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物帐碑》与考古出土位置分析，发现法门寺地宫中的一对银芙蕖并非专门为此次迎舍利活动特意打造的供养摆件，而是唐代最后一次迎奉舍利活动之前的地宫遗物，在地宫宝物摆放时确实有花供之意，但是其最初打造目标并非佛教花供之意，这对银芙蕖是自然界中有花有叶芙蕖的模拟，体现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审美，在宫廷情境下可能反映的是对生殖繁盛的向往，這与佛教艺术化几何化处理的莲花形象与纹饰相距甚远。但是在最后一次送还舍利、整理地宫时，利用地宫以前留存的该对芙蕖，进行了花供养的摆放安排。
关键词：银芙蕖;自然主义审美;佛教艺术化;莲花
中图分类号：J5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1-0135-02
一、关于法门寺银芙蕖的两种观点
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两件盘丝座银芙蕖，通高41厘米，最宽处45厘米、座径20厘米、重535克，形制大小相同。折纸芙蕖以银筋为茎、座，以薄银箔为花叶，主茎顶端有以莲蓬为蕊的芙蕖花一朵，内外三层共十六瓣。中间为莲蓬，外包裹三层莲瓣，莲茎和盘座用银丝弯曲而成。足为银丝盘圆，挺拔的基杆直立，上有银箔制成绽开的莲花和莲蕾，主茎中部分出三支茎，一支为小莲蕾，一支为翻卷的荷叶，两片荷叶如临风中，轻吹即微微颤动，叶与花茎为拼装设计，精美巧妙，是唐代银器中运用锤碟工艺的佳件，也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的模仿真花的银器摆件。
对于这对银芙蕖意义上的认识，主要有两类观点：
其一，佛教供养之一（花供），芙蕖即莲花，佛教六供具之一（指花、香炉、烛、汤、果、茶），佛典中以莲花为往生之所托，又被视为报身佛之净土，故在佛前多供养此花。该观点的进一步引申论证是，佛教文化中，莲花被视为永恒超越的精神象征。在佛教的壁画，雕塑与典籍中，诸佛与大菩萨常常端坐于莲花之上。因为莲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特质，是心性清净超脱的象征。莲花为佛之净土，与净士宗有关，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在《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把银芙蕖分在“供养器”分类下②。
其二，宫廷饮茶时的摆件。法门寺地宫中了一套唐代皇家的金银茶器具，银芙蕖虽与饮茶无直接关系，但可作为摆设用器，摆在饮茶桌上，能活跃气氛，增添高雅感。可能与日后的茶道与花道的结合有联系。
上述两个观点都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撑，首先简单讨论一下观点二，中国唐代有关饮茶情景的图像中，均未见桌上摆放真花或花造型的摆件，当然，图像中没有证据并不能直接说明银芙蕖不是宫廷饮茶时的摆件，但是反过来也意味着观点二没有直接证据支撑，所以对观点二是否成立不做详细论证。
观点一虽然也没有直接证据能够确证，但是莲花的象征意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渊源流长，莲的象征含义基本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君子情操的象征;二是女性象征;三是民歌中的爱情象征;四是宗教象征。这四种象征含义既是独立发展的，又是交叉发展的，并且相互融合。④
在安放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法门寺地宫中出现银芙蕖，自然会联想到其与佛教的联系，但是银芙蕖是否能够放在观点一的范畴下还需要详细论证，这就是本文下面所要详细探讨的。
二、自然审美的银芙蕖与佛教艺术化的莲花
（一）银芙蕖在《物帐碑》无记载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详细记载了法门寺地宫最后一次封闭时，唐懿宗、唐僖宗与大臣、皇室成员、重要僧人恩赐与供养的珍宝，在《物帐碑》的第四行有如下记载：
“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二件：银金花合二具共重六十两，锡杖一枚重六十两，香炉一枚重卅二两元无盖。”
这里的“银金花合二具共重六十两”是否指这对银芙蕖呢？从重量上来看，这对银芙蕖共重1070克，唐代一两为39.791克，而60两约是2400克6，远大于1070克。虽然“银金花合”文字表面上非常像银芙蕖，“合”可通“荷”，荷花亦有祥和之意，但是这里的“合”就是通“盒”，银金花指银上鎏金工艺（这种表述在《物帐碑》）中还有出现，所以银金花合实际上指鎏金银盒。纵观《物帐碑》，未见关于此对银芙蕖的记载，所以能够合理推断这对银芙蕖为以前遗留在地宫的旧物。
（二）银芙蕖在地宫的出土位置
这对银芙蕖出土位置为地宫后室，对称摆放，中心以五朵带香炉托盘模拟的供桌，托盘上有周边有许多微缩供养器物：
“银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件、枚、双、对，内碟子一十枚，波罗子一十枚，碟子一十枚，香案子一枚，香匙一枚，香炉一副并碗子，钵盂子一枚;
羹碗子一枚，匙筋一副，火筋一对，香合一具，香宝子二枚（《物帐碑》）”
这套供养器物的最大特点是均是日常用品的微缩化@，但是这对银芙蕖并没有微缩化。
所以结合（一）、（二）两方面的考证，笔者认为，这对银芙蕖在地宫中确实有花供之意，但是并非专门为此次迎舍利活动特意打造的供养摆件，而是唐代最后一次迎奉舍利活动之前的地宫遗物，那么它们的打造目的是否本身就是明确的佛教花供养之意呢？还是让我们回到这两对银芙蕖本身造型特点来展开分析。
（三）自然审美的银芙蕖
