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金昌分校，甘肃 金昌 737100）

一、引言

孔子的仁学体系庞大，简易的认为就是一种具体行为为德目，高远的为人格完美的境界。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逻辑的起点是宗法等级中的血缘情爱，逻辑的展开是“爱人”，逻辑的准则是“礼”，逻辑的最终结果是对自我人格的体知与修炼，以达到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距的完美境界。笔者浅谈一些看法。

　　“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孔子把“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系统论证与阐述，才构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之后，“仁”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儒士“损益”，已经大为变化了。但“仁”的思想却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土壤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仁”系理论将主体行为理性化

既然，我们肯定，“仁”是“复礼”行为的抽象化，是“爱人”行为的抽象化，是“克己”行为的抽象化，那么，“仁”就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进入了理性领域，成为一种观念，成为道德哲学范畴。它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内容，但作为观念，本身已不是具体的感性东西了，已具有普遍和一般的理性性质。正如“物质”在哲学中的地位一样，“仁”成为孔子社会道德哲学中的“物质”；成为以血缘为基础，以自身约束为根本出发点，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途径，以恢复等级制度为目的的主体行为的总概括，总规范，成为孔子道德哲学的最大范畴和中心范畴。这是孔子的创举之一。

　　“仁”的学说又表现了一种对社会的理性态度。孔子从朝代更替的历史和礼崩乐坏的现实中汲取教训，重视融洽人与人的关系，提倡“泛爱众”，“博施于民”，取信于民，弘扬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孔子的创举之二。孔子追求的目标是“复礼”，然而，实现这一理想，不是依靠上帝的恩赐，鬼神的意志，绝对权威的命令，而是依靠主体精神世界的不断修养、完善（克己），依靠主体的外在行动（爱人），孔子从现实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任交予社会的每个成员，重视人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社会实践性，提倡人格的自我建设，这是孔子的创举之三。尽管依靠超世的绝对权威来救人救世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风行，但始终未爬上国教的宝座和统治的地位，这与孔子的“仁”系理论，重视人的因素，把人放在第一位的理性主义精神不无关系。西方世界，世风日下，私欲膨胀，尔虞我诈，家庭破裂，性欲解放，而中华民族有凝聚力，讲信修睦，推崇礼貌，家庭的相对稳定，尊老爱幼风尚的推崇，勤劳善良性格的形成，也无不与孔子“仁”系理论讲究人道，讲究人格，讲究实践的理性主义精神相联系。可以说，孔子的“仁”系伦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心理进行了最基本的塑造。

三、“仁”系理论将主体的道德系统化

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有条理、有主次、有先后的连贯整体，谓之系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将主体的道德系统化了。“仁”是孔子道德哲学的中心范畴，“克己”、“爱人”、“复礼”是“仁”的具体范畴。而作为“仁”的这些主体的行动，这些具体的范畴是相互联系的。

　　其具体的序列是：“克己”→“爱人”→“复礼”→“仁”。“克己”是“复礼”的根本出发点，“爱人”是“复礼”的重要途径，“复礼”是“克己”和“爱人”的最终目的。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大学》中所归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养以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系理论是一整套有条理、有主次、有本末、有先后、相互联系的治世之道。这是宏观。

　　微而观之，“克己”、“爱人”、“复礼”又有各自独立的理论系统。“克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体要求是不同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克己”对一个人的具体要求是“恭、宽、信、敏、惠。”（《论语》）“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同上）“爱人”也由近及远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爱”的程度有轻重薄厚，“亲亲为大”，（《中庸》）“竭其力”事父母，“致其身”而事君，“言而有信”交朋友。这是对一般人的要求，而“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在“复礼”方面，孔子亦作了高度而系统的总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仁”在政治上的等差序列的具体表现。

　　总而言之，作为“仁”的三个方面，“克己”、“爱人”、“复礼”，是各自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克己”是根本，“爱人”是途径，“复礼”是目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以“仁”为中心范畴的道德伦理系统。这是孔子的创举之四。

四、“仁”系理论将人的本质狭隘化

什么是人的本质？一般字典解释为“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新法编排新华词典》）笔者认为，这定义，只注意了人的物质创造性，忽视了人的精神意识性，没有涉及人的社会道德性。这是对人的本质的狭隘化。人的本质应该定义为，“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有意识、讲道德的高级动物。”而孔子对人的定义却走向了另一极端。孔子云：“仁者，人也。”（《中庸》）“仁”是一种道德规范，心理原则，孔子仅以此来定义人，仅仅注意了人的社会道德性，而忽视了人的物质创造性和功利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这里，孔子把人与“犬马”作了区别，人在于“敬”，不在于“养”，犬马在于“养”，不在于“敬”。其偏面性是显然易见的。如果一个人只“敬”不养，让其父母饿死，也能成其“孝”吗？人与人的关系是重要的，人的道德性固然是人的本质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人只有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才能生存，才能从事政治、宗教、教育、艺术等社会活动。正是孔子只注重人的社会道德性，而忽视人的功利性，因而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极为蔑视。樊迟请学稼学圃，竟被痛斥为“小人”，又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种轻功利，轻实业的思想致使孔子走向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极端。孔子一再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论语》）“君子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主张“安贫乐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对生活贫困的学生颜回极为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不难看出，孔子的价值尺度是道德而不是物质，只看到人的精神性、道德性，而没有看到人的物质性、功利性。这种“安贫乐道”，“何必曰利”的思想对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也许正由于此，他游说列国而穷困失败，“复礼”的理想成为肥皂泡。仅靠精神是强不了国，富不了民的。应该是物质和精神并重，让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这两个车轮一齐滚动，社会才会前进，国家才会强盛，人民才会富足。如果，现在这种只重精神，不讲经济效益，轻物质的思想仍在某些中国人的心理存留，那必然会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便是孔子“仁”系理论的副作用。

　　仁是理性的爱。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就是其“仁”的理性内涵。孔子认为爱人要从大处、高处着眼，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要求人把别人看成是同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人，将心比心，把人最天然本质的血缘亲情之爱由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最终及于全社会。这是仁爱精神的理性推演。

　　孔子继承了上古神本文化和西周时期的人本文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准，就是人要有爱心、要爱人、要关心人、尊重人，将对人的关爱和尊重提高到道德本体论的高度予以关注，这为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所以，“仁”的根本意义是爱，是爱心。

　　孔子“仁”的思想的确立，与孔子所诞生、成长的鲁国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进而，孔子通过“好古，敏以求之者”的精神《论语·述而》，饱览鲁国保存的丰富文化历史典籍，从中获得了一种极为清晰的历史感和历史眼光，同时，对殷周以来由宗教而道德的传统道德进行损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仁”系理论思想，并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践行方式，一生致力于这种以共同的，一般人的“人”，为根源的统一基础的“仁”精神。最终他创建的“仁”的这种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

　　孔子的“仁”系理论博大精深，笔者挖掘也许限于皮毛，但有一点自己试图坚持，那就是实事求是。对于孔子的“仁”，历来众说纷纭，有全非的恶化，有全是的美化，也有美多于恶的三七开，也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我的态度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否做到这一点，敬请方家赐教。