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战争礼仪_文艺生活·中旬刊_杂文_网络文摘

汪金燕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14）

　　礼，国之干也。礼对个人而言，是治身之本；就国家而言，则是立国之本，它维持着整个国家社会的既定秩序，使全体社会以其为绳墨进行运转。历代学者将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种，其中军礼是重要的一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作为国之大事的战争，亦遵循着“礼”的规范，受着“礼”的制约。《左传》记录春秋时期大小战争492 场[2]，其中“礼”字出现了462 次，几乎言必及礼，“礼”贯穿了春秋战争的始终。

一、战争中的礼仪规则

（一）普遍的礼仪规则

1.战前

　　战前举行告庙与祭社礼。春秋时期存在比较浓厚的鬼神信仰，军队在出征前在祖庙行告庙礼，祭祀祖先。其目的是要征得祖先对此次军事行动的认可，故曰受命于庙。礼记中有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3]”《左传·昭公八年》记：“治兵于庙,礼也。”社是土地神。战争中会带来土地的流动，故出兵前祭社以求土地神保佑。闵公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梁余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4]”申生祭毕以社肉授予诸人，以求土地神保佑。除告庙、祭社礼外，还要在庙进行卜筮。卜与筮是不同的，卜是指占卜。即用火烤兽骨，其裂纹为兆，兆即卜的结果。筮是指用耆草预测，以类似数字八卦的算法占卜。卜筮的目的是卜问出兵的吉凶，以预测此次军事行动的胜败。《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晋韩原之战，秦“卜徒父筮之吉”。卜筮不仅用来问战争胜负，有时就连出兵与否也要通过卜筮来决定。僖公二十五年，晋国考虑是否出兵支援周王，使“卜偃卜之，曰：吉；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卜筮称吉，晋文公才放心出兵。还要进行授兵与治兵礼，授兵是指发放兵器，春秋时兵器藏于国家,如遇战事发放兵器，战后仍需归还。《左传·隐公十一年》记“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治兵是指进行军事演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围宋，楚军派子文、子玉分别在睽地与蒍地练兵做战前准备。

　　2.战中

　　战中则举行战祷礼。战祷是指用玉器向名川大河、天地、先祖祭拜。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祖先和神明的保佑以取得战争胜利。《左传·襄公十八年》记：“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繫玉二瑴而祷”，将玉绑上红色丝线献祭给河神，祝祷以求河神庇佑。同时还有誓师与视师礼，誓师是自古以来两军交战前的一项仪式，目的是为了鼓舞士兵、振奋士气，《左传·成公十六年》记鄢陵之战“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矣。”视师是战前观察己方军队状况，以探视对方兵力强弱。僖公十五年，晋侯要与秦师作战，使韩简视师。韩简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我怠秦奋，倍犹未也。”

　　3.战后

　　战后为庆祝胜利，战胜国向神灵献祭俘虏和战利品，以感谢先祖和神灵的庇佑，此为献捷礼。《左传·昭公十年》记：“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国君宴请士兵，庆祝胜利，此为饮至礼。晋、楚城濮之战，晋大胜楚军回国后，国君“饮至、大赏，徵会讨贰。[5]”晋文公在太庙告慰祖先，报告战况，设宴饮酒，犒赏士兵。此外，战败国还需向战胜国行受降礼，循礼赔罪。《左传·昭公四年》记赖子入楚受降礼：“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又如宣公十二年记，楚军围郑，历经三个月攻克郑国，郑国国君脱去上衣，牵羊站在路边恭迎楚庄王，行战败国之礼。战败国受降请罪时国君“面缚”、“衔璧”、“肉袒牵羊”，臣子则“舆榇”，为国君举办“葬礼”。

（二）部分特殊的礼义规则

1.出师有名

　　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发展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到后来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但其基本原则没有变，就是要尊礼。军队出征前要先遍告诸侯出师的理由，再进行公开讨伐。鲁隐公十一年,郑、齐、鲁三国攻入许国,许国国君出奔到卫国。这次战争是以“不共王职”作为出师之名的。《左传·文公五年》记“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6]”这次出师以六人背叛宗主国，改投东夷为名。而被征伐的国家则可以派使者询问对方来师理由, 如果师出无名, 使者便有理由制止来师。襄公三十一年,齐派闾丘婴帅师伐鲁阳州,鲁派使者询问其理由,齐人无理，只能退兵。

