死亡与宗教的主题，展现了交流和宽恕的最终形象，通过波普艺术为宗教艺术注入了新生。

三、挪用对现当代艺术创作的实用意义

艺术的挪用手法受艺术家不同的身份特征及风格的影响，在创作中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主题与表现形式。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应该重视批判性与文化自觉性，接受“挪用”给现代绘画艺术创作带来的创造性与可能性的同时，避免艺术文本的抄袭、剽窃。对古典油画作品的挪用既受时代的影响也受艺术自身发展内驱力的需求，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的我们更要懂得扬弃地吸收古典艺术中蕴藏的深厚底蕴和艺术价值。现代艺术创作对古典油画的挪用与转换，实质上是一种观念上的发展更新，我们要对艺术作品的挪用现象和作用进行思考，理智分析传统经典与现代艺术碰撞的成果，从而产生对经典艺术母题的创新性研究与探索。

　　注释：

　　①皮埃尔·卡巴内,卡巴纳,王瑞芸.杜尚访谈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安·达勒瓦.艺术史方法与理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③哈默尔.费顿焦点艺术家系列——弗朗西斯·培根[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

　　④柳淳风.达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