引文部分已经简要介绍了这对银芙蕖的情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其最大的特点是模仿自然状态的芙蕖参照制作而成，花与叶均都得到凸显，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审美特点，而不是艺术化处理的莲花或者莲花花纹。
自然主义审美的芙蕖在古代主要流行于文人之中：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唐·李商隐《无题四首》）
“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钱”（唐·张籍《春别曲》）
群葩当令时，只在花开之数日，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芙蕖则不然：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点缀绿波;及其茎叶既生，则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摇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此则在花为分内之事，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清·李渔《芙蕖》）。
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审美主要强调人通过直觉去体会自然中的美，而不进行艺术化的创作，这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所联系，古代文人也特别强调通过观察自然的景物来调整自己的心境，有花有叶才是自然界中完整的芙蕖。所以银芙蕖制作初衷可能受到文人觀念下君子情操的象征;此外，由于是唐代皇室器物，还有一种非常合理的推断是它反映对生殖繁盛的向往，莲花的植物形态体现了花卉春华秋实的生殖特征，被视为多子多福，子孙繁衍的象征物，银芙蕖上还有未开的花蕾可以视为是这一观点的佐证。
在让我们反观一下佛教的莲花，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莲花主要以花纹形式出现，已被几何艺术化处理圈，虽然也有莲花座、莲花灯出现，但凸显的均是艺术化后的花，莲花虽为佛之净土，但是净士宗在中国主要的繁盛时期是在宋朝，唐代净土宗虽有，但是并没有太大社会影响力，将银芙蕖与净土宗的莲花相联系士不恰当的，它也与佛将中凸显艺术化处理的莲花相距甚远，如果为刻意供佛打造，应该进行佛教艺术化处理，凸显莲花的花，而不是以花叶完整的自然芙蕖状态，所以法门寺地宫中的银芙蕖并不能直接的与佛教中的莲花相联系。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通过《物帐碑》与考古出土位置分析，发现银芙蕖并非专门为此次迎舍利活动特意打造的供养摆件，而是唐代最后一次迎奉舍利活动之前的地宫遗物，在地宫中确实有花供之意，但是其最初打造目标并非佛教花供之意，这对银芙蕖是自然界中有花有叶芙蕖的模拟，体现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审美，与佛教艺术化几何化处理的莲花形象与纹饰相距甚远，很可能是宫廷中对生殖繁盛的向往的体现，但是在最后一次送还舍利、整理地宫时，利用地宫留存的该对银芙蕖，进行了花供养的摆放安排。
事物的象征涵义虽有一般定则，但是针对具体情况还是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一概而论，不应提到芙蕖就直接联系到佛教的莲花，它们之间如果要建立联系需要佛教艺术化处理的过渡。由于法门寺地宫是唐代存放真身舍利的场所，所以过去对于地宫出土的遗物主要将它们与佛教相联系。
如上所论，将银芙蕖与佛教花供、佛教莲花相联系这一观本身就缺乏详细的考证，本文认为银芙蕖反映的是宫廷中对生殖繁盛的向往的体现，虽然依旧有待商榷，但是应该比佛教花供养的观点相对有所推进。今天的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唐代最后一，次迎奉法门寺舍利的活动中，皇帝与佛的关系主要是恩赐关系，大部分珍宝具有恩赐属性，而非供养属性四，这一转向将在法门寺博物馆正在筹建的新基本陈列中有所体现，凸显珍宝本身具有的唐代皇家宫廷之特点。
注释：
①（唐）金银器银芙蕖[J].西部大开发，2007（04）.
②姚国坤，程启坤，张丽颖.从法门寺出土茶器看大唐宫廷煮茶程序，法门寺博物馆论丛[M].西安：陕西三秦出版社，2008.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④王艳.古代文学作品中“莲”意象研究以先秦至唐为例进行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9.
⑤王仓西.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谈唐代衡制[J].文博，1992（01）.
⑥陈锦航：《法门寺文物中迎真身、随真身恩赐系列与舍利供养系列》，普世社会科学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722.
⑦⑧蒋赏.中国传统莲花纹饰[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08.
⑨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0陈锦航：《供养与恩赐一对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再认识》，普世社会科学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86.
11《法门寺博物馆基本陈列设计方案讨论会议纪要（2020-3-13）》，法门寺博物馆陈列研究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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