　　2.不鼓不成列、师不伐丧

　　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宋军列阵完毕，楚军却依旧没有全部渡过泓水。司马认为楚军人多于宋军，而且还未完全渡过泓水，请求宋襄公下令攻击楚军。宋襄公拒绝了司马的请求。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泓水之后，司马再次请求攻打楚军，宋襄公又拒绝了他的请求。一直等到楚军全部渡过鸿水并摆好阵势，宋军才发动攻击，大败，国人责备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师不伐丧即如果受征伐的国家有国丧，出兵之国就要主动退兵，否则，会被认为是无礼之举。

　　3.出师他国借道

　　春秋时期虽各诸侯国之间疆界不明显，但一国军队如欲通过他国的疆界,必须向他国借道，经允许后，方可过境。如借道之请被拒，则只能绕道而行。《左传·僖公二年》记“晋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同意，晋军自虞过伐虢。僖公二十八年,晋欲借道于卫以伐曹,遭卫拒绝,晋军只得“还，自南河济”,绕道而行。

二、战争礼出现的原因

（一）周礼的影响

春秋时期“周礼”对社会的影响。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发展和大变革的时期，各诸侯强国为谋求霸业，纷纷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自己的争霸活动。《左传·隐公九年》记“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春秋时期，各诸侯强国大都不向周天子朝贡，郑伯以“宋公不王”向宋出兵，只不过是以“周礼”为借口发泄私怨。郑、宋相邻，世代为仇，在《左传》中，郑宋之战时有发生，郑王以“不王”为借口发兵，说明当时“礼”对人的制约。春秋时期的战争大都发生在各诸侯国之间，其实质是在周天子统治下诸侯间的争霸战，并未突破礼的内核。

（二）宗法血缘关系

分封制下的宗法血缘关系带来的影响。西周灭商后，周天子建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7]。宗法制发展到春秋时期，周天子、各诸侯、卿大夫之间或多或少都有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表现在战争中就是两军对垒中的“礼”，一定程度上能缓和矛盾。

（三）士兵的来源

战争参与者主体的影响。春秋时代的战争通常由国君亲自指挥，卿大夫为将帅，士阶层充任士兵。这些人属贵族阶层，从小接受礼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也以礼为表率，遵循礼的标准，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族观念。战争的参与主体都是礼的拥护者，那么在战争表现出的“遵礼”就是必然。

三、后期尊礼现象逐渐消失的原因

（一）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年间，铁犁牛耕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制动摇，礼的政治、经济基础遭破坏。铁犁牛耕的出现、铁制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加快了土地的开垦，大量私田出现，引起了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革。春秋时期，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为增加赋税，贵族阶级被迫进行赋税制度的调整，加速了土地的私有化。公元前685 年，齐国实施赋税制度改革，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划分等级，按等级征税。公元前645 年，晋惠公被俘。晋国为了挽采取了“作爰田”的措施把晋国公室的土地直接赏赐给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此后鲁国先后推行“初税亩”和“作丘甲，楚国颁布“量入修赋”，郑国子产“作丘赋”、“作封洫”等，这些改革加速了井田制的崩溃，客观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摧毁了礼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了政治上的变革，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宗法制也开始动摇。宗法制以王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分配国家权力，确认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亲疏、长幼，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诸侯，诸侯立卿大夫，卿立下一级大夫，自士以下不再分封，其余士农工商各有等级，这一套完整的等级分封制度的核心就是“礼”。宗法制的动摇，使得“礼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二）王室衰微，周天子权力下移。

西周时期，战争由周天子发起，各诸侯只需在旁辅助。等到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势起，中央无法震慑四方，诸侯王为争夺霸业纷纷崛起，“挟天子以令诸侯”争做霸主，企图取代周天子的地位，春秋时期的战争由周天子讨伐诸夷的“义”战转变为各诸侯国间的“争霸”战。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掌握实权，对应到礼制上就会出现诸侯、卿大夫甚至士阶层的地位依次呈现上升的趋势，从而导致王权权力的下移。原有的宗法等级秩序不能维持现有的稳定、诸侯间频繁的争霸战争，使得诸侯、卿大夫不安于现在的等级身份，为谋求更大的权力，诸侯、卿大夫频繁发动战争。周天子为了得到诸侯的庇佑，不得不对诸侯的无礼行为视而不见。诸侯对周天子的不敬，上行下效，必然会给卿大夫们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卿大夫们也在复制着诸侯对待周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不想取而代之。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期，虽然旧贵族努力维持“礼”，但“礼”已经变成旧贵